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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孝勇那天还透露了一件外界迄今毫无所悉但十分重要的事。他说，父亲生前曾跟他商量，希望在身後火化，并将骨灰撒散各地即可，孝勇认为兹事体大，所以回 父亲说这不是个人的事，恐有不宜，父亲闻後默然未语云云。
父亲确有身後火葬的想法，只是孝勇个人觉得不妥，而未照办。当蒋孝刚於二○○四年年初面告方良女士，和他母亲商量後，已於元月二十七日去函“国防部部长”汤曜明要求将祖父和父亲移灵五指山时，我把孝勇曾提到父亲生前有火葬之意的事告诉了孝刚，让他对两蒋後事的处理能有较周延的了解。此时若提火葬之议，所涉太广，也可能为时太晚，但我必须不避讳地将此据实道出，俾让国人了解父亲经国先生对自己後事的处理，在生前是有交代的，他有豁达的生死观。
呼风唤雨不再
孝勇比孝武小四岁，比我小七岁，我很珍惜一九九○年前後和他日趋和睦相处的岁月。一九九○年，我以“海工会”主任身份前往加拿大访问，特地前往蒙特罗一趟，那边国民党的海外党部很小，党员也不多且均系老侨，真正目的是想去探望孝勇并安慰安慰他。那时他已举家移民蒙特罗。
我在参加一项晚宴活动後赶到他家，是在郊外山区一幢相当宽敞的独立洋房。见到面，他显得很高兴，还亲自开着购买不久、爬山专用的吉普车，很得意地载着我到一处山顶去鸟瞰蒙特罗全城的灯火夜景，的确相当壮观而有特色。四十分钟後回到他家，进到屋内他太太方智怡也出来作陪，大家聊得很开心，对我能这样老远专程去探望他们表示感谢。
尽管孝勇说他心境已逐渐平复，可是我一眼看出来，父亲虽已去世两年，对他的冲击仍丝毫未减，那是一种心理上极度的挫伤，凄凉地刻画在他泡肿的眼皮、带血丝的双眼和明显消瘦的身躯上。我关心地问他，是不是睡眠不好，怎麽比从前消瘦了很多？他苦笑说：“我怎麽会睡得好？”
父亲过世这件事，对孝勇来说，远比对孝武来得更不易调适。一九八六年初孝武即远赴海外，已两年多不在父亲身旁，而孝勇则是形影不离、天天服侍在侧，事无大小，无所不与。故经国先生遽然离开，让他顿失依恃和重心。他要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截然不同内涵的生活，更是一个冰冷无情的政治和只讲现实的社会。往日几乎可以喊水成冰的魔力，一夕之间消失殆尽。我理解这种剧变，不是任何处在他同样位置上的人所能承受得了的。所以，後来遇到他对我的不满，我也都能以谅解的心淡然处之。
见到父亲最後一面
我始终很感谢孝勇很诚意地安排我和孝慈见到了父亲最後一面。
元月十六日下午一点，孝勇来电说，当晚十一点他会到我在罗斯福路叁段的“外交部次长”宿舍，来接我和孝慈前往设在怀恩堂的灵堂行礼。我随即通知孝慈。晚上十点半孝慈先到，十点四十八分孝勇也到了。十一点，我和孝慈搭乘孝勇的车，乘着夜幕深垂，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直驱荣总。
我和孝慈进到怀恩堂，先在灵前行叁鞠躬礼，在场尚有几位看似七海的侍卫在守灵；随後，孝勇带我们进到围幕背後，即荣总的停尸冰库间。孝勇先跪下，由一位助手将其中一个靠中间的冰床缓缓抽出，父亲就安然躺在其中。我走近注视之，见其容貌极为安详，双目紧闭，双唇密合，应当已经做过初步化 ，唯头发略见蓬松，脸色灰白，如熟睡状。我随即跪下叩头，泪如雨下；孝慈随後亦趋前见最後一面，并下跪叩头，饮泣几不成声。这居然是我和孝慈生平第一次这麽近距离地和自己父亲见面！
我边流泪边低声地喊着“爸爸”，这竟是四十六年来，首次当着父亲的面声声喊“爸爸、爸爸”。有生以来面对父亲的第一声呼唤，竟是在这样的场景。我用只有自己听得到的声音告诉父亲：“请您安息，……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爸爸，请放心，请安息……”我看到泪水一滴滴落在地上，人生的悲惨，莫此为甚了！孝勇亦流着泪再行跪拜。随後，我们叁人一起缓缓地将冰床推上，前後约六分钟。
拭去泪水，孝勇陪我们退出灵堂，我向他称谢後告辞。孝勇另派车分别将我和孝慈送回家，这一切都是在隐密下进行。能见到父亲最後一面，得以无憾矣。
父亲曾交代归宗
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七日，父亲过世後的第四天上午九时正，我与孝慈到秦孝仪院长办公室。秦院长先安慰我们说，总统过世，发生得太意外也太快，要我们节哀。他说已经知道过去两叁天来，孝武、孝勇和我们接触，并在深夜安排去荣总怀恩堂见父亲最後一面的情形。他也把经国先生病逝当时的情况，做了扼要的描述，和孝勇所说大致雷同。
另外，他很慎重地说，在经国先生过世後第二天，也就是十四日下午，孝勇亲自驾车与他一同到头寮，勘察准备用来奉厝的那幢父亲生前不时前往休息的四合院；由於车上只有他们两人，谈了许多往日从未触及的话题，在途中他曾亲口告诉孝勇说：“早就有一个 密要告诉你，现在‘总统’已经不在，应当是时候了。‘总统’生前曾面告，要孝严、孝慈两兄弟归宗。‘总统’说这话是在一年半以前，这件事我也告诉了俞国华‘院长’。俞‘院长’听到此一嘱咐，表示了解，而且说，孝严、孝慈都已有自己的成就，以後要协助他们。”秦孝仪安慰我们说，父子关系是天生的，不能否定，将来如何归宗，就听其自然，事实终究是事实。
当天秦孝仪这一席谈话，让我可以体会到父亲晚年的心境，对我和孝慈的事始终放在心上，他这个心愿一直到临终都未能落实。如果父亲能多活几年，我在想，或许等卸任“总统”职务後，会是比较好的时机，也比较容易办理认养手续。那该是一个多麽温馨的情景！但这，毕竟只是自己的想像。
晓得父亲生前有明确的交代，基於孝思，我自当不畏任何险阻，要尽心去完成它。不为别的，只因我爱父亲，生前虽然无法承欢，死後不要让他有任何牵挂。
第一次听到“蒋中正”这叁个字，是在新竹读小学。
从小，和其他孩子一样，很早就从课本教材中被灌输了不少祖父年轻时的过人事迹，让我对祖父有无比敬畏。尤其那张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戎装照，英姿焕发，成了我崇拜的偶像。当然，他更高不可攀，遥远得像挂在天边的星星。
“蒋委员长”的孙子
一九五一年念新竹市东门国小五年级，有一次放学，和孝慈从学校後门穿过陆军眷村走路回家，有几位老伯伯们正围在树下乘凉，当看到我和孝慈时，就有一位拉开嗓门指着我们毫不避讳地嚷：“来看来看，他们就是老蒋的孙子，蒋委员长的孙子！长得好可爱的一对双胞胎！”我们完全听不懂，只用小眼睛回瞪他们一眼，加快脚步回家。但是“蒋委员长”这几个字，倒让我们记住了。
类似的事情重复发生了两叁次，心中难免嘀咕，我们决定要问问外婆。有天吃完晚饭，我鼓足勇气问外婆，谁是“老蒋”？谁是“蒋委员长”？怎麽我们会是他的孙子？外婆当时脸一沉，带着责难的口吻说：“问这些干什麽？现在兵荒马乱，很多人家破人亡地逃到台湾，喜欢胡说八道，不要听那些人讲的话，他们有神经病！你们爷爷、爸爸、妈妈，还有姨妈、姨爹一大家子，来不及逃出来，都还在南昌；章家有一大半的人没有到台湾，我们家跟什麽‘蒋委员长’怎麽会有关系！以後不要问这种傻事，不要理那些人！”第二天起，外婆不准我们放学後再经过那个眷村，要我们走学校前门绕一条较远的路走回家，避开那些老兵们的指指点点。回想起来，这些老兵似乎已略风闻我们的故事。
这段经历是第一次有人，在我们面前模模糊糊地提到和蒋家有某种关连，虽然有过疑惑，但一阵子就过了，毕竟年幼，被外婆编织的故事和她严肃的表情给隐瞒了过去。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道当时外婆被我问到这个问题时，是什麽样的感受？
家徒四壁卧竹床
从小学叁年级到初中，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这几年在新竹，过得还算平稳，没有任何异常，从衣着到每天的便当，以及上学用的文具，和其他同学没有两样。但是从一九五六年年後，家境突然变坏，一直到一九六○年高中毕业，都没有好转过。
那段期间，新竹家里上上下下，可以找到唯一的电器用品，就是几盏悬在房间当中没有灯罩的电灯球。新竹的风是有名的，但到了夏天，却闷热异常。有次我和孝慈到邻居小朋友家去玩，看到电风扇在转，觉得既新奇又羡慕，回到家也不敢提，我们知道家里买不起。中央路的房子西晒，外婆带着孝慈和我祖孙叁人睡在小房间，里头摆着两张竹床，到了下午就像火炉般闷热，晚上就寝时，竹床上的竹片都是热的。家里买不起窗 ，只好去文具店买色纸把窗子糊起来，後来乾脆用看过的旧报纸代替。
二舅想出一个简单的消暑办法，他要我和孝慈放学後，到附近的东门市场去找鱼贩，向他们买几块用来冰鱼的便宜大冰砖回家，然後敲成大小不等的冰块放进脸盆，摆在竹床上来回移动个把小时，把竹床冰凉一些，剩下的冰块就放在房中间，让它慢慢融化，晚上就比较好睡些。整个新竹市，应当没有第二家，用这种妙方来对抗热浪的。单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日子的清苦。
我最能体会什麽叫“家徒四壁”了。我们睡的竹床一直到进了大学都还在用，陪了我们十几年，後来竹床不仅有个洞，还会夹肉，到了夏天都要垫上两层的床单才行。从这样的生活条件来看，街坊邻居怎麽都不会相信，住在隔壁的这两个双胞胎会和“蒋总统”有任何关连！
成功岭上见祖父
我真正近距离见到自己的祖父，是一九六叁年在成功岭接受预官训练的暑假。从报上得知他每年都会到成功岭向大专学生兵训话，所以一进到成功岭，我就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八月九日一大早，我们就整队在大操场集合，足足等了一个钟头。那年祖父已七十五岁高龄，向我们致训词时，声音宏亮、铿锵有力，虽然带有十分浓厚的奉化乡音，但他吐字很慢，中气十足，而且逐字照着稿子宣读，可以听懂九成以上。我和其他全体预官学员全程持枪立正听训，一动都不敢动，足足半个多小时。我内心是激动的，全场只有我知道：“他是我祖父！”
致完训词後，他在文武百官簇拥之下，缓步走下司令台来校阅学员部队。我个子不高，站在第一排倒数第四位，祖父会很接近地从我们面前走过。我终於可以见到自己的祖父了！我兴奋得在心中呐喊。
自从外婆向我们解开身世之谜後，对祖父的感受，立即变得复杂又矛盾，好像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心理障碍要去克服。他那种历史巨人的身影，从小就牢不可破地烙印在脑海里，突然间外婆却说他是我的祖父，这是何其大的冲击。对一个十*岁的穷孩子来说，要接受它为事实，真是太残酷了些！对这种几乎不可思议的身世转折，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