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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差异进行系统地研究，同时需要具备坚持不懈的精神和某种程度的宽宏大量。比较宗教研究的繁荣兴旺是只有当人们自身的信仰受到充分保障，因而对人能够非常宽宏大度的时候才会实现的。他们可以是耶稣会会员、阿伯学者抑或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他们唯独不可以是一个宗教狂。比较文化研究不会繁荣的时候正是当人们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那样坚定不移地予以捍卫，以致认为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世界上最理想方式的时候，这种时候的这些人决不会懂得了解其他类型的生活方式，将会使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更加热爱。他们故意拒绝的¾；验实际上能让自己颇为愉快且又会丰富自己。他们固步自封到了除了要求其他民族接受其独特的处世方式之外，便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了。如果他们是美国人，他们就会把美国人所喜爱的信条强行要求所有的民族都来接受。好比我们不可能学着用十二进位来代替十进位的演算方法，或者好比我们学不会某些东非土著人用一条腿站着休息一样，其他民族是决不可能接受他们不愿接受的生活方式的。
因此，本书所要叙述的就是那些在日本被认为是可以接受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本书涉及的内容还有日本人在何种情况下能否得到礼遇、耻辱、窘迫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任何一位普通老百姓都是对本书中任何一句话能作出评论的理想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位普通百姓得亲自置身于每一个特殊的场合。不过这确实意味着任何一个人都会承认在那种场合事情确是那样。这种研究的目标是描写出根深蒂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即使达不到这一目标，作者的理想也不会改变。
在这种研究中，工作进展到一定程度后，就没有了进一步搜集证据的必要。例如，在何时向行了一个礼的事根本就不需要再进行统计研究。日本人好行礼是公认的习惯对此都能够予以说明，若再得到二三人的确认后，完全没必要再去进行广泛论证。
一位学者所面临的任务如果只是用统计数字证实某种说法，那么试图揭示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赖以建立的假设前提，相比之下就困难得多。他要做的艰巨工作是报告那些公认的习惯和见解是怎样变成日本人观察生活的透镜的。他必须说明日本人的假设是如何影响他们在观察生活时所选用的焦距和透视法的。他必须让用完全不同的焦距观察人生的美国人也能够理解这一点。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权威的裁判未必就是“田中”，意即平凡普通的日本人。认为没有必要向美国人作解释的“田中”自然不会把“假设”表达清楚。
美国人研究社会时通常都假定文明文化这些前提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并不打算去研究他们所赖以建立的前提。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只是用统计方法关心舆论和行为的“扩散”状况。他们利用大量的数据资料、受询者的大批答话或其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心理测试的结果等，进而作统计学的分析，试图从中推论出某些独立的要素和相互依存关系。在公众舆论调查领域，则利用相当完善人口抽样的方法进行全国性的民意测验。运用这种手段可以知道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某一位公职候选人或某一项政策。还可以分别列出支持和反对者的城乡比例贫富比例和党派比例。在一个实行普选制的国家里，法律实际上是由人民代表草拟和制订的，这样的调查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美国人进行民意测验，并能够理解测验的结果的前提是：美国人了解美国生活方式，并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理解其他国家的前提是先对该国国民的习惯和假设系统地进行定性分析，然后民意调查才能起有益的作用。慎重抽样是保证民意测验能够发现支持和反对政府的人各有多少这一结果准确性的重要手段。但是，民意测验的结果是建立在对国家观念非常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这样的测验毫无意义。只有了解了该国国民对国家的观念后，我们才能懂得该国国民所争论的是些什么内容。一个国家的国民关于政府的设想所具有的普遍和持久性的意义要远远超过表示政党势力的统计数字的意义。在美国，无论是对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来说，政府几乎总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恶魔，因为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使得人们除了在战时有可能获得些许地位之外，在其他时候即使受雇于政府也不会使人获得他从私人企业的相应工作中获得的地位。美国人的这种国家观甚至同许多欧洲国家国民的国家观也相去甚远，那么同日本人的国家观相比更是天差地别。我们最先需要了解的正是他们的国家观。我们要从他们的社会习俗、对成功者的评价、民族历史神话和在民族节日发表的演说中的间接表现来研究他们的观点。但这要求系统地研究。
如果我们倾注于查明一次选举中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的居民比例时的注意力与细致心可以与调查其他国家一样，那么任何一个民族对生活所具有的基本设想以及他们的处世态度都是可以研究出来的。日本就是这样一个颇值得探讨的国家。我确实发现，一旦我弄清了我的西方观念与日本人的生活观念的相悖之处，一旦我对日本人所使用的范畴及符号多少有点理解，我便理解了日本人的种种矛盾。我开始明白日本人怎么会把他们行为的某种急剧改变竟视为是首尾一致的一个体系中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还能够试着对其做出解释。在我同日本人一起工作的时候，最初发现他们使用许多奇怪的措词和概念，在后来也明白了其具有的丰富的含义，充满着年代久远的历史情感。西方人和日本人对于德与恶的理解的是大不相同的。这是一个既不属佛教也不属儒教的独特体系。它是一个日本体系——既是日本的力量所在，也是日本的弱点所在。
正文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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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2）
除了日本人关于等级制度的必要性和精神至上的说法，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对各种事情的其他说法对那些日本研究者来说也都是富有启迪性的。日本人¾；常说只要有思想准备，安全与士气就有保障。无论面临怎样的灾难——城市被炸，塞班岛战败，菲律宾失守，政府对其国民的解释始终如一：不必担心，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大概他们相信通过告诉日本国民，他们依然居住在一个安排妥当的世界里，就能够给日本国民一种安全感，所以电台依然夸张地广播说，“由于基斯卡岛被美军占领，日本已置于美国轰炸机的行动半径之内。但是，对此我们早有预料，并且已做好相应准备。”“敌人肯定会陆海空三军一起发动联合攻势，但我们对此早有对策。”战俘，甚至那些希望日本在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中尽早失败的战俘也都确信轰炸不能挫灭日本本土的士气，“因为他们对此早有了精神准备”。就在美军开始轰炸日本城市的时候，飞机制造业者会副会长曾在无线电广播中说过“敌机终于来了。但是，我们这些飞机制造业商一直预料这种情况将会发生，并早已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无须担忧。”只有假想成“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我们已做了万无一失的准备”，日本人才能继续大肆宣扬说一切都像他们预料的那样，即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积极希望的，而决不是他人强加的；“我们不能认为是被动挨打，而应该认为正是我们自己积极地把敌人吸引过来的”；“敌人！如果你们想来的话，那就来吧！我们与其说‘要来的终于来了’，不如说‘我们等待的良机终于来到了，我欢它的到来’。”海军大臣在议会的演讲中引用了19世纪70年代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一段格言说：“有两种机会，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我们创造的。当面临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机会。”另外据电台广播说，山下将军在美军突入马尼市中心时“微微地笑着说，敌人现在的行动正中我下怀”“敌人在仁牙固登陆后不久，马尼就迅速失陷，事情的发展与将军的部署正相吻合。山下将军的军事行动目前正在继续进展之中。”换言之，战事越惨，越是成功。
同样的，只是美国人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强调自己是被动参加的战争。试图安定民心的美国发言人在讲到珍珠港和巴丹失败时没有一位会说，“这些都是我们在计划中已充分考虑到的”。恰恰相反，我们的官员会说，“我们遭到了攻击，所以就应该给敌人点颜色看看。”美国把自己的生活调节到¾；常应付挑战上，并随时准备应战。但是，日本人的安全感一种事先计划好并确定好进退之路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无法预知。
日本人作战时的另一个主题也突出显示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常说“全世界的目光聚集在我们身上”，因此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当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本人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全世界都在注视我们，我们必须显示男儿本色。日本的海军官兵则被告诫，一旦遭到鱼雷攻击而必须弃舰时，要尽可能地以最体面的姿态登上救生艇，否则“将遭到全世界的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在纽约放映。”日本人非常在乎他们给世界其他民族的人留下的印象，而他们对这一点的关心正是源于日本文化的影响。
关于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最著名的是有关天皇的问题。天皇对其臣民到底有多大的控制力呢？一些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个700年的封建时代里，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的。各人直接效忠的对象是他们的领主——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统帅——将军。无所谓对天皇的尽忠。天皇被幽禁在孤立的宫廷中与世隔绝，所有活动受到将军严格限制。即便是一个封建大领主向天皇表示敬意，也会因此遭受审判。对一般的民众来说，天皇几乎不存在。这些美国学者认为，历史中的日本才是真实的日本；如今的天皇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怎么可能成为日本这样保守的国民的真正精神支柱呢？这些美国学者说，那些反复强调天皇对其臣民有永久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完全是夸大其词。那些日本政论家们的坚持只是证明他们的论据的脆弱。因此美国的战时政策绝对不会优待天皇。恰恰相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最猛烈的攻击矛头指向这个日本最近才捏造出来的邪恶的“元首”观念。天皇正是日本当前全民性的神道教的核心，如果我们对天皇的神圣进行挑战，将他推下神坛，那么我们的敌国日本的整个价值体系结构就会坍塌。
许多聪明的、到过日本、看过前线和日本的报告的美国人却持相反意见。曾¾；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比侮辱天皇更容易激起日本人的士气了。他们绝不相信日本人把我们攻击天皇看作是在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