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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革命党人当中，很多人都对袁世凯寄予期望。11月18日，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与宋教仁等，都倾向于“以大总统饵袁世凯而推翻清室”。整个上海包括革命党人都笼罩在妥协、拥袁的气氛中，当时已经形成这样一种心理：只要袁赞成共和，迫使清帝退位，就选他为大总统。
革命党人方面，由于原来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和分裂，始终未能得到整合的机会，加之组织纪律松弛、涣散，亦很难有主导局面的统一意见。当武装推翻清政府的短期目标实现后，内部的分裂与不和再一次爆发出来。
而孙中山就在这个时刻回来了，等待他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抵达香港，胡汉民、廖仲恺乘兵舰到香港迎接；4天后，在胡汉民、宫崎寅藏、池亨吉、荷马里等人的陪同下，孙中山到达上海。
这天清晨，虽然下着蒙蒙细雨，但上海十六铺金利源码头上，布满了沪军都督府的卫队和军警，挤满了各国领事，中外记者和各机关团体的代表。马路边，码头上到处飘扬着各式各样的旗帜。黄兴、宋教仁和沪军都督陈其美走上船。他们背后，站立着成千上万的欢迎人群。
上午9点3刻，当穿着一套黑色西服的孙中山出现在海轮船舷旁时，欢迎的人群又一次轰动了。孙中山也高举着帽子，向久违的祖国人民致意。上海同盟会的同志们还为孙中山鸣放礼炮21响，以表示对他的敬意。这也是孙中山经过15年的国外流亡生活之后，第一次公开回到故土。黄兴、陈其美簇拥着孙中山，在欢呼声中登上码头。
12月26日，黄兴、陈其美等出面，邀请在上海的同盟会员在爱丽园宴请孙中山；当晚，孙中山不顾旅途劳累，立即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组织临时政府问题。
讨论时，宋教仁主张采取内阁制，陈述总统制的多种弊端；而孙中山则主张采取总统制，不设总理。会议争论很长时间也没有定论。最后张静江表态说：“好！除了孙先生，没有第二人能说这样的话的了。我们惟有遵照孙先生的意见行事。”黄兴也说：“我赞成孙先生的意见。”
12月29日上午，南京17省代表会议正式选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前，浙江代表、大会主席汤尔和致词，他说这次选举是“中国4000年来历史别开生面”，代表们对此都报以热烈掌声。
投票结果，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孙中山以超过投票总数2/3的票数，众望所归，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当选举结果公布时，“众呼中华共和万岁3声，是时音乐大作，在场军学各界互相祝贺，喜悦之情，达于极点”。
对很多代表来说，直到选举前两天才是他们第一次见到传闻已久的孙中山本人。12月27日，孙中山接见各省代表，一位代表事后回忆说：当时感到惊异的是先生的语气真挚亢爽，直截了当，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慨，一洗中国缙绅虚伪谦逊、矫揉造作之态，虽细微处，亦见伟大。可见，孙中山的个人魅力一举征服了那些革命者。
伟大的革命斗争造就了孙中山。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威望、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物当选为中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意愿。代表会议立即做出决议：各省代表具签名书，交正、副议长到沪欢迎临时大总统来宁。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消息一经传出，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兴高采烈，一片欢腾。“自总统选举以来，南洋、澳、欧美各地贺电为日盈尺”。
12月31日，参议院决议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正月一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来南京就职。孙中山赴南京就职前，唯恐铺张浪费，特别嘱咐沪军都督陈其美：“我们革命党，全不采仪式，只一车足矣。”
1912年1月1日上午11时，孙中山乘沪宁铁路专用花车起行。到站欢送者有各团体代表及军队等数千人，专军在礼炮声响后徐徐启动。途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站时，均有数千至上万群众列队致敬，鼓乐齐鸣，欢声雷动，“共和万岁”、“总统万岁”的呼声响彻云宵。
下午5时，车抵南京下关，接着，换乘专车入城。南京城内，到处张灯结彩，百姓填街塞巷，欢声雷动，热烈欢迎孙中山的莅临。临时大总统府设在南京城内旧两江总督衙门，即太平天国的天王府旧址。当晚10时，举行临时大总统受任典礼。孙中山宣读誓词如下：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宣誓之后，代表会将大总统印授给了孙中山。
这一年，孙中山不满46岁。
新政府的财政危机（1）
所谓“百废待兴”，正是形容南京政府成立之初时最准确的一个词。对孙中山来说，这是他“革命”之后必须要面对的“建设”问题。
就在孙中山赴南京的前夕，据宫崎寅藏回忆，还有这么一件值得品味的事：黄昏，宫崎寅藏走进孙中山的寓所。孙中山部下的人，大都到了南京筹备成立临时政府的事。夕阳西下，平时闹闹嚷嚷的大院显得冷冷清清，人去楼空。
“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了但却身无分文。”
“我又不是魔术师，一个晚上去哪里弄这么多钱。”
“明天没有钱也关系不大。但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之内给我借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
话刚说完，孙中山脸上不由露出苦涩的笑容。
到达南京第二天，孙中山以临时总统身份召开各省代表会，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民国政府设置陆军、海军、外交、司法、财政、内务、教育、实业、交通共9个部，并将“部长”改称“总长”。
根据组织大纲，各部总长由总统提名，但必须要经过各省代表大会同意。因此，各部总长人选的安排，实际上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省与省之间、代表与代表之间，旧官僚、政客、社会闻人都暗中较足了劲，一争高低。黄兴与孙中山商量，在人员安排上，采取“部长取其名，次长取其实”的原则。
1912年1月3日，代表大会正式表决、通过了新政府。名单如下：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临时副总统：黎元洪
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
陆军总长：黄 兴 次长：蒋作宾
海军总长：黄钟瑛 次长：汤芗铭
外交总长：王宠惠 次长：魏宸组
司法总长：伍廷芳 次长：吕志伊
财政总长：陈锦涛 次长：王鸿猷
内务总长：程德全 次长：居 正
教育总长：蔡元培 次长：景耀月
实业总长：张 謇 次长：马君武
交通总长：汤寿潜 次长：于右任
至此，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第一个以选举产生的民主共和国政府宣告组成。9位总长中，只有黄兴、王宠惠和蔡元培是同盟会成员，其余皆为清末官僚。这个成分复杂的政府组成名单，也为日后埋下了诸多动荡不安的种子。
为了保障刚刚诞生的民主体制能够健康运作，孙中山建议成立临时参议院，参议院组成人员也由各省选派。虽然同盟会成员占了参议员代表的多数，但意见分歧严重。在兴中会和同盟会时代就确认、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革命军旗和国旗，但参议院在讨论后决定：以南京光复时用的五色旗作国旗，五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意，以武昌起义用的铁血十八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旗，这实际上是一个迁就各方的主张。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碰到的最迫切、最严重，也是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财政问题，当时，国内有可能筹得现款的渠道如关税、盐税、厘金、田赋等，有的已被帝国主义控制，有的则一时无法征缴。而各地战事不断，军费耗用惊人。内无存储，外无支援，又无法贷款。这也是孙中山与革命党人放弃临时政府关键的财政、实业、内务、交通等诸总长位置的原因，他们正是期望借助于立宪派的声望、实力和经验来为新政府缓解财政困难，但立宪党人对此并不积极。
政府的运转要靠资金维持。孙中山不得不考虑采取一切可能的非常措施，以缓解财政紧急状态。
1月8日，孙中山批准发行中华民国军需公债，发行定额为1亿元。但临时政府根基未固，很难获取民间信任，民间应募者寥寥无几，向海外华侨所发售的公债应购者亦不踊跃，柏文蔚所领的公债券，派人到南洋劝募，最终竟如数带回，这笔公债只售出700多万。
当时在南京留守管辖之下的军人总共有30万人之众。一旦无饷可发的话，士兵随时有扰民之事发生。为了解救燃眉之急，1月31日，孙中山下令财政部发行总额100万元的南京军用钞票，“以维持市面”，规定3个月后，准持票到中国银行兑换银元。士兵领到军用票后，纷纷向各商店挤兑银元，或购买实物。商民甚为恐慌，发行数日后，即出现钱业、米业停市，市民以此来抵制军用钞票，这一政策同样宣告失败。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曾通过黄兴委托何天炯，请日本财政专家帮助设计筹组中央银行事宜，未获具体成果。2月5日，孙中山又批准原清廷在上海的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但也无助于解决南京政府的财政困难。
按照张謇的预算，临时政府一年的军费需要5000万两、中央行政及外交经费至少需要3000万两，加上其他支出，一年的财政支出需要2亿两；但眼下海关税3000万两，两淮盐税仅1000万两，除此无其他进项，外省除江苏、浙江、广东稍有盈余补贴中央财政外，其他各省尚且不能自足，中央财政每年最少赤字8000万两。
新政府的财政危机（2）
府库空虚，庞大的军费开支无着落，连政府公务员的薪水都发不出。孙中山多次向英美银行协商借款，外国银行不愿借钱给临时政府，孙中山只好将目光再一次投向曾帮助过他革命的日本。
回到上海后，孙中山由宫崎寅藏陪同，与日本最大的企业三井物产会社上海分社支店长藤濑政次郎相见，商谈借款事宜。
藤濑立即与森恪商议，森恪是日本大阪人，早年在上海、长沙等地工作，与陈其美、张静江等人多有来往。武昌起义时，森恪原本正在三井物产会社纽约支店工作，三井财阀立即将他调回东京本店，充当与中国革命党人之间的联系人。
日本长期对中国的汉冶萍公司有所欲求。汉治萍公司为1898年盛宣怀所创办，但一直为资金不足所困扰。日本属于贫铁国，为发展重工业必须发展钢铁企业。由此日本便看上了汉冶萍公司，曾先后13次向汉冶萍贷款。
武昌起义爆发后，日本为巩固在汉冶萍利益，迅速派遣军舰前往武汉。当时日本海军大臣曾训令驻汉口第三舰队司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