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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五六点钟我妈妈就买回了滚烫的烧饼和油条，我家还订了一瓶半磅的鲜牛奶。那时候物价很低，五毛钱的肉够一家人中午美美地吃一顿，两毛钱的虾子也足够炒韭菜的了。盐城的东西也还算丰富，只要有钱，鸡鸭鱼肉都可以买到。我妈妈的菜篮子里常常装着鱼、河虾、小公鸡、鸭翅膀、排骨、豆腐、青菜、茨菰和蘑菇。秋天的梨也是尽吃的，我妈一买就是满满的一大篮，也就几毛钱，吃得慢还不行，眼看着就一只一只烂光了。
冬天农闲了，有生意头脑的农民挑着爆炒米的炉子进城来，巷子口生着火的炉子多起来，嘭的一声巨响，半条街都是爆米香，招得嘴馋的小孩子急匆匆奔回家用茶缸舀上大半缸子米端过去，付一毛钱，炸好了拿回家足足有半面粉口袋。除了大米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也可以炸，比如玉米、黄豆、蚕豆、山芋干和年糕干等等。炸过的山芋干和年糕干是最好吃的，那份香味简直无可比拟。如果能再放上一点猪油和白糖，简直就是腐朽了。据说还有人家把面条和粉丝也拿去炸的，可惜在我家，如果孩子在吃上头如此富有想像力和创造力的话肯定是要招骂的。 我和弟弟都是大人眼里听话懂事的乖孩子，似乎与生俱来就懂得趋利避害，知道大处着眼，懂得自我克制，清楚必要的时候要牺牲小我利益去换取更大的利益。尤其是在享乐的方面，更是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在那个欲望被自觉掩盖起来的年代里，这上面很容易授人以柄，并由此遭到批评和惩罚——连父母对孩子也不例外。因此我们绝不会为了一口吃的而鲁莽行事。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也没有饿到那个份儿上。以当时的条件来看，像我家这样的经济状况，应该算是相当不错的。那些拿工资少孩子又多的人家，就要拮据得多。不少人家一个月能吃上一两回肉就不错，有些人家一天三顿都是稀粥，桌上的菜就是萝卜干和咸菜。那时候街上的馆子很少，像样些的馆子就更少了。
那些饭馆不分菜系和风味，都是做些炒菜、米饭、面条、包子等等，而且一律都是国营店。我印象中饭馆喜欢起名叫“大众饭店”，好像一起这样的名字大家就敢进去了。不过那会儿刚经过“文化大革命”，离改革开放还远，中国的有钱人寥寥无几，差不多人人都是“大众”，也差不多人人都没有足够的钱能随随便便下得起馆子。
从我家到学校一路上只有一家饭馆，叫做“双龙饭店”，很小的门脸，里面大概放得下四五张方桌。一进门就是大灶，火烧得旺旺的，几口大锅里下着面条和馄饨，热气腾腾的，都是现吃现做。因为用的是高汤，所以面条和馄饨都鲜美异常，远比家里做出来的要好吃得多。在面条和馄饨的大锅边上，有一口平底锅，是专做锅贴的。常常是一个大师傅同时操作，动作娴熟而漂亮，一边忙着下面条下馄饨，一边在平底锅里利索地抹一层薄油，把饺子一圈圈地码进锅里地煎。大锅里兑冷水的时候，平底锅里喷了一层水，盖上盖子焖一小会儿。面条馄饨熟了，平底锅里的锅贴也是金灿灿的了。因为锅贴是纯肉馅的，所以是比面条和馄饨更加“金贵”的美食。趁着滚烫的时候咬下去，会有一股油油的汤汁冒出来，一下子就烫着了舌头，把舌尖烫得麻麻的。锅贴卖得最贵，所以吃到的机会少。
不少孩子每天上学放学从饭馆门口经过都看见做锅贴，能闻到平底锅里冒出来的阵阵香气，但从来也没尝过锅贴的味道。也不光是锅贴，许多见过的食品，比如商店柜台里的糖果、糕饼等等，可能都没有尝过，这在当时是非常正常的事。
我到盐城的第一天已经是傍晚时分，记忆中城市的街道和房屋都还算整齐干净。我家住的是素有江苏名校之称的盐城中学的教工宿舍，青砖瓦房，一共三排，二十一户，不管每家的人口多少，房子的户型和面积都一模一样。有一个公用的自来水池，是各家各户每天的必到之地，也是交流信息传播是非的一个平台。我们的邻居都是盐城中学的教职员工。家家门前都有一片十多平方米的空地，用篱笆围起来，种着蔬菜和花草。有麻雀在房屋之间啁啾着飞来飞去，空气里飘荡着晚饭花馥郁的香气，那些同样喜欢幽暗光线的花朵也在暮色里竞相盛开。打开后门有一条水流还算清澈的小河，河面上飘着青碧的水浮莲，有几只漂亮的大白鹅悠闲地游弋着。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样的居住环境大概算得上是“高尚住宅区”了吧。
到车站来接外婆和我的是妈妈和弟弟，一路上我听我妈对她妈说：“你们怎么这个时候来呢？”口气里好像我们来得不是时候。外婆一下子就没有了笑意，向我妈解释因为我身体不太好，长得瘦，又一天天大起来了，应该送回来了。外婆尽量把话说得在理而且柔和，态度有一点唯唯诺诺。外婆在家里也是一个处处做主的人，看她这样我的心情顿时低落下去，就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一样。不过也仅此而已。因为我从小家里人就对我说“小孩不要管大人的事”，所以外婆和妈妈又说了些什么我也没有太留意。
天快黑的时候妈妈把我叫到里面的房间。她一脸正色地问我想不想爸爸。我从生下来就没怎么和父母一起生活过，也就是寒暑假他们回去时才见上一面，而他们也并不是每年都回去。说实话我对我爸爸印象模糊，不过听妈妈这么问，我还是很乖地点点头。妈妈告诉我爸爸被关起来了，不能回家。她说：“你要是想去看他，就和弟弟到食堂的路上去等他。”我问她：“爸爸怎么啦？”我妈显然很难向一个八岁的孩子解释清楚这里面的原因。她用一句简单的话对我说：“他们说他是‘五一六’。”我又问：“什么叫‘五一六’？”妈妈没有说话，忽然间眼泪就扑簌簌地滚落了下来。
我和弟弟一起到食堂的路上去等爸爸。我们一路走一路蹦蹦跳跳，做出天真无邪的样子，其实心里对当时的处境隐隐约约、多多少少还是明白的。小孩就像小动物一样，对身处的环境和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总会本能地有所感知，他们的聪明常常超过成年人对他们的估计。特别是那些大人们遮遮掩掩不想让他们知道的事情，孩子们尤其敏感和好奇，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去看一看爸爸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根本就不是个想念和不想念的问题，我很想去看一看被关起来的爸爸是什么样子。
暮色四合的时候爸爸出现了。他夹在一队人中间朝我们这边走过来。和爸爸走在一起的大约有七八个人，也许更多。他们横着走成一排，看上去就像是肩并肩在校园的林阴道上散步。说实话当时我没有马上认出哪一个是爸爸，我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我已经很久没和他见过面了。我是从爸爸的眼神里认出他的。他一眼就看见了我，加快了步子朝我这边走来，在我面前他停下来，对我说：“你来啦。”也好像是：“你怎么来啦？”爸爸的表情是平静的，没有太多的惊喜之色。 爸爸几乎一生都是这样，处变不惊，也不喜形于色，许多时候看上去有一点冷。他是家中的独子，备受宠爱。尤其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因为读书好，有才气，被保送上大学，偏偏又阴差阳错没能进入理想中的院校，养成了孤傲、清高的脾气，多少还有一点怀才不遇的消极和隐遁。人到中年以后才开始有所转变，变得比较入世和随和。他做老师，不少学生都非常惧怕他，在路上远远地看见他就赶紧溜掉，不敢上前跟他打招呼。
我妈妈的学生常有到家里来玩的，有时候还成群结帮，我爸爸的学生就很少到家里来。偶尔有一两个上门的，一看就是很有气质很有主见的，不是寻常之人。我小的时候比他的学生还要惧怕他，因为我的惧怕比他们的更加具体和切肤。别看我爸爸文质彬彬一介书生，平常话不多，但他一样会发脾气，发起脾气来一样会打人，而且出手很重。我爸爸打孩子是从来不需要“给个理由先”的，对他和他那一代人来说，用打来管教孩子天经地义，打本身就是教育方式的一种，尤其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打孩子更是一件管教与宣泄一举两得的事情。
而在那种时代背景之下爸爸心情不好比刮风下雨还要平常。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弟弟从出生起就一直跟着爸爸妈妈，又是男孩，爸爸从不打他。比起我弟弟，我没他听话，也没他柔顺。爸爸打我最生气我跑掉，也绝不允许我那样做。他把打了逃掉叫做“贩桃子”。他这样威胁我：“你贩桃子我砸断你的腿！”爸爸常有这种新颖和神来的表达，即使在生气和发怒的时候也不例外。而且他的许多说法还都有“出典”，有的很精深，有的很民间，常常是雅俗杂陈，让人听过不忘。
我第一次听他说“贩桃子”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也从来没敢问过他“贩桃子”作何讲。因为他说这话的时候总是火透了，气得要爆炸，即使他平息之后，我也不敢上去旧话重提。我自己琢磨，估计桃子，特别是我们家乡盛产的水蜜桃极易腐烂，不便运输和贮存，“贩桃子”大概有拖得时间越久越不好办的意思在里面，或者干脆就是指赔本吃亏的买卖，反正是一句威胁性的话。
其实这句话什么意思并无所谓，只要一听我爸爸用恶狠狠的语气说出来，即使他说的是拉丁语、阿拉伯语或者是塞尔维亚语，我也明白“贩桃子”的后果肯定是凶多吉少。我也确实被他吓住了，宁吃眼前亏，不敢等到他秋后算账。所以他打我从来不跑，做出坚强的样子，死扛到底。不过我承认我的确是被他打怕了，或许本来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个内心驯顺的人，结果反而变得叛逆了。
在昏暗的暮色中我见到爸爸，但我丝毫也没有觉得这样的见面有什么不寻常，当然更不会想到，随后我和他不到十年的朝夕相处的共同生活中他对我的种种影响，包括让我一次次尝到他巴掌的滋味。我和弟弟站在高大的法桐树底下，在爸爸走近的时候我们齐声对他说：“你放心！”这句话是妈妈教我们说的，她只让我们说这一句话。可是我们开口一说出来显得那么前言不搭后语，孤零零的一句话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悬挂在空气里，让我们一时有点窘迫。好在爸爸听了并不觉得奇怪，他很知情地点点头，脸上也是明了的表情。那显然是一句他听得懂的话，是他与妈妈之间的暗语。我们刚说了这三个字，那些跟爸爸一起走路的人就围过来，不耐烦地催促他快走快走快走。短暂的见面就这样结束了。
回到家里妈妈问了我和弟弟许多，只要是关于爸爸的一切她都特别感兴趣，问完之后她神情抑郁，让我和弟弟到外面去玩。我直觉她是要一个人躲起来哭一场，心里既害怕又恐慌，也不知道如何宽慰她，很想找到外婆，可是外婆不知去向。弟弟好像也知道妈妈要哭了，小心翼翼地走出了屋子。到了外面他悄悄对我说：“妈妈肯定在哭，她很爱哭。”他还告诉我有一次妈妈去市场买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