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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于1937年1月2日由南京乘飞机去奉化老家溪口静加治疗。“居溪口一月寓慈庵”。2月2日，蒋介石由溪口到杭州受X光的检查，以疗治他在西安事变中越墙时所受的背上的跌伤。9日他赶赴上海，就某骨科专家用夹骨的疗法，以医治他的脊骨。12日他飞往南京，筹备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这段期间，蒋介石对“剿共”和抗日问题上的态度已有显著变化。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已中止了“剿匪”，撤销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另设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任命顾祝同为行营主任。l月31日，顾祝同直接打电话向蒋介石报告了“周恩来要求派代表来，其意在协商共军接受政府收编事宜”。蒋介石回答说：“在政府立场，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的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颁发；共军番号暂时照旧，其驻军地点及收编事宜，视情况再作商量。”但是“反共”这一点．；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他在2月8日给顾祝同关于征求共产党的同意的指示中说：“最要注意之一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实质上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作赤化宣传工作。若在此点同意，则其他当易商量。如彼与兄面谈，可以此言直接相告。盖以总理与越飞共同声明中，越飞已承认中国不能施行共产主义，而赞成三民主义也。”这个时候，蒋介石的态度最集中地反映在他2月5日的日记上，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说当时五项方针：“一、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即不放弃勘乱安内之责。二、政治、军事仍应渐进，由近及远，预定3年至5年内为统一时间。三、不说排日，而说抗战。四、加强军队之训练。五、分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
蒋介石口口声声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而他自己就算不上是个“品行方正”的人。他表面上答应“今后决不剿共”，背地里却又指示属下“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他“特赦”了张学良，却又将其“看管”起来，而且一“看管”就是几十年之久，蒋至死也没解除。
1937年2月，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开始，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是周恩来。正式谈判之前，中国共产党于2月10日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证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中国共产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作出以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这四项保证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为取得国内和平、实现驱逐日寇出中国这一任务而采取的重大让步。这种让步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局部权益的博大胸怀。这个让步，目的是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以便于加速实现对日作战，加速形成一致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作出重大让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又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也即：中国共产党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保持绝对的领导权。这一原则，关乎中国共产党的存亡，当然是绝对不可轻言让步的。中共中央的电报发出后，立即受到全国各界民众的热烈拥护。当时，连国民党内的许多党员和一部分上层人士也对此表示理解和欢迎。
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关系和对日关系问题。会上，国民党同民主派和以江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汪精卫则提出坚持“剿共”的政治决议案。
经过斗争，于2月21日通过了一个“根绝赤祸案”。这个决议案中，国民党虽然没有确定坚定的抗日方针，但其对内外政策都作了一些改变。在对内政策上，基本上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表示要扩大民主，修改选举法。蒋介石还发表了关于言论及出版的自由、集中人才、释放政治犯的声明。在对外政策上，蒋介石表示“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提出“抗战”这个词，比起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所说的“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是前进了一步。这次会议是蒋介石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化的开始。至此，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周恩来于3月下旬去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周恩来表示了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重申了关于两党合作的原则立场，向蒋介石提出了十一项书面要求和六项口头声明。蒋介石则竭立回避应解决的具体问题，只表示原则上同意国共合作。他提出不要提国共合作，只提共产党与他合作；要求共产党拿出一个与他永远合作的办法；并示意可以把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办。周恩来明确表示，国共两党合作到底的最好办法是制定一个共同纲领，作为双方行动的准则。蒋介石让周恩来起草这个纲领。周恩来遂返回延安，起草共同纲领，并与蒋介石约定在庐山商谈。
国共两党合作问题虽然没有具体达成协议，但内战是可以停止了。因此，中共中央于4月15日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明确指出“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经结束，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
6月4日，周恩来到庐山与国民党会商国民大会代表问题。并在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参加下，与蒋介石谈判。蒋介石根本不提共同纲领问题，而是提出：一，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题。由他指定国民党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提出同等数量干部，共同组成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他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与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共同纲领亦由同盟会讨论；若同盟会工作顺利，将来可视情况，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并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代替共产党的关系。二、军队问题。由共产党根据以前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先发表对外宣言，然后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三个师仍照十二个团编制，人数可容纳四万五千人。在三个师之上设政治训练处，负责部队指挥。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出国留洋。南方各游击区由共产党派人联络，经国民党调查后，对部队进行编遣。原领导人离开部队。三、陕甘宁边区问题。蒋介石坚持由国民党方面人员担任边区政府的正职长官，副职由边区自行推举。
蒋介石提出可由林伯渠担任。另外，蒋介石还表示，狱中共产党员，可由国民党分批释放；由共产党提定共产党出席国民大会代表人选，但不能以共产党的名义出席；共产党干部可以参加国防会议等。周恩来当然不会同意蒋介石的无理要求。16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后，即返回了延安。
6月25日，中共中央重新拟定与国民党谈判的方案，在一些问题上作了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党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在承认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同意国共两党各推出同等数量的干部组织最高会议，以蒋介石为主席，承认其依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对同盟会将来发展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关系，不加反对，但必须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并提出，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选一人任边区政府正职长官。还提出红军改编后，朱德为指挥官等。此方案电告蒋介石后，蒋介石仍坚持红军改编后设立政治训练处，负责指挥部队，因此谈判始终未达成协议。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内部高层人士就国共合作问题发表了不少高论，国民党各派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提出的“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案”中明确指出：“近半年来，送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宋庆龄还曾以《实行孙中山的遗嘱》为题在会上发言，斥责了患有“恐日病”的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些政客，指出，为了抗日，必须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时，她严厉驳斥了“抗日必先剿共”的滥调，她说：“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巳吗？”
这次全会，虽然不得不声明了对日要抵抗。对内要和平的主张，但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国民党及蒋介石个人实质上并无根本转变，只承认国共两党可以在“目前最低限度之办法”之下进行一些“商榷”。这一态度，蒋介石国在日记中有所反映。他在1937年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编共而不容共，抗日而非排日，外交以独立自主为基础。”2月18日的日记又说：“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必须根绝净尽。”全会闭幕后，蒋介石在对新闻界发表谈话时，也是一面主张开放言论，一面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一面主张集中人才，一面抵毁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一面主张释放政治犯，一面又强迫被捕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向国民党当局自首。
可以说，西安事变固然改变了蒋介石的一些做法，但却丝毫未能改变他的政治立场。
第十二章 抗日‘统帅”
1．抗战爆发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1937年4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决准蒋介石请假两个月，以资休养。5月“蒋公病愈回京销假”，接着就上庐山；并同汪精卫一起召集学术界名流开谈话会，同时举行军事人员训练班。在此期间，中日外交交涉濒临破裂。日本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要求“一、中国应承认‘满洲国’存在之事实，并承认‘满洲’为已失之领土；二、中国应与日本签订特殊协定，保证于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