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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张爱玲是喜欢这个弟弟的，会在他腮上亲一口，把他当成一个小玩意儿。
后来张爱玲的父母离婚，张爱玲上了寄宿中学，放假回来就听众人讲述弟弟的种种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而眼前这个弟弟确实看上去很不成材，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许多不入流的连环画来看，人倒是变得高而瘦，可是因为前面的种种，这“高而瘦”非但不是优点，反而使他更不可原谅了。
张爱玲比谁都气愤，激烈地诋毁他，家里的那些人，又都倒过来劝她了。也许，他们原本不觉得他有多恶劣，他确实不够好，但他们所以要说他，不过是没话找话。张干的错觉早就被打破，张子静在家中的地位江河日下。多少年前，母亲出国留学，姨太太扭扭搭搭地进了门，她看张子静不顺眼，一力抬举张爱玲，固然是因为将张子静视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她一定认为自己将来也会生出儿子来吧—但如果父亲对张子静的态度足够好，这善于看人下菜碟的堂子里出来的女人，起码在一开始，是会假以辞色的。
现在，继母孙用蕃也看出来这一点：张志沂看重张爱玲，张爱玲也像贾探春一般自重，招惹她很可能把自己弄得下不了台，还是施以怀柔之道加以笼络比较好。对于张子静，就不用那么客气了。
张爱玲说孙用蕃折磨他，具体情形不得而知，她说了一个事例：在饭桌上，张志沂为了一点儿小事，打了张子静一个嘴巴，张爱玲大震，眼泪落下，孙用蕃笑了起来，说，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
张爱玲丢下碗冲到浴室里，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眼泪滔滔地流下来，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她自己都觉得像电影里的特写，而我更觉得，这夸张的表情，有一半是因为她还没有跳出那个爱好罗曼蒂克的时期。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皮球从窗外蹦进来，弹到玻璃镜子上，原来是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早就忘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张爱玲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张爱玲到她母亲那里去—黄素琼刚从国外回来，张爱玲发愿，要“拯救”这个弟弟，哭着说要送他去学骑马，也许觉得这样能让弟弟培养一点儿男子气概。她母亲都笑了，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缺乏营养，张子静的牙齿尖而泛绿，黄素琼担心儿子肺部有问题，叫他去医院照X光，他也逃掉。张爱玲和她母亲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放弃他的，但是她们的计划太高远，他纵然想追，也力不从心。
他只能是讲点儿家族故事给张爱玲听，一惊一乍地，因为姐姐在学校没有听闻，他便有了独家发布的优越感。他装作老辣或者恬淡来塑造形象，羡慕那些升官发财的人，在作废的支票上练习签名。他的内心并不像他外表那样平静，他希望能有一种方式，让人注意到自己。
不久张爱玲和父亲、继母彻底闹翻，起因是她在母亲那里住了一晚而没有告诉继母，继母发飙，父亲将她囚禁于两间相通的空房里。有一天张爱玲到其中一间她不常去的房间里，看见桌上有笔墨纸砚，还有一个纸团，打开来是她弟弟的笔迹，写着：“二哥如晤：日前走访不遇，怅怅。家姊事想有所闻。家门之玷，殊觉痛心。”
张爱玲暗暗吃惊：这是什么话？家门之玷，指的是张爱玲那一夜未归，她继母是以这个名义发作，但也只是恨张爱玲对自己不敬，经她弟弟这么一说，仿佛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张爱玲气愤到麻木，只能在心里找了别的名目来怪他：“念到《书经》了，念通了没有，措辞这样不知轻重。”她自己也知道这种责怪也是官腔。
张子静难道真的以为她做了什么？怕不见得，他父亲和继母都没有这样想，他一个小孩子家，怎么可能更高瞻远瞩，看透他姐姐的“不轨”？他只是故意要骇人听闻，因为他的存在感太微弱，要是能有点儿惊天动地的事讲给人听，也许人家就能高看他一眼。
张爱玲讲述这段生活的散文《私语》里没提到这个细节，到底是有点儿不忍吧，知道她弟弟看得到。许多年后，她写进了《小团圆》里，不再给自己，以及她的被写体们留余地。
还回到那时节，张爱玲最终找了个空隙逃出来，搬到母亲那里。夏天里张子静也来了，带着一只报纸包的篮球鞋，说他也不回去了，一双大眼睛“吧达吧达”地望着母亲，潮湿地沉重地眨动着，是这样的无助。但他的母亲是一个理性的人，不可能像无数有热情而没有头脑的母亲那样，把儿子搂在怀中—死也死在一起，这是一句多么愚蠢的话。
黄素琼很有耐心地解释给他听，说自己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育费用，这个名额已经被他姐姐占据。张子静哭了，张爱玲也哭了，但我还是怀疑母亲给张爱玲活生生地上了一课，让她学会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保持理性而不是动用激情。
张子静回到了父亲的家，有很多年他一直在父亲家中，张爱玲在小说《茉莉香片》里虚拟过他的生活状态，把他描写成一个阴郁懦弱到有点变态的人，精神上的残废。张子静晚年时将张爱玲小说中人与现实人物一一对号入座，唯独对这篇小说不置一语，他大概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描述。
而我感觉张子静没有这么惨，也没有这么狼狈，“阴郁”“变态”还是一种挣扎，徒劳无益，只会伤到自己。这些年来，张子静早就找到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装作对自己的处境全不知情。这种“糊涂”是他的一件雨衣，替他挡过父亲、继母的伤害，他还经常穿着它来到姑姑家，像一只小狗，凑近不属于它的壁炉，为了那一点温暖，不在乎头上的唾沫和白眼。
姑姑不喜欢张子静，尽管她曾经衣不解带照顾生病的他，尽管他那“吧达吧达”的眼神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但那点感情早已在岁月中消磨掉，现在的她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完美主义者，她不肯对自己装善良。张子静深知这一点：“她认为我一直在父亲和后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们影响较深……因此对我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和距离。”
有次张子静去看张爱玲，聊得长了点，不觉已到晚饭时间，姑姑对他说：“你如果要在这里吃饭，一定要和我们先讲好，吃多少米的饭，吃哪些菜，我们才能准备好。像现在这样没有准备就不能留你吃饭。”张子静慌忙告辞，姑姑虽然在英国留学，但这做派，倒是一种德国式的刻板。
张爱玲对张子静的态度有点特别，她有时对他也不耐烦，经常“排揎”他。张子静跟一帮朋友办了份杂志跟她约稿，这位姐姐居然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不能给你们这种不出名的杂志写稿，坏我自己的名声。但是，另一方面，她也不是不愿意跟他聊天的，电影、文学、写作技巧……她说积攒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地留心人们的谈话，并把它记到本子上，而想要提高中英文写作能力，可以把自己的一篇习作由中文翻译成英文，再由英文翻译成中文，如是几遍，必然大有裨益。
张子静似乎从没有从事写作的抱负，张爱玲跟他说这些，与其说是指导弟弟，不如说是她需要有个听众，毕竟，写作之外还有生活，而她的生活太寂寞了。投奔母亲之后，她发现了她和母亲在感情上是有距离的；姑姑则既不喜欢文人，也不喜欢谈论文学；炎樱颇有灵性，但中文程度太浅。唯有这个弟弟，虽然有点颓废，有点不思进取，但是他听得懂她的话，有耐心听她说话，她在他面前是放松的。所以，在她成名之前，她经常这样带着一点点居高临下的口气，和他谈天说地。
有时，张子静也和她说点儿父亲和继母之间的事，她只是安静地听，从不说什么，但这静听的姿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怂恿，她对那边的事，不是不感兴趣。
张子静跟张爱玲说起父亲的窘境，让张爱玲震动，张子静说，父亲把房子抵押出去，抵押到期也不去赎，收到通知信就往抽屉里一搁。“娘告诉我的。娘都气死了。”
这个“娘”指的是继母孙用蕃。言下之意，孙氏更会理家。张爱玲提出质疑：“娘也许是气他不把东西落在她手里。”她弟弟急了。“不是，你不知道，娘好！是二叔，（张爱玲算是被过继给伯父的，喊她父亲二叔，张子静也跟着喊），自己又不管，全都是这样糟掉了。倒是娘明白。”
张爱玲觉得，张子静爱这个曾经虐待过他的继母。
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爱上虐待自己的人。好吧，就算她曾经虐待，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重视，比起漠视远离自己的骨肉血亲，也许倒是她，待他像个至亲。而且，随着他长大成人，她对他也该有所改变，毕竟她自己没有生育。再者，在大家族里长大的她，既有敷衍的能力，也有敷衍的需求，在夫妻俩互相敷衍之余，她但凡稍有余力，敷衍张子静一下，于他，就是难得的温暖。
张爱玲成名之后，张子静再去看张爱玲，十次有九次是见不到她的，张爱玲骤然忙了很多，后来又有了更好的听众胡兰成。出于过往亲情，见面时，张爱玲还是会很放松地跟他聊天，比如说起有人追求自己，以及自己不会跳舞等，但只要话题停止，他们又重归于淡漠。
这里面，有前面说过的，她弟弟的那封近乎“落井下石”的信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张爱玲从父亲家出走之后，更看清了这世间的人情冷暖。
张爱玲的表妹曾说张爱玲又热情又孤独，热情来自天性，孤独源于多思。从父亲那儿逃出来，她孤注一掷地跟了母亲，许多年来，母亲在她心中都是个富有感情的形象，她以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她，有这个印象在前，她不免按照这个印象行事，结果却令她错愕。
比如说，一开始，她跟母亲要零花钱，自以为是一件亲切有味的事情，母亲这方面的感觉却与她大相径庭。前面说了，母亲对她的投奔，并不是欣然接受，黄素琼就那几箱子古董，她所干的营生不赚钱，跟坐吃山空也差不多。她是一个敏感的情绪化的女人，原本就是咬着牙为张爱玲做牺牲，看这个女儿笨笨地毫无长进不说，还三天两头带着愚蠢的自说自话的孜孜然的表情来找她要零花钱，不由得烦躁起来。“（我）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同时毁掉的，还有少女张爱玲对于这绝对光明的世界的毫无保留的信任，这使她从此充满了警惕。所以她在和弟弟打交道时，会有意无意地保持距离，不刻意扮演自己力不能及的形象。既然这世上，没有哪一种爱不是百孔千疮的，何必离得太近，让彼此都穷形尽相。
母亲给她带来的是幻灭，姑姑对她的影响是真实，姑姑说话做事，永远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不会表演和蔼，也不假装亲切，你可以说她不矫情，但不矫情，有时也会显得没弹性，少了几分人情味。
虽然父亲反对张子静到学校里，后来还是送他上了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张爱玲也在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