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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彼得回家时，我们转移地盘到了起居室，温蒂试着解下我的单肩小背包，没注意到背包是用一条横过胸口的系带给扣住的。她很惊讶那背包如此之重，也诧异我为何这么不愿意把它解下。我稍作让步，把胸前的扣环解开，并将背包紧挨着我放在沙发上——但就算我现在背出门的是个厨房水槽，我想她也会保持礼貌地什么都没问。我在她眼中显然是个谜，因为不管她脑中想像的狂热之徒是什么样子，那都不会是我。
她放下话筒，微微皱眉。我暗自猜想她是否得常常一肩挑起守护家园的责任。
如果角色互换，彼得是否肯如此配合？我的表情泄露的一定比我自知的多。
“他是不是让你失望了，亲爱的？”她打破沉默。
“没有，”我向她保证，“我来是想谈谈安妮在葛兰姆路的那些邻居，我想你知道得可能会更多。”
她用了然一切的眼神盯着我看。“我是说过去，”她温和地说，“以前他是不是曾让你失望过？”
“某方面来说是的。”我说，为了避开她的眼神，我故意环顾室内。“他说我歇斯底里，但是我没有。”温蒂显然喜欢收集瓷像，房里几乎全摆满了。壁炉上有一排精美的白色德累斯顿仕女像，墙上的小玻璃柜里则放着小小的手绘瓷鸟。照片是她热爱的另一项东西，家人的照片到处可见，墙上还有一张放大的快照，是七个笑脸盈盈的小孩。“他们是谁？”我问，朝照片的方向点点头。
她没有抗议我突然换了话题。“我的孙子。那是少有的一刻，他们全都露出最好看的样子。”她轻轻笑着。“通常都会有个人摆张臭脸。”
“是谁照的？”
“我。”
“照得好极了，”我说的是真话，“别当什么牧师了，你应该当专业摄影师才对。”
“我有段时间就是……呃，半专业的。我以前常在圣马克教堂拍婚礼照，特别是帮那些手头拮据的新人拍。”她拉开壁炉旁的书桌抽屉，拿出一本厚厚鼓起的相簿。“我想你或许会有兴趣。这里应该可以找到安妮的大部分邻居。”
她把相簿递给我，我翻阅着圣马克教堂的婚礼、洗礼、葬礼和节日宴会的照片。
７０年代的那些照片让我发笑，服装样式实在太落伍了——男人穿着喇叭裤西装、有褶边的衬衫，戴着刻有姓名的粗大手环；女人顶个蓬蓬头，穿着腰线在胸口的洋装和露脚跟的鞋子。甚至有一张我在安妮葬礼上的照片，２４岁，不自在到了极点，全新的及地黑大衣不甚合身，让我看起来像是捡拾别人衣服的孤儿。我认出的面孔很少，因为这些人并非全都跟我同一个时期，但有些人我还记得。
“你为什么拍了这么多？”我问温蒂。“不可能所有的照片都拿得到钱吧。”
“我想以后的人看了应该会觉得很有意思，”她说，“我原先是想把照片贴在教区的登记簿上，这样如果有人来查家族信息时，除了文字记录外还可看到图像。”
她笑了。“那不是个很好的主意。要把照片跟文字一一对在一起要花很多时间，很快我就穷于应付了。后来我只是为了好玩才继续拍。”
她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好玩，我想着，逐渐对她有好感。我甚至开始想，也许我也可以为我正在做的事情找同样的借口。如果我说我查问安妮之死是因为无聊，有人会接受吗？我伸手指着一张全家福照。“查尔斯一家，”我说，“他们住在我们隔壁的三号。”
温蒂过来和我并肩坐在沙发上。“保罗和茱莉亚，还有两个小孩，名字我记不得了。彼得替其中一个小孩施洗，整个仪式上她都大哭个不停。这些是当时拍的。”
“是珍妮佛。”我告诉她。“她以前总是整夜啼哭。有次我们实在受不了，萨姆决定到隔壁抗议。不料精疲力竭的茱莉亚应门时就哭出来了，萨姆不忍心那么做。
后来我们就开始戴起耳塞。珍妮佛现在差不多２４岁，在多伦多当律师。他们全家人是１９８０年移民到加拿大的。“
“老天！你真的是消息灵通。”
“这男人很眼熟。”我说着指向另一张照片。
“德瑞克？史雷特，”她告诉我，“他是个禽兽……喝醉了就打老婆和小孩。
那可怜的女人总是躲到我们家来，因为她很怕他。“她翻过一页，指着抱个学步小娃娃的深色头发女人。”就是她……莫琳？史雷特。她跟他生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每个都曾遭到殴打。德瑞克经常被捕……通常是因为酒后滋事……不过我想也有一两件偷窃罪。“她一只手指按在小娃娃的脸上。”德瑞克一定坐了一段时间的牢，因为这个小家伙比另外三个要小很多岁。就我所知，莫琳仍然住在葛兰姆路，但天知道德瑞克上哪去了。他们家在１９７９或１９８０年大闹了一场，他的大儿子终于鼓起勇气拿起球棒喝令他离开。“
“那是艾伦吧？”
“是的。你认识他？”
“我教过他一年英文……高高壮壮的孩子，手掌像晚餐盘那么大。他们住在那排连栋房屋的尾端，就在安妮隔壁。３２号。你有没有艾伦的照片？”
“我想是有……不过不是在教堂里拍的。我记得，他惟一一次去圣马克，是要去看有没有东西可偷。”她发出责备的啧啧声。“他是个要命的贼，有一次我收容莫琳，他就在我眼皮底下把我母亲留给我的胸针给偷走了。为此我始终没原谅他。
说到这，她的小孩全都是贼……我想有德瑞克那种父亲，这也是意料中事吧。儿子步上父亲的后尘是很悲哀的。“
“你有报案吗？”
她叹口气。“没有用。他一定会矢口否认。总之，都怪我不好，我应该更小心点的。从此之后，只要他们一走近，我就把每样东西上锁。”
我心想，不知艾伦还做了什么其他坏事没被逮到。“他也曾经偷过我的东西，”
我告诉她，“有次我把皮包放在桌上，到教职员休息室去拿些笔记，回来时发现他正在翻我的皮夹。我也没有告发他。”我伸手按按嘴唇，那里有一小根筋因恨意而在皮肤下抽动着。“如果是我的小孩，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是的，”她缓缓地说，用锐利的双眼注视着我，“但我想你是因为不喜欢艾伦，所以才过度补偿他。”
我没回话。
“我都忘了你以前是老师。”她开口打破沉默。
我点头。“误人子弟。”我低头仔细端详德瑞克·史雷特的脸。他留着暗色长发，有张愉悦的笑脸，怎么看也不像是个会打老婆的人。“德瑞克为什么坐牢？”
“我不知道。偷窃或暴力攻击吧？”
“攻击他太太？”
“一定是女人。我不认为他胆子大到敢找男人打架。”
“这人是谁？”我伸手指着一张照片，那是个浓妆艳抹的金发女人，戴着一顶宽边帽，对着镜头假笑。
“莎伦·波西，”温蒂撇着嘴说，“老女人扮小。拍这张照片时她已四十好几，看看她露出大半个胸部，裙子短得几乎遮不住内裤。你一定记得她。她跟史雷特家一左一右住在安妮隔壁，总是抱怨连连。”她叹了口气。“可怜的安妮，夹在那条街上最差劲的两户人家中间——一边是贼头贼脑又暴力的史雷特家，另一边是个骚货，有个控制不住的儿子。”
莎伦·波西——也就是贾克的姘头，莉比口中“漂白的吸血鬼”，我戏谑地想着。“我想我从来没见过她，”我说，“就算见过我也不记得了。我教过她儿子…
…麦可……跟艾伦·史雷特同时，但我想她从来没到过学校附近。“
“这个女人糟透了，”温蒂尖酸地说，“不比妓女好多少……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男人出入她家……但她还自认比黑女人高尚……一天到晚向地区委员会申诉，不让安妮有好日子过。”我仔细玩味那张既年轻又老的脸，想起我们在南非遇到的一些红脖子（观念极狭隘保守而粗野的人，原先尤指美国南方的贫穷白人。——中译注）。“这是‘贫穷白人’综合症，”我缓缓地说，“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愈低，就愈要找一个比他更不如的人。”
“唔，莎伦就是这样没错。”
这种态度似乎有违基督徒心肠，我纳闷那女人到底做过什么事，让温蒂这么讨厌她。“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她的事？”我好奇地问。“她常上教堂吗？”
“哦，是的。规律得跟闹钟一样，要求彼得每周花一个小时跟她讨论她的问题。
哈！“她突然嗤之以鼻。”我应该说是她所谓的问题。把他喊成史丹霍普神父，因为她知道这能投合彼得的虚荣心。直到她开始把手放在他的大腿上，彼得才明白她的企图，然后告诉她说以后除非我也在场，否则不会再见她了。此后她就再也没踏进教堂一步。“
我藏起笑意。尽管她声称对婚姻充满挫败感，还是会吃醋。“她有没有结过婚？”
“我们认识她时没有。我甚至说不上来麦可的父亲是谁，而且我想莎伦自己也不清楚。那个可怜的孩子总是找警方麻烦，彼得曾半夜被找去担任代理监护人，因为他妈不知又在什么地方躺平了。”
“１９７８年他１４岁，”我边说边回想，“深色头发，看起来一副大人样……总是穿白T恤和蓝色牛仔裤。”
她点头。“他不是个坏孩子，只是完全无法自制。他很聪明，很会说话——跟艾伦？史雷特完全相反，艾伦只要开口就一定带脏字。事实上我蛮喜欢他的，但他那种人不太容易对别人付出感情。”她脸上闪过惆怅的表情。“差不多六年前，我在报上看到一个叫麦可？波西的人因持械抢劫被判刑１１年。年龄相符，但报上的照片跟我记得的那个男孩差很多。”
我不忍心破坏她的幻想。“莎伦还住在２８号吗？”
“应该是吧。我们１９９２年搬走时她还在。”她从我手中拿走相簿，一页页翻着，直到找到一张灰发男人的照片，他有张红彤彤、像乌龟一样的尖脸。“杰弗瑞·斯伯丁，”她说，“他太太叫薇薇安，１９８２年死于乳癌。可怜的女人——她跟病魔奋战了很久，前后将近五年，这张照片就是在她的丧礼上拍的。他们住在莎伦对面，曾闹出了一个大丑闻，因为杰弗瑞在他不幸的太太快死时，待在莎伦家的时间比待在自己家还多。薇薇安死后六个月，他就搬过去长住了。”她又叹了口气。“这整件事让杰弗瑞的孩子难过极了。他有两个十来岁的女儿，她们根本拒绝承认莎伦的存在。”
“她们也搬去跟她住了吗？”
“没有。她们继续住在对街，自己照顾自己。整件事非常悲哀无奈。除了把煤气和电费的账单塞进他家门之外，她们跟杰弗瑞完全没有往来。我想她们是为了母亲的死而怪罪他。”
“我想我们受伤的时候都会猛烈还击。”我说着，想到贾克和他的父母。“这是人性。”
“那两个女孩非常安静……太过于安静了，我总是这么觉得。我甚至不记得曾看过她们大笑。当然，她们从那么小就开始照顾母亲。我是说，她们从来没办法跟同龄的人交朋友。”
“你记得她们叫什么名字吗？”
“老天爷，你居然也会问。”她思索了一下，摇摇头。“不记得了，亲爱的，对不起。那两个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