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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得失”，要大臣们将国家优劣现状真实地反映给他，他接纳臣下忠谏，在位七年，从未杀过一个谏官。
李嗣源对民生尤其关心。他曾下令天下诸道均平民间田税，准许民间自铸农具或杂件（唐末和后梁是禁止民间铸造的），还开放酒禁，许百姓造酒。这样，就等于取消了国家对盐铁业和造酒业的专营垄断。这是汉代以来儒学倡导的一种经济模式，相当于放开了民营经济。在“崇本抑末”“与民争利”相沿成习的国家惯性中，李嗣源做了一次不俗的努力。此事在中国历来经济展开中，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案例，但还很少看到经济史学家瞩目于这类案例。
他到民间视察时，有一次看到田间有农民父子三人挽犁耕田，因为这一家人太贫困，没有耕牛。于是，他做出了特殊的安抚。史称“帝悯之，赐耕牛三头”。又有一次，他到龙门（今河南洛阳）视察，看民夫修伊水的石堰，很辛苦，就颁赏给了民夫酒食。几天后，有关部门上奏说：“这些民夫的服役期十五日已满，但活儿还没有干完，请延长五天。”李嗣源回答：“现在天寒，不宜延时；更不可以失信于民。”于是，宁肯留下“烂尾工程”，徭役中止。这正是孔夫子“民无信不立”的儒学思想治理模式。历朝历代能做到这一步的帝王也不多见。
但他有一个政治“败笔”，这事与后来的西夏有关。
“定难军”暗藏隐患
大宋帝国享国319年，西夏是仅次于蒙元、金人和契丹的地缘之敌。它困扰了北宋几十年，消耗了北宋大部元气。而这事的肇始，在李嗣源。
李嗣源时，定难节度使（治所在陕西靖边）党项族人李仁福去世。不久，定难军的将士拥立李仁福的儿子李彝超为“留后”，也即在朝廷正式诏命之前，暂时代理定难军的节度使。
所谓“定难”，是唐代在西北边境设置的要塞。要塞称为“军”，定难军、天雄军、天平军等等，都是临时设置的军事要塞。大一点的军事要塞也即战区，辖境可达数十州，史称“藩镇”。镇守这些藩镇也即军事要塞的将军，一般要由朝廷授权，授予节钺，故称之为“节度使”。节度使与刺史、防御使、观察使、团练使意思相近，但只有节度使是被授予节钺的，权力或荣誉要大于刺史等。定难军很长时间里由党项人控制，但接受朝廷节制。
唐代以来的节度使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个特点，唐以来的节度使，本来是军职，是藩帅，但久而久之，这些藩帅们也同时掌管了辖境内的政府事务，司法、财务、教育等，统归于藩镇大权之下。故节度使，事实上是军政两吃的地方大员。这样的节度使，全国有十几个“合法”的；不合法的就更多。他们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兼省军区司令。
第二个特点，大部分节度使，在镇守地方较长时间后，获得了“独立王国”的优势。这个优势，让他们将“节度”的战区辖境看成是自己独立管辖的“汤沐邑”，也即经济收入的领地，他人不得染指。至于是否给朝廷缴纳赋税、缴纳多少，那已经完全是个“良心活儿”了。因此，大部分节度使不愿意接受朝廷“节制”，政令由自己颁发；即使接受朝廷政令，也要看看是否损害战区辖境的根本利益；一旦违背利益，就拒绝接受。
第三个特点，节度使往往世袭；或藩帅没世之前，将这个军事要塞按照自己的心愿交给某人，事后到朝廷备案即可。继任者一般都是先自称“留后”，而后报给朝廷，朝廷一般也会下达一个诏书，正式委任这位“留后”为新一任节度使。朝廷无可奈何，只能答应。不答应，那就要出事。
唐代管理西北，将今天属于陕西绥德北部、甘肃东部、内蒙古南部等地，设置为“定难军”，五代因袭了这个称谓，也称“夏州”。这块地方，名义上一直受大唐、五代“节制”，但到了大宋真宗朝以后，渐渐独立，史上有了“西夏国”，与大宋分庭抗礼。
李嗣源刚刚任命了一位叫孟知祥的枭雄出任四川方向的节度使，并封他为蜀王。这事成为以后巴蜀割据的伏笔，一直要等到赵匡胤来收复。
同时，李嗣源接到了夏州的消息。李仁福之后的李彝超，这位“留后”，让李嗣源不安。
平“夏州”无功而返
在此之前，已经有传闻，说李仁福暗中与契丹勾结。如果李仁福与契丹联合一气，那就有可能对后唐西北边境造成无法测度的危害。河西（黄河之西）如果落入契丹之手，就会危及关中；关中落入契丹之手，就会危及中原……那可不能掉以轻心。
李嗣源做出了一个决定：任命李彝超为彰武（今属陕西延安）留后，调迁彰武节度使安从进为定难军留后。这意思就是要李彝超“移镇”，离开原来的藩镇，换个地方。移镇，乃是剥夺藩镇大权的谋略，李嗣源也知道这活儿不好干，李彝超未必答应，又命令附近的静塞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宣化）药彦稠，带兵五万，护送安从进从延安到夏州去上任。李嗣源当时的态度相当强硬，为此，他甚至给夏州附近诸州传达了一份文告，大意说：夏州地处贫穷边远地区，李彝超还年轻，不能抵御外敌入侵，所以让他往内地里面迁移一点，去延安。如果服从，就会享用富贵，如果不服从，那就有灭族之祸。
他以为这样可震慑年轻的李彝超。
不料李彝超上表称：我是想尊奉旨意去延安，但被军士拥戴挽留，走不了啊！
李嗣源闻言后，还带着希望，派了使者去督促他赶紧离开夏州。
李彝超不仅不“奉诏”，还派遣他的哥哥屯驻夏州的南部边界，一面聚集辖境内的党项、胡人诸部，准备战斗。
药彦稠等人进驻夏州边境地区后，李彝超就派出了党项兵来抄掠官军的辎重和攻城器械。官军受挫，退守数十里。安从进知道李彝超已经不可能听从朝廷节制，如此局面，只有战争解决。于是他与药彦稠调整部署后，开始准备攻城。
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夏州城上燃起了烽火，这是召唤远处救兵的信号。四周各路胡兵看到夏州烽火后，有数千人驰奔而至。安从进令先锋大将将这一伙援兵击溃。
安从进开始攻打夏州。
但他没有料到，夏州的城垣是过去那位有名的赫连勃勃大王所修筑，坚固得铁石一般，任凭斫凿，都不能使它破毁。
赫连勃勃是四百多年前，十六国时期的胡夏国建立者。夏州曾为其属地。当初他费尽心血建筑了这座西北大城。安从进等人用种种办法试图摧毁城垣一角，都不可能。下挖地道，准备进城，但不料城垣地基也极为坚固，根本挖不动。这时候党项人的四万多骑兵又在四野流动，飘忽而来，飘忽而去，专以劫掠为目的。官军试图长久扎营、屯垦、放牧，解决军粮问题，也不可能。而官军的人吃马喂，全靠关中输运，但从关中到夏州，山路艰险狭隘，关中百姓运输一斗米、一捆柴过来，要费钱数贯，就这样还很难搞到粮草，因为关中民间已经困竭，无力供应。药彦稠的五万大军，按一人一天用大米一斤计算，一天就要五万斤，仗打了三个多月，算算就知道，这是个巨大的数字。旷日持久，很可怕，随时都会面临粮草不继的危局。
但夏州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困守的一百多天里，城中粮草也渐渐空虚。李彝超权衡利弊，有一天走上城楼对安从进喊话，表示：“我夏州很贫穷，没有啥财宝积蓄可以对朝廷进贡，也很难输送租赋。但是因为我的祖父、父亲世代据守此地，我李彝超还不想把它丢掉。这样一个小小的孤城，你们即使攻克它，也不足以向世人宣扬威武，何必如此麻烦国家劳师远征呢？请您上表报告朝廷，如果朝廷允许我们改过自新，那时，再派遣我们去征伐其他地方，我们愿意去打先锋。”
李嗣源得到消息，感觉到了夏州不是个善茬子，想想又奈何它不得，于是下令安从进返回原驻地。
“西夏国”成百年大患
而明宗李嗣源即位多年没有用兵，一朝用兵，又无功而返，军士中就有了流言。李嗣源害怕，他知道将士们血脉贲张的“阴谋拥戴”，知道那风景的野蛮。于是下令按等级优厚赏赐京师的禁军，以此安抚将士。但这一番赏赐没有啥正当理由，让将士们一下子就摸到了主上软弱的命脉，史称“士卒由是益骄”，将士们从此以后更加骄横。
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匡胤也要面临这个局面。
西夏的历史从大唐之初就已经现出端倪。这一支党项人，本来属于羌族，多年与吐蕃征战。唐玄宗时曾救助过他们。安史之乱后，被唐人安置在原来赫连勃勃的所在地“大夏”，又称“平夏”。唐僖宗时其首领被封为节度使，正式归大唐节制。唐末大乱时，各地胡人都有侵害中原的举动，但党项人的夏州没有动，从来没有成为大唐的边患，当然，也没有什么襄助大唐的军功。几代人之后，到了李仁福、李彝超，还可以用大唐、后梁时期的“羁縻”政策安抚夏州，但李嗣源轻率地用兵了。
后来得到消息，是李仁福害怕朝廷调动他的人马，便造谣说要联合契丹，互为支援，其实并没有与契丹订立什么同盟。虚张声势中，反而让朝廷来征剿，但征剿中，又恰恰让夏州人看到了朝廷的虚实：原来不过尔尔！从此以后，夏州对朝廷反而更加疏远，只要有人叛变中原，夏州就想法与之勾结，以此来要挟中原朝廷。中原只要听到夏州联络叛军的消息，就赶紧贿赂夏州，安抚夏州。此后，夏州用这个手段得到了中原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但李彝超的弟弟李彝殷是个例外。
李嗣源征伐夏州之后，李彝超为了讨好朝廷，还专门上了一封表彰，表示谢罪，但期望朝廷能给他们一个说法，那意思就是，讨伐我夏州不对，我李彝超无罪。一边是“谢罪”，一边又要求朝廷给他平反，说他“无罪”。但还没有等到朝廷答复，他就在病重后死去，他的兄弟李彝殷被拥戴为定难节度使。
李彝殷一直忠于中原朝廷，还协助后晋打过契丹。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李彝超跟朝廷这一场攻防战，大大提高了李氏家族在党项诸部中的威望。他们在夏州，经由种种传说，成为半人半神般的人物。党项人势力大增，割据中的辖境也越来越稳固。乃至于赵匡胤践祚后，削夺藩镇兵权，但也无法撼动夏州人世袭制度，只能“许之世袭”，循此逻辑，夏州，经由几代人的时间，一直成长为大宋时期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国。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对此评论道：银川、夏州之乱，一直到大宋末年，动用了天下之力，始终被动受困，为西北一隅所牵制，最后导致女真金王朝南下灭亡北宋。这个祸害，就是从李彝超抗拒朝廷命令开始的。
船山先生分析，为何像李彝超这样一个土地辖境不大，也没有什么战胜攻取威力的小小节度使，居然敢对抗天朝，又能自我稳固呢？
他认为这里主要的原因还是天朝作为乱世朝廷，一会儿兴一会儿废，让夏州这样的边境藩镇无所依附，而中原又不断地出现叛臣。这些叛臣也都来贿赂夏州，作为扩大自己势力的一个棋子。而夏州则正好利用这些贿赂，不用动用自家库存，就做了修缮城郭、整治甲胄、豢养士卒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