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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表层面剥开，可能母亲的强悍及叛逆性影响了我，使我不愿意
轻易接受现实的摆布。
戴：这又激发了我的另一个疑问，假设当初你用胡美丽或王阿香的名
字发表社会评论，读者又知道你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你想，文章发表出来产
生的效果会是一样吗？龙：当初我的社会批评，不仅引起一般民众的共鸣，
而且也受到知识界的肯定。如果像你讲的这种情形，我想一开始就会受排斥，
所以，从《野火集》可以看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社会所流露的心
态是，只有男人可以写知性的文章，只有男人有见解，结果事实证明这种认
定是一种成见。
戴：像你这类作家的出现，在扭转男女角色分化的刻板印象上，也起
了一种教育的作用。
龙：但是，到现在为止，这种对男女性别刻板印象的偏差还存在。既
然《野火集》的作者是女的，他们就想，这种女人一定声音极大，人极凶，
极不可爱的半女人，总之，谈论多半是负面的。
而写这类文章的若是男性，他们就认为这个男人很有见解，成熟、有
勇气？ 。戴：这次你差点因不能解决托儿问题而来不成新加坡，就你认为政
府及企业应在这方面尽什么样的责任来协助妇女参与社会事务？龙：我觉得
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就是提供妇女有选择的机会。想工作的妇女，政府和企业
有完善的托儿制度及设备。使妇女能在毫无后顾之忧的情形下工作；想留在
家里专心育儿的妇女，也有不出外工作的自由，而社会不致于歧视她没有外
出工作的能力。社会必须了解，持家育儿是一个价值很高的真正的“工作”。
戴：这次你的讲题是“作家的使命感”，就这点你有何观察？龙：我想
没有人有资格或权力告诉作家应该有这个那个使命感。不过，我觉得一个越
不健康，越不正常，制度越不合理的社会，作家的使命感就越强；在一些已
经开放自由的民主社会中，所有的轮子都运转得很顺畅，作家的使命感就不
强烈。
戴：文学的理想是能把人从政治、种族、宗教种种的偏见与仇恨中提
升出来，至少在文学的领域里，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但是文学有时又不
能避免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原因何在？龙：文学和政治“结合”是与当时的
文化社会背景脱不了节的。我就以东、西德为例：柏林围墙倒下来之前的东
德，是一个比较压抑的社会。没有新闻自由，没有代议政治，也就是说人们
没有他自己的喉舌，人民只有投奔作家，找代言人。而作家的创作主题不容
易脱离政治的现实，读者与作者间也似乎有种完美的默契。东德读者很擅长
读作家作品中的言外之意。东德作家像是走钢索的艺人，他小心地在表演，
然后在步步危机中寻求平衡。他需要很高的文字技巧，他不能因为文字跌下
来而摔死。读者像是看着高空表演的知音，他们仰头寻找那个作家故意踏空
一步，然后在最适切的时候，发出最大的赞叹和惊讶！
戴：现在柏林围墙倒了，作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否也变了？龙：
在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人民已不需要代言人，他们已找到自己的声音。人
们只有在他真正需要文学慰藉的时候才会去找寻文学，但这种时候并不多。
以西德为例：西德的作家多作品多，一个作品出来，好像一个小水滴
掉进大海里，连声都没，更不要说泡沫。作家创作的主题逐渐走入内宇宙的
世界，读者成了社会的少数人。
戴：最后我想请问：作家是否应具有使命感？龙：当然使命感可以成
为作家主要创作的泉源。《野火集》本身就是由使命感所点燃的。但是我站
在文学评论者的立场，并不赞成将使命感做成一个唯一的文学艺术的衡量尺
度。
我们让有使命的作家去拥抱人民，让没有使命感的作家去拥抱自己，
各尽所能，各给所有，各取所需，文学社会自然而然会是一个蓬勃的文学社
会。
我相信，一个困苦、压抑的社会对有使命感的作家反而是最好的环境，
但是，追根究底，文学有一个最爱，它的名字叫做“自由”。
— —原载马来西亚《中国报》
为你的同胞多写一点肺腑之言
柏杨三十年前，便有人呼吁：台湾需要严正的文学批评！而且也曾有
人看上了我，要我写一点书评。我当时就誓死不从，盖中国人的自卑感奇重，
什么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批评，一旦被批评，立刻血海深仇。而且“人”
和“事”也分不清楚，明明只批评他的创作，他却连自己也塞了进去。所以，
我虽然也知道文学批评重要，却绝对不肯提笔上阵。老鼠虽然知道给猫脖子
上挂铜铃重要，那可能救大家的命，但谁也不敢去挂。于是书评的专集虽然
出了很多，可是千篇一律全是马屁工。好容易熬到三十年后，一本严正的文
学批评，终于问世，那就是龙应台女士写的《龙应台评小说》。她是第一位
用文学的观点，来检查台湾小说创作的作家，坦率正直，毫无顾忌。结果，
场景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面招来好评如风，一方面也招来破口大骂。举一个
例子来说明，她曾指出无名氏先生的小说：“冗长罗嗦得令人疲倦！”“除了
滥情外，一无所有。只是一个爱情公式加上昏了头的呓语和咖啡屋里的故作
深沉。”无名氏先生的反击可是森林式的，他发表在他老弟主编的“展望杂
志”上，为自己盖世名著声嘶力竭地辩护后，还画龙点睛地攻击她性冷感。
然而，文学批评招来的反击，比起社会批评招来的反击，又轻得多。
前者不过想象她性冷感，后者可是想要她的命，龙应台的《野火集》出版后，
以《青年日报》，《台湾日报》两家军方报纸为首的毒箭，密如雨下。王家元
先生说了一句“二居心型”的磨刀霍霍开场白：“批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批评者是怀着何种心态来从事批评。”这就有点不妙，因为杀手的“自由心
证”就要出笼。李正寰先生还把台湾当作他被窝里的私产，警告龙应台女士，
如果不满意，“为什么待在这里！”又认为杀江南不过小事一桩，他问龙应台
女士：“你可知道美国有多少总统是被人暗杀的？”龙应台女士当然不知道，
因为她好像从没有干过这种勾当。余怀麟先生却直截了当地指龙应台是“假
洋鬼子”“二毛子心理”，而且断言，如果龙应台到她的“祖国”去做“良民”：
“我敢保证，连个屁也不敢放！”打手终究是打手，所以“屁”是他们的特
质，在飞帽之余，粗野下流的举动，忍不住爆发。
以上的场景，呈献出的是一个古老的现象：攻击龙应台女士的人，很
少讨论事实，而只一味地作情绪性的人身辱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死不认错，第一：我根本没错。一旦被逼得紧啦，把证据挂到鼻子上，第
二步的行动则是：老羞成怒。
不过，到底是时代不同，人心大变。我于本年（一九八六）上半年忽
然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禁止出国期间，有一天，龙应台女士拨电话给我，五
分钟的电话，竟中断了四五次，她大惊问：“有没有录音？”然后叹息：“我
到现在才知道他们的利害。”其实，不准出国以及搞搞电话，不过是小动作，
我可是见过大世面，碰上过大动作的。所以龙应台女士应该开心才对，虽然
被鲨鱼群咬得遍体鳞伤，但距大动作还有十万八千里。看完一些老羞成怒的
纪录片，我还是为龙应台女士祝福，无论如何，趁着这个没有大动作的黄金
排档，再为你的同胞多写一点肺腑之言。这个将被鲨鱼群、马屁精、颟顸头
葬送的地区，需要你跟其他几位有爱心的人，如孙观汉先生、马森先生、杨
青矗先生一样，伸手拯救。
缘
马森我交朋友，全凭一个缘字。
跟应台的交往，也是起于一种缘分。
生于同一个时代，又有幸在某一个空间相遇，自然是一种缘。然而时
地的缘具备了以后，如双方有一方觉得对方面目可憎，言谈无味，仍然无法
成为朋友。有人说决定人间善感或恶感的是人体所含有的化学成分，另一说
则是由于人体所发射的电波或磁力。
我没有能力做这种科学性的分析，所依赖的不过是一种不由己的主观
印象罢了。我常常第一眼就可以从对方的眼眸中直觉到是否是一个可能的朋
友。如果对方射出的眼光是冷漠排拒的，就已经表示了他没有跟你接交的意
愿。如果对方的眼光是讽讥嘲弄的，大概表示他把你看成了某一种形态的怪
物，你又何必去自讨无趣呢？要是对方的眼光一接触到你的，就像有一袭帘
幕似地刷地拉了下来，使你无法透视他眼光后面的心思，这表示他不是对你
具有戒心，就是城府极深，这样的征象不能不使你格外小心。如果对方的眼
光在热切中含有阿谀的神采，则很可能他看中了你具有某种可资利用的价
值。当你具有的这种价值消失的时候，他还愿意做你的朋友吗？就很难说了！
应台的眼光给我的感觉却是坦荡亲切的。她思维缜密，却不具城府；
她词锋犀利，并不含恶意。她对朋友有弹有赞，正是一个诤友和挚友所应具
备的条件。
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是在“浓来”周浩正邀请的一次晚餐席上。那时候
浩正还正在编《新书月刊》。他说最近有一位在《新书月刊》上撰写书评的
作者十分了得，一定要介绍我们认识。并说那位作者已经写好了一篇评《夜
游》的文章，预备下期发表，不过发表以前碍难给我事先过目。当然我并不
曾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是他害怕我欠缺久候的耐心，故意这样说来堵我的
嘴的。
那晚应台跟她的夫婿伯恩一同出席。在座的还有也是初次见面的席慕
蓉。慕蓉也是那种慧而不黠，言谈爽直的性情中人，使人觉得一见如故。那
晚在座的有作者、有编者、有专门挑眼的文评者，说起来颇有针锋相对之势，
但事实上交谈却十分融洽、投机。
应台评《夜游》的文章发表以后，我觉得她读得十分仔细，评得很有
章法，对文学的鉴赏力和洞察力均属上乘。她挑眼剔刺之处，常常发作者之
未见，使作者获益匪浅。
当然我们也有不尽同意之处，但那只是普通两个个人在观点或口味上
应有的歧异，不足为怪。为了感谢她的批评，我特意约她在罗斯福路一家牛
排馆便餐。那晚谈了些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因为也有伊夫在座，大概多半
谈了些美加两国的生活吧！
之后，她又写了一篇评《孤绝》的书评。先投给《中国时报？人间》，
遭到退稿。
以为《孤绝》是联经出版的，不能上时报的副刊，良有以也。后又寄
给《联副》，同样遭到退稿。两报的副刊编辑都是我的朋友，没有理由因为
原作者而退稿。应台书评的水准，有目共睹，当然也不是因为文评本身的问
题。那么问题何在呢？原来台湾副刊的原则是不登书评的，深怕一旦破例，
捧场、攻讦的文字潮涌而来，编者就难以应付了。这跟西方专刊书评的报纸
副刊很为不同，可见我们素缺客观评论的习惯和训练，才会使编者如此戒惧，
以致剥夺了报纸副刊读者读书评、文评的权利。
那篇评《孤绝》的书评，最后还是在《新书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