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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的艾滋病疫情报告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信息：
我国实际感染艾滋病的总人数超过６０万；截至２００１年９月底，全国３１个省、区、市累计报告发现的２８１３３例ＨＩＶ感染者中，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地区，年龄１５—４９岁者占９３．９％，男女比例４．６：１。根据各地的有关资料显示，已发现的感染ＨＩＶ的农民，多数文化水平偏低，健康保护意识淡漠，生活状况不佳，其中相当多的人生活非常贫困。
山西省闻喜县也是一个非法采血泛滥导致艾滋病疫情严重的重灾区之一。为了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健康报》记者郑灵巧对这一艾滋病疫情高发地区进行了采访，记者耳闻目睹了ＨＩＶ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艰难的生活处境和现实的生存危机。
一位４０岁的父亲，几年前发现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钱医治，而且他还是家里惟一的劳动力。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带着早已被艾滋病病毒传染上的身体骑自行车奔行几十里，为一家企业打工装石头，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中午只吃一点干粮喝几口凉水，晚上还得赶到另一家企业上班。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是个病人，而且是一个艾滋病人，他想得最多的是，上中学的儿子学费还差多少，也已患病的妻子的药费还够不够。
闻喜的另一个艾滋病感染者今年３７岁，他知道自己得的啥病，谈到自己的病，他说：“反正没救，还治疗它干啥呢？家里没有什么家底，日后妻子儿女还得活下去呀！”这位朴实的山西农民为自己走后的家画好了蓝图：“不能因为我的病把现在这个家拖垮，我走了家境不至于太惨，那样或许还有人愿意再娶妻子，共同抚养孩子，让孩子有饭吃，有衣穿就行。如果给我治病把家治垮了，我走后妻子也没人娶了，那时候妻子儿女怎么办？”三个月后，这位农民闭眼离开了他不愿意离开的世界。
在闻喜还有一位３８岁姓杨的农民，家境非常贫寒，自己因为卖血感染上了艾滋病，一家老小五口人，老父老母年事已高，而且也长病在身，一个瘫痪在床，一个患有精神病，妻子也患了重度贫血，不能干活，女儿还小，目前尚在读小学。全家只有他能干活，勉强维持全家人的生存，给父母、妻子治病都相当困难，就别说给自己治病了。“我不担心我的病，死了也就死了，我最担心的是我死了以后，这个家庭又该怎么活？！”
在全国很多省市尚未发现艾滋病疫情时，云南瑞丽就发现了大量静脉吸毒者感染了ＨＩＶ，几年来已陆续发现艾滋病发病和死亡。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年间，已经在当地报告登记的７９４例ＨＩＶ感染者中，确认半数以上已经死亡。现存的ＨＩＶ感染者，大多已经开始发病，其基本生活状况是贫病交加。调查人员在瑞丽农村走访了１３户艾滋病家庭后发现，１３户家庭中，有３户无力耕种已将田地出租，１户将田地私下变卖，有５户家庭中的９名儿童失学，这些家庭中的ＡＩＤＳ病人基本上未得到任何治疗。
艾滋病与贫穷落后紧密相连已是不争的事实。
２００１年春末夏初，云南省相继在瑞丽市城乡召开医务工作者艾滋病问题座谈会，会上披露的实情则更令人震撼不已。
与会的医务工作者坦言，大家对艾滋病的普遍反应是恐惧，虽然他们之中有半数以上的人已经接触过艾滋病患者，但他们却很少接受相关的培训，很难得到与艾滋病有关的医学知识。基层医务人员感到诊断艾滋病有困难，即使诊断出了艾滋病，也因缺少药物而束手无策。这样势必会影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川省的一些少数民族边远地区也是艾滋病疫情的重灾区之一。例如凉山州，这里与云南接壤，一度处于缅甸——云南——四川再到中国内陆各地的贩毒交通道上。美国的《纽约时报》曾以《毒品和艾滋病的出现笼罩着中国一个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为题惊呼：“艾滋病的幽灵也在这里游荡！”
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前些年一些人在外打工时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面对记者的调查，一对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夫妻哭了，丈夫自去年发病以来已经消瘦了２０多斤，没力气干活；妻子虽然未像丈夫一样发病，却也已被沉重的生活压弯了腰。她哭诉道：“最难的是生活，总想日子怎么过。我俩外出打工时，女儿交给亲戚照顾，女儿营养差，发育不好。现在我们连包产地都种不动，饭都发愁吃不上，女儿的身体也就更管不了了……”
晓云是四川省凉山州地区的一位农家妇女，同她丈夫一样，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今年以来，她丈夫犯病卧床不起。她说：“丈夫患病以后基本没有任何治疗。家里没钱买药，也不知道买什么药。就是一天天躺在床上等死……”
像晓云夫妇这样的情况，在他们村子里还有几户，大多是前几年外出打工感染的。这个村子虽不像河南文楼那样震惊中外，但其ＨＩＶ感染点与面却一样严重，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没有人对此进行普查。
艾滋病病毒感染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而国家艾滋病病毒哨点监测目前大都集中在大中城市，不少农村地区尚处于监测的空白状态。没有监测，没有检验，即使是哪家得了病死了人，人们大抵都不清楚因何而病因何而死，特别是艾滋病病毒在人体内有较长的潜伏期，不检验，未监测，又如何知道艾滋病在我国幅员广阔的农村有多大的流行面？
人口无序流动也是感染ＨＩＶ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目前关于ＨＩＶ和流动人口的因果关系的科学数据并不多，但是我们必须对未来的严峻形势作出推测，因为劳动力在国内大量流动对中国的ＨＩＶ流行蔓延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是人口大国，在广大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是史无前例的，据估计包括暂时和长期流动的人口总数高达１．２亿！也就是说，中国约有１５％的劳动力可能离开了他们的原居住地，６０％以上的流动人口是男性，约２０％年龄在１５—１９岁，４５％在２０—２４岁。流动人口存在着许多易于感染ＨＩＶ的因素。例如，流动人口很年轻，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而超时工作，流动人口多数未婚或离开配偶，使他们很可能与偶遇的伙伴（或暗娼）发生性关系，感染ＨＩＶ的几率也就随之增大。
而这些流动人口大都从农村中来，回农村里去，如果有人感染了ＨＩＶ，再把它带回去周而复始地传播，既没有更多的监控，又没有有效的控治，加之贫穷与愚昧的助燃，其后果是严峻的，也是可怕的。
第十六章 板荡中原城门之火
艾滋病对人类的打击是沉重的。
ＨＩ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远远超出疾病的范畴。
例如河南上蔡。例如上蔡文楼。
河南卫生厅副厅长刘学州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经媒体曝光后，文楼，已在中国和世界成为艾滋病疫区的标本，也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困难是什么？难道仅仅是ＡＩＤＳ患者和ＨＩＶ？《南方日报》记者江华曾对这个问题作过深入的调查，并获得了一些最新的不被人们所知的事实：
文楼村的村民，已经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截至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０日，随着文楼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文楼村几乎所有在外打工的数百名村民，已被雇佣者赶出门，重又回到了他们的家乡文楼。
艾滋病提高了上蔡文楼的知名度，也改变了上蔡人的生活方式。
上蔡的官员在外出公务时，他们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解释目前的现状和实际环境，他们不得不面临他人对他们的白眼和距离。
有两件事使上蔡官员感到羞辱与震惊：
其一是２００１年１０月末，一位上蔡干部去上海出差，到某宾馆登记住宿时，当服务员接过身份证进行登记目光一接触到“河南上蔡县”几个字时，惊叫着把身份证扔了出来，并说宾馆已没有床位。无可奈何，这位干部只好流落街头。
其二也是在２００１年夏天，上蔡县组织大批劳力到边疆某省采摘棉花，但是当地发现这批劳力是上蔡人时，立即采取了极端而激烈的反应：上蔡人一个不要！
对此窘镜，上蔡县委县府的官员急了：这可是农民花着对他们来讲是巨额费用的车费去挣钱的啊！他们立即奔赴边疆某省，进行艰难的解释和说服工作，企图让上蔡的民工们能够得到宽容公正的对待。
羞辱和灾难不仅涉及到上蔡人，甚至还涉及到上蔡的瓜果蔬菜以及上蔡的一切。
２００１年夏天，一个谣传开始流传河南全省：西瓜里注射过ＨＩＶ，不能吃！这给数以万计的瓜农带来的打击和损失是巨大的。他们种的瓜卖不出去，即使白给别人也不要！
其实卖不出去的又岂止是西瓜，在一段时期里，以种菜为主业的文楼，他们种的蔬菜似乎也有ＨＩＶ，不被外地人接收。
“艾滋病的标签贴在身上，贴在与文楼、上蔡甚至驻马店有关联的东西身上，我们无法揭下来。”河南一些地方官忧心忡忡地感叹道。
上蔡的官员说，他们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投入到防治艾滋病的力量，已经占据了整个县正常工作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防治艾滋病已经成为了上蔡县的中心工作。县里已经竭尽所能对文楼给予了关怀，县政府对艾滋病家庭的孩子，减免了所有应该交纳的学杂费，减免统筹、提留９万元，免义务工１８０００个，而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里，教师和国家公务员的工资还不能完全按时发放。
对于上蔡官员们来说，除了沉重的现实、无聊的羞辱之外，还有许多无以言明的难堪。
他们说，县的主要领导曾到国家的一些部委求助，到一些机构（如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游说，企图寻求资金方面的援助。一些部门的反应相当冷淡。他们说，如果是自然灾害还可以考虑，但艾滋病是一种病，而且是一种“脏”病。
面对这一事实，上蔡的官员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哩！
就是在这样难堪之下，就是在这样的羞辱之中，就是在这样的危境之下，河南有关部门还是采取了切实可行的做法，记者在河南省政府档案局查到了许多有关艾滋病的记录：
截止２００１年年底，河南省是中国艾滋病５年活动计划颁布之后第一个制定了相关实施意见的省份；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下旬，河南省卫生系统“一票否决”的艾滋病常识考试在全省展开，如果考试未能通过，职称评定和晋升就没有希望；
河南省拿出１４００万元的投入，建设５个市的防疫机构和医疗机构，村卫生所救助病人，国家卫生部也认可这是目前全国拿出资金最多、最有力度的省份；
当地政府已经用专款给文楼建立了控制和治疗艾滋病的诊所，并且派来了一个医生和一个司药。诊所为那些已经严重发病的村民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