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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课的日子，也能看见他拿个饭盆，穿着牛仔裤，去学院的食堂打饭吃。上戏食堂的餐桌和小圆凳是连体的，好像游乐场里小朋友的旋转马车，每张圆凳上都骑着个大孩子，两条腿舒舒服服搁在前面的支条上，围着大大的餐桌，乖乖地进食。余老师骑在这样的高圆凳上吃饭，身边的有利地形，总被那些表演系、导演系的学生抢去。也难怪，他们听他的课少，边吃饭边讨教，甚至只是以和他一起说说话为荣，这些都是再愉快不过了。
吃饭时遇上，余老师总说马小娟，你又消失有一段日子了，你总像是个游离分子。
印象中，这竟是上戏时代他对我说得最多的话。“马小娟，你是个游离分子”，他的语气和表情，我总看作是理解和容忍。我那时意识不到任何的遗憾。总觉得余秋雨是能够体察一切的，是宽泛的，他不会在乎和反感我的自由散漫的。
总是那样任性。刚听完一堂课，就胆敢上去跟余老师请假，做出可怜的样子说，余老师我有个约会，马上就要去，晚了就来不及了。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愠怒，只是理解地说，你去吧，没关系的。我马上一脸笑容，跑出教室去。
更多的时候，人在校外，终日游荡，连假也请不了，干脆无故缺席。
再次见面，他待我依旧地平和、宽厚，只说，马小娟你是个游离分子。
那时更多的还只是课上的学术交流，我没有勇气向他坦露我身心迷离的另一面。上戏的校院里处处是青春，是爱情，是热烈，而我不知怎么搞的，总也爱不起来。没有爱情，没有男朋友，我呆不住，总想逃开。我像个可怜虫。余老师的课，总是对我有无限的吸引力，还有上戏实验剧场里常有的艺术活动，会让我充实好几天。但更多的时候我不高兴。不高兴就要想法让自己高兴，就要出去游荡。
他从没有批评过我，说得最重的也就是个“游离分子”。偏偏年少张狂的我，还觉得这是某种程度的理解和包容。
他有过一次不悦，非常明显，叫我感觉到了，印象也就一直存在。
在上戏戏文系的小洋楼里，余老师招集我们全体研究生谈话，是一次非常严肃的谈话，关于我们两年来的学习总结、个人发展。我坐在那儿，忘了正被自己一时的什么念头激动着，手舞足蹈，哇啦啦大放厥词，完全没有在意余老师的开场白。我的声音远远地盖过了他，却浑然不觉。场子里突然寂静下来，我才意识到余老师正停在那儿，等我把话说完。他的样子，我看出了不高兴。我对自己懊恼透了，情绪一下就塌了下来。
观摩，逃学，听余秋雨的课（5）
就在那次，他又提到了要我们有“创造意识”，他迫切地希望我们行动起来，不能真的总是像块海绵那样在吸水，只进不出，到了该喷放出来的时候了。他要我们动起来，要写，要把信息量发送出去，要让上海的文化界全国的文化界看得见我们的存在。他甚至说他可以去给我们推荐我们的学术成果，帮我们找学术刊物发表我们的论文。不管写了什么，都可以给他。
他的表情很殷切，有些严重。我因为刚刚犯了一个自己也不能原谅的错误，情绪低落，就觉得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冲着自己来的，都是对自己的不满意。两年了，我除了在《上海戏剧》上发过两篇短短的小文章，什么也没写。可是研究生面试时，我在他面前曾那样地雄心满怀，信誓旦旦，一副将要在戏剧领域大干一番的架势。我简直就像是个骗子，混入了上戏，还骗取了他的信任。
身心的迷乱还有性格中一些不稳定的成份，令我总坐不下来整理自己的心得。
两年的学习把我引领进一个开阔的戏剧天地，我已经能够站在高处，好好地、从容地打量这座由无数戏剧家和艺人为我们搭建的巨大的戏剧舞台了。我尤其热爱莎士比亚，迷恋现代欧美戏剧。但又没有定性好好地攻克一下外语。英语在我的感觉里，只是一个个似是而非的单词，读起原文来自己倒也挺兴奋，还挺通畅，但是自己知道大多时候是在望“字”生义。几个模棱两可的单词会让我的思路莫名飞蹿十万八千里，其实可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估计读诗歌比较合适。空间大不是。记得有回看到有人写文章，说看过台湾版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原来和大陆版的很不一样，他认为大陆版的差不多快成翻译者自己的创作了。我一下就乐了，难怪我们看它看得那么起劲，敢情它太合我们的“味口”了，要是哪天自己想不开也来翻译点什么，估计也要遭人揭发。
有次余老师说到“文革”时别人造反干革命，他却气定神闲在一旁读英文版的马恩著作。他不知我听得心里有多惭愧，那时他才二十岁，那么早熟和沉稳，我猜自己在那样的大动乱背景下，至少也要昏天黑地谈个恋爱什么的，哪里能有他那份从容和冷峻。有些东西真的是使劲学也学不来的。余秋雨之成为余秋雨，有他自己骨子里的东西。
我看不起别人只在翻译过来的基础上搞研究，以为那不过自欺欺人，但自己的外语水平又不足以去获得一手的材料。所谓“眼高手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我只好“委屈”地把自己的目光停在了中国戏剧这一幕，收获的却又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思考和结果。而以我当时的学术能力，我还只能停留在怀疑和否定阶段，我还没有能力去建设些什么，构筑些什么。依照中国传统的学术手段，个人的研究总是要依附于具体的剧作家和作品的。而我，目光无法在已有的任何一个结果上停留。
转了一个圈，我又转回到原来那个地方。
有一次余老师对我说，他认识的一位研究柔石散文的年轻人，自己写的散文不知要比柔石的好多少，却很少去写，只在那里一心一意、心甘情愿地研究柔石的散文！
毕业许多年之后，我也终于敢对余老师说出这样的话：我研究了三年戏剧，最大的收获是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现代戏剧！
余老师哈哈大笑。这时他也早已超越了戏剧本身，进入了另一番的天高地阔当中。
成功到来之前的许多环节
以后太多的人听说我是学戏剧的后，大惊小怪地看我。我也学会了自嘲。我干笑着说，不好意思，我和戏剧“邂逅”了三年。
终于还是没有走上做学问的路，三年研究生生活也没能帮助自己沉浸下来。我那时还在断断续续地写着小说，记得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上海文学》的小编辑看过我的小说，喜滋滋拿去奉给主编，却被主编轻慢、教训了一通。他只好安慰我，说他将来混到了主编的位子
，一定发我的小说。我像许多现在20几岁又有点想法的年轻人，每天都在认真地问自己：我是做学问呢，还是写小说？结果就是我既没做成学问，也没写好小说。
我有时觉得自己这一点和余秋雨老师倒有点相像，既有理性，也不乏感性，不同的是他学问做得好，散文写得又独领风骚。应该说他把自己开发得很好。
人们总是更容易看到对方的成功，很少贴近地去想成功背后的众多努力。我就知道在我的一些朋友中，大多都是才华横溢的，但他们也和我一样，基本上都还停在“愤青”阶段，沉不太下来以自身的才能去创造些什么，去获取社会的认可，这使他们产生了另一种不理智的心态：在他们眼里，凡是社会认可和接受的，就是媚俗和不光彩的，凡是日子比自己过得好的，就是不正当的。就像他们有的说到我的老师时，总是要冒出几句“愤青”式的话语，有时会连带着把我也攻击一番。我站在他们中间，对谁都客观、体恤。
有时会想，像我这样“无法无天”“目中无人”，如果不是因为余秋雨是我的导师，如果不是因为他又正好是我喜欢和欣赏的人，我会这样把心态放得平平的来阅读他、追随他、进入他的世界吗？
真把自己问得吓了一跳。
在我结交的朋友中，大多不乏才气，也大多埋没于俗间，与社会格格不入。当然这种格格不入，有的属自我放逐，有的则纯属无可奈何。他们可以无保留地推崇某一位远在天边的西方作家、艺术家，无论死去的还是活着的，但无论如何，对自己周边冒将出来的新锐人物，是不会轻易服气和认同的，除非是自己的狐朋狗友。这里头有骄傲、嫉妒、不平、不屑等等复杂情绪在作怪，让我们自愿放弃了与同时代另一些同样有才华的人群的沟通。
记得早年有一回我和女友去文化宫书市淘书，要淘的当然都是外国文学类，那时是很不屑光顾中国文学的。走过一家书摊，看见那里贴着张海报，是一位永远在写知青小说的作家在那里签名售书。我们都从没耐心读完过他的任何一部小说，却对他照搬生活毫无想象力的所谓写实深怀恶感与不屑，我们就决定损他一把。瞅了个没人的空档，我和女友肩并肩朝他走过去，满脸文学女青年表情。就在那人想当然要接受我们的崇敬时，我们小脸一变，扭头就走，给他个不尴不尬自讨没趣。跑出了老远，我们还蹲在地上笑得起不来。
这就是我年轻时干的众多好事之一。
现在想那当然是很伤人很不人道的，其实我从来也没有心平气和读过那人的作品，就因为大多数人喜欢他的东西，就让我反感他，不稀罕他。
其实还是余秋雨说得好，作为各自独立的作家，最好不要随意把自己的艺术尺度用在别人身上。
有一回，我对他说，我的朋友某某（也是一位大名人）不知从哪儿听说了别人对你的议论，对你很有看法呢。他无奈地望着我笑，不知说什么好。
我说我告诉我那位朋友，名人都是要被人议论的，中国人爱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何况人家传你的那些“坏事”根本就是无中生有莫名其妙。在认识你老兄之前，我也听到过不少对你的议论，如果我不是后来有幸认识你了解你，成为朋友，你在我心目中也是另外一个样子。现在怎么样，现在我到处跟人说你老兄其实是个非常好非常体贴细致的男人，尤其对老婆好。我成了你的业余宣传员了。所以什么事最好是自己亲眼所见亲身所为，才好相信。就像别人议论余秋雨，许多是以讹传讹，挺不负责任的。有一次我看到记者采访陈道明的报道，他就说自己一直在抵制“听说”这两个字，先是根除自己嘴里的“听说”，然后是拒绝听别人嘴里的“听说”。我觉得他挺智慧挺有脑子，我们都要跟他学。
余秋雨听着我的话，一直在说“谢谢谢谢”，我感觉得到他的真切。
冷静下来想，其实我们这些相对年轻的人，在观念与心态上，很多时候比年纪大些的余秋雨，反倒要老旧、迟缓得多。他有时像是一面镜子，我看到他现在呈现出来的状态，会蓦然联想起这状态到达之前的许多环节，看到他一次次强有力的行动，更会照见自己死气沉沉和怨天忧人的样子。广告里说“脑白金年轻态”，“年轻态”三个字送给余秋雨很合适。
21世纪了，年龄在一天天增加，我想大多数人到死也找不到自己那个位子的。眼看“愤青”成了“愤中”，再一不留神，就该到“愤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