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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家的钱又花光了！”华罗庚半是辛酸半是幽默地给儿子取了名字。
为了使华罗庚专心致力于教学研究，妻子吴筱元担负起全部的家务。她
精打细算安排全家的衣食起居，为了省钱，她宁愿自己跑很远的路去挑水，
并且亲自做全家人穿的鞋子她还抽空为商店绣些小手巾，挣点零钱贴补家
用。有时，夜深人静，当她忙完家务后，还主动帮丈夫抄稿子。正是有了这
位贤内助的全力支持，华罗庚才能取得卓越的成就。对于妻子的功劳，华罗
庚总是念念不忘的。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华罗庚不仅忍受经济上的困难，而且生命安全没有
保障，几乎每天都有日寇轰炸的空袭警报，即使躲进防空洞，华罗庚依旧钻
研数学。有一次，敌机将防空洞震塌，华罗庚被埋在土里，幸亏脸露在外边，
在别人的帮助下，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从土堆里拉出来。
艰难动荡的生活，迫使一些教授自谋生路，有的改行经商，有的跑到国
外，而华罗庚却没有向生活屈服，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他竟先后写出 20
多篇论文，并于1941年完成第一部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可他没有料到，
这部凝结着他数年心血的重要著作，送给中央研究院之后，没有出版竟然丢
失。随着第四个孩子的出世华罗庚家中的生活更为艰难，长女华顺虽然只有
十几岁，但挑水、磨面样样都干。有一天，她不小心将近视眼镜摔碎了，父
母竟无钱再给她买一副新眼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华罗庚高兴得又抽起了香烟。然而，当人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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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从战争的创伤中康复的时候，腐败的国民党又挑起了内战。进步的知识分
子奋起反抗，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的浪潮风起云涌，冲击着国
民党的黑暗统治。不少大学教授也走出书斋，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中
去，华罗庚的好友闻一多就是其中的一个。
1946年3月，苏联科学院用英文出版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并邀
请他访问苏联。闻一多听说后非常高兴，鼓励华罗庚“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
机会”。在去苏联途中，华罗庚乘坐的飞机在伊拉克的雪山顶上被困，他请
求国民党驻德黑兰大使馆帮忙。大使馆的官员不但置若罔闻，而且冷冷地对
他说：“到苏联去，你红帽子已经戴上了！”华罗庚听后十分生气，挥笔写
下一首诗发泄胸中的不满。后来在驻德黑兰苏联大使馆的帮助下，才乘一架
运输机到达斯大林格勒。他在苏联各大城市参观访问了三个月，回国后冒着
生命危险在昆明青年会的阳台上，为数千名大学生做了题为“访苏三月记”
的报告。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保护华罗庚免遭国民党特务的暗害，事先做了周
密的安排。闻一多听了报告后，对华罗庚大加称赞。同年6月，国民党加紧
内战准备，昆明战云密布，形势紧张，不少人先后离开昆明。华罗庚在临行
前叮嘱闻一多：“多加小心”。然而，没过多久，他便从报纸上看到闻一多
惨遭杀害的消息，不禁流下了悲愤的眼泪。闻一多生前送给他的一枚图章，
他一直珍藏在身边。
1946年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华罗庚访问美国。临行前他接受了《东
南日报》记者赵浩生的采访，随后赴上海安顿好妻子儿女，便偕同李政道、
朱光亚、唐敖庆等人在黄浦江畔登上“美格将军号”轮船飘洋过海前往美国。
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华罗庚以客座讲师的身份工作了一年多，随后
住进医院医治残腿。经过手术，两条腿总算可以靠拢了。他特意拍了张照片
寄给国内的妻子。吴筱元看了照片高兴地逢人便说：“他的腿在美国治好了，
看这照片，多利索！”
不久，华罗庚被美国伊利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当他听说国内共产党领
导的人民军队势如破竹，蒋家王朝即将土崩瓦解，在他们逃到台湾的同时，
有可能把一些社会名流及其家属弄到台湾的消息后非常不安。他立即火速为
远在上海的妻子孩子办理护照，要他们来美国团聚。但是他的长女华顺坚决
表示不去美国，她对吴筱元说：“妈妈，你到了美国跟爸爸说，我已经加入
了共产党。希望爸爸在解放战争结束后，早一点回来！”吴筱元见女儿态度
坚决，不好勉强，便打发老母带着最小的孩子回故乡金坛，自己则带了三个
男孩飞往美国。他们来到美国后，便住进了华罗庚为他们安排好的舒适洋房。
华罗庚本人则每天坐着雪亮的小汽车到伊里诺大学上课，但是，物质的享受、
生活的安逸并没有使华罗庚萌生久居之意，身在海外，他的心却时刻牵挂着
祖国，牵挂着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
1949年，从大洋彼岸传来了祖国解放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
立。华罗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立即决定返回祖国！他开始在暗中积极
准备，寒假一到，他便以到英国讲学为名给全家人弄到船票，然后舍弃了洋
房、汽车和半年的薪水，带领妻儿四人在旧金山登上一艘邮船，踏上了归国
的路程。到达香港后，他便发表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在信中他满含
激情地写道：“……受了同胞们的血汗栽培，成为人材之后，不为他们服务，
这如何可以谓之公平？如何可以谓之合理？……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
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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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的祖
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1950年3月，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这封公开信。
这封信，字里行间充满对新中国的无限深情和希望，它使许多处在犹豫徨中
的海外游子，纷纷冲破各种阻挠，返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四、名师与高徒
1950年3月27日，中国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华罗庚“自美国返
抵首都北京”的新闻。华罗庚到北京后被安排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及中
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1953年，华罗庚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
在火车上这些著名的科学家们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华罗庚诗兴大发，他笑
着对大家说：“诸位，我们来对诗好不好？”有人建议：“你先来。”华罗
庚沉思了片刻，吟诵道：“三强韩赵魏。”然后请人对下联。华罗庚的这副
上联构思新颖巧妙，“三强”既是指战国时韩、赵、魏三个国家，也暗含了
代表团中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名字，按照对联的规则，在下联中必须出现
与上联相应的数字和名词，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竟无人能够
对出下联，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在大家的催促下，华罗庚又笑着说出下联：
“九章勾股弦，”话音刚落，大家立即拍掌称绝。因为“九章”是最早记载
了勾股定理的我国古代数学专著名称，同时又是代表团中另一位大气物理学
家赵九章的名字，这副对联对仗工整新巧，堪称一副绝妙的对联，因此在科
技界广为流传。
回国后不久，中国科学院告知华罗庚，他的《堆垒素数论》即将出版，
华罗庚听后感慨万端，他在书的序言中写道：“在解放以前的漫长岁月里，
这书刊出的问题，由即将出版、等待出版、一直演变到把原稿搞得无影无踪，
以致到了今天，在中国科学院的敦促之下，我还得从俄文本翻译出来付印，
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旧的政权怎样腐化，怎样地不关心科学，而人民民
主政权又是怎样地珍爱科学成果。”
1952年10月，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华罗庚以中国
和平理事会和中苏友好协会领导成员的身份出席会议。不久，又代表中国到
斯德哥尔摩和东柏林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1955年春，又随郭沫若率领的代
表团赴印度新德里，参加“在科学、技术和工程问题上协调的会议”。频繁
的社会活动，没有使华罗庚放松对数学的钻研，他抓紧一切时间，将以往的
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整理，发表 《多复变函数论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一文，
1957年，此文荣获国家一等发明奖，同年，他的《数论导引》出版，此书在
国际上反响很大。一位美国著名数论家在《数学评论》上称华罗庚的这部书
是“一本有价值、重要的教科书，有点像哈代与拉伊特的《数论导引》，但
在范围上已越过了它。”
20世纪50年代初，华罗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学术上到达鼎盛时期，
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与此同时，他还肩负起为新中国培养人材的重任。
那是在1952年，全国第二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一天晚上，与会代表被邀
请到怀仁堂观看文艺演出。华罗庚因为起草一篇发言稿耽误了时间，当他来
到大厅时，演出已经开始，灯光昏暗，他拄着拐杖，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座
位。正在他不知所措之时，忽见远处的座位上有人朝他招手。他立即朝招手
的地方走去，当他在空位子上坐下之后定睛一看，不禁惊喜交集：原来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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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手的人是毛泽东主席。毛主席笑着向他点头问好，华罗庚顿觉泪水模糊了
视线。毛泽东和他一面看戏一面交谈，并且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华罗
庚同志，你也是苦出身，希望你为我们培养出些好学生来！”华罗庚将毛泽
东的嘱托牢记在心，为了培养人材，他在清华园里的数学研究所开办数学讨
论班。浙江大学学生王元拿着苏步青和陈建功教授的推荐信来找华罗庚。王
元从小喜爱数学，立志要拜华罗庚为师。华罗庚看了推荐信后，并没有表示
立即收他为徒，而是把他叫到黑板前给他出了个题目。王元一时发懵，思索
半天没有想出答案。华罗庚严厉批评了他，并且罚他在黑板前站了两个小时。
当天晚上，王元用心演算，第二天把结果报告给华罗庚。华罗庚听了十分高
兴，后来又出了几道题。王元都顺利做出，华罗庚这才答应收下这个学生。
在学生们的心目中，华罗庚不仅是位令人尊敬的良师，而且是具有强烈
民族自尊心的科学家。当时发生的一件小事，使王元终生难忘。50年代初期，
匈牙利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保尔·吐朗，赴中国访问，他在给数学研究
所做的报告中，用高等数学中的兰向多项式对中国近代数学家李善兰发现的
恒等式作出了证明。华罗庚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激动地对学生们说：“这
本来是我们中国的东西，结果我们作不出证明，现在，让人家外国数学家给
证明了，这对我们既是友好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