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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舅後来由於沉重的债务，只好把中央路的房子贱卖掉，先搬到城北街，最後迁到郊区靠近青草湖的明湖路，但是景况不仅未见改善，更由於眼睛失明而每况愈下。修纲、修绩几个表弟妹们，持续受了好几年生活上的折磨，幸好他们均知努力，天资又不错，大学毕业後因为没钱出去深造，就决定在台北创业。相信直到今天他们回想起过往种种，一定仍有不少感慨。
外婆在二舅与表叔因借款而兴讼期间，可以说心都碎了。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们会常在半夜被外婆的起床声吵醒。外婆有坚毅的个性，她始终咬着牙在苦难中撑下去，我没听过她说过任何一句话要二舅舅去台北找蒋家接济帮忙。
外婆从南昌到新竹，像是刹那间从云端跌落下来，在这新环境里，不仅语言不通，习俗有异，少了昔日的亲朋好友，更没有专门服侍她的 人。外婆幼时念过私塾，知书达礼，缠过小脚，思想保守。在大陆时，虽非大户人家，至少日子还过得去，现在却要抛头露面地照顾店面，而且是卖杂货、摆香烟摊和委托行，对年逾花甲的外婆来说，委实难堪，她还是努力去适应。外婆曾建议二舅舅以大专毕业的学历，凭本事去考公职，找一份固定的薪水，家计才能稳定，在当时台湾大专生尚不普及的情况下，应非难事。但二舅舅对重拾课本兴趣缺缺，执意开店，却愈做愈赔，最後负债累累，又和王升不睦，才让整个家庭陷入愁云惨雾当中。
隐姓埋名的日子
外婆为了把我们拉拔大，付出了所有心血，让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欠缺过亲情的爱，或感受过是没有爹娘的孤儿。念国小时，外婆曾叮咛我们若是有同学问到，怎麽没见过你们的爸爸妈妈时，就说爸爸当县长，还在大陆，现在生死不明，别的就不必多说。同学们对外婆传授我们编造的说辞也不觉有异，因为当时在同学当中，有不少的家庭也是这样支离破碎，对这种讲法早就见怪不怪了。
到新竹住定後，二舅舅为我和孝慈到市公所办理户口登记，使用的学名是“孝严”和“孝慈”，但仍沿用“章”姓。另外把孝慈和我的年龄刻意拉开相差一岁，孝慈登记的一九四二年出生是正确的；我则多报了一岁，为一九四一年出生，旨在蒙混外界，不要把我们看成是双胞胎。刚到台湾时，有关户籍的申报，由於制度不完备，登录的内容很马虎，根本不需缴交证明文件，随意填写即可。
必须刻意借由“不实登录”的方式，来掩盖若干事实的做法，可以看出外婆和舅舅内心的压力有多大，真的深怕“蒋家关系”会让这两外孙受到无辜的伤害。出於这种无以名之的恐惧，章家大小在新竹过的是一段隐姓埋名的日子。
再不见“女婿”身影
外婆最懊恼的，应当是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刻，却不见父亲的身影。一九四一年前後，在赣州时还能常常和他碰上面，父亲时常会从行政专员公署走到相隔才六百公尺之遥的章家去看亚若，进门後都很礼貌地喊她一声“伯母”，并且请安。外婆搬到万安县之後，父亲还在一九四叁年千里迢迢地去探望过她和两个双胞胎。一九四九年在厦门军舰上向外婆道别，是最後一次见面，此後就再也没在她眼前出现过了。外婆虽然读书不多，仍是明理之人，当然知道他担负的责任愈来愈重，处境也日益困难；但是外婆的痛苦处境，身为“女婿”的经国先生竟被完全瞒住，直到贫病而终，都未再见面，她就是有话想跟他说，也只能抱憾九泉了。
二○○叁年九月，我曾偕美伦专程前往赣州参访。这是先父母定情之地，一草一木在我眼中均别具意涵。我们专程去到父亲工作长达六年的行政专员公署，地址是米汁巷一号，全幢大楼只剩下面街的一扇大石门；随後驱车到他和方良女士、孝文、孝章一家人住过的小洋房旧居，维修得不错，保持了原貌。
在我的提议下，台办系统人员另外陪我去到一九四○年，外婆和先母居住过的那幢座落在“大开新路四十叁号”的两层楼民宅。当天路口围了不少闻风而来的好奇民众，因为他们听说蒋经国的儿子今天会出现。在人群中，有位五十来岁个子瘦小的中年人，突然挤出人群走过来很兴奋地要和我握手，我并没有让维护安全的公安人员阻止他，他自我介绍姓王，是原来这幢民宅所有人的儿子，他很激动地跟我说：“我爸爸在世的时候，是你外婆的房东……我爸爸好多年前还偷偷地跟我说，你父亲蒋经国从前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这里来看你母亲和外婆。”
赣州很多人都知道，六十年前母亲在专员公署上班和到“青干班”受训期间，曾到“蒋公馆”去帮忙照顾过孝文、孝章，而且教他们认字，也教过方良女士唱平剧。到今天赣州老一辈的还在谈论着。
被遗忘了的“贵族”
外婆一家人在慌乱中来到台湾，父亲和章家的直接联系就愈来愈少，有关生活费用的提供，完全假手王升和宋时选，曾任“救国团”主任的李焕先生反倒没有参与。
外婆在新竹过世一个星期後，王升穿着军装到新竹来，在家里十分简陋的灵堂行礼，并转交一小笔治丧费用给二舅，仅此而已。他鞠了躬交代几声，留下一包钱，就离开了，未做多留，显然和二舅舅间的嫌隙依旧。
外婆走在人生道路尽头的最後几年，就像是一个被遗忘了的贵族，不仅昔日光环全失，一度还要在 饿和生死线上挣扎。父亲对她如此凄凉的晚景，竟未能为力。外婆生前虚有不可一世的“女婿”，到头来没有沾到一丝荣耀，反而被打乱了原本纯 的生活节奏，一下子被推落到一个她永远不能理解的政治黑洞，让她在迟暮残年、病痛缠身时，连医院都不敢住，药也买不起。经国先生的“岳母”，就是在凄风苦雨里，忧郁而终的。那些早年就晓得外婆茹苦含辛所抚养长大的双胞胎，就是经国先生亲生骨肉的乡亲们，怎麽敢相信章家的境遇，竟然会如此曲折和凄凉？
不止一次为了母亲的死因不明，我和孝慈相对唏嘘。
最初感受到母亲并非自然死亡，是在外婆告诉我们身世的那晚。外婆一口气说出许多难以置信的往事，当她吞吞吐吐地说到：“……纪琛只是你们的大舅妈，亚若才是你们的亲娘……”时，她再也无法抑止长年累积的哀伤，掩面而泣，痛苦地喃喃自语：“……我的心肝女儿亚若才是你们的亲生娘，但是她死得好惨哦，你们一定要为娘争口气！如果亚若还活着，日子不会这麽苦，你们要争气哦……”
我流着泪追问外婆，母亲是怎麽死的？外婆难过得直摇头，只重复地哭着说：“……你们娘死得好惨哟！死得好惨哟……”
桂林医院奇猝死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上午，母亲在广西桂林医院暴毙时，外婆一家人远在江西赣州，毫不知情。
母亲出事当天早上，从丽狮路住所前往省立医院就诊，到被推入太平间的整个过程，有叁个人很清楚：四姨妈亚梅、母亲生前好友桂昌德（又名桂辉），以及专程到桂林陪母亲的大姨妈懋兰。她们都到过现场，事後也分头详尽地向外婆转述，但她们对母亲的真正死因，莫衷一是，更未敢言明系由何人主使。亚梅阿姨甚至怀疑母亲的死，桂昌德有所参与。
事隔五十年後，九十年代初期大陆对外开放，桂昌德可能听到此一传言，特地出面否认，并设法和孝慈取得联系。她对外宣称自己是母亲弥留时唯一陪同在侧的人，只有她知道母亲的遗言，想转告我或孝慈。我因公职在身，无法前往大陆；孝慈後来以大学校长身份，於一九九叁年到大陆时，桂昌德已过世，但见到了她年迈的丈夫吴鹏。
吴鹏向孝慈说，他太太身前念兹在兹的，就是想要告诉我们，母亲在桂林扶养我们半年多的日子里，每天挂在心上和挂在嘴里的，就是怎样让这两个孩子回蒋家，交由父亲经国先生亲自教养。母亲还说，经国先生非常孝顺毛太夫人，一九叁九年十二月获悉毛太夫人不幸被日机炸死，悲痛逾恒，连夜赶往溪口料理後事，还手书“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并刻石立碑以明志。事後，他返回桂林告诉母亲，原本一直计划要带母亲去溪口拜见毛太夫人，却遇此变故，天人永隔已无法如愿，内心很歉疚，所以特地从溪口带来一床毛太夫人生前亲手缝制并绣有鸳鸯被面的丝棉被，交给母亲作为纪念，以弥补心中的愧憾。
母亲把这一段经国先生的心事，告诉了桂昌德和四姨妈亚梅，桂昌德後来透露给丈夫吴鹏，吴鹏也就在和孝慈见面时作了转述，但他只字未提母亲过世的原因。
桂氏兄妹同照料
母亲在赣州怀婕後，照父亲的提议，由桂昌德陪同前往大後方的广西桂林待产，以避人耳目。抵达桂林的安顿事宜，全由省民政厅长邱昌渭打点，连在丽狮路上的栖身之所，也是由他觅妥。邱昌渭太太周淑娟女士後来移民美国，後来有人向她打听桂林往事，她证实说：“……蒋经国写亲笔函给毅吾（邱昌渭之号），拜托他必须照顾章亚若。……”
桂昌德原是母亲葆灵女中的要好同学，又很意外地在赣州异地重逢，交往就更加密切，几成莫逆，这是为什麽母亲在赣州怀婕搬往桂林待产时，会要桂昌德陪同前往的原因。经国先生还为桂昌德事先在桂林安排了一份工作。
四姨妈亚梅告诉外婆，母亲生病当晚，是从外面用餐回来，回家途中就曾呕吐。正巧那几天大姨妈懋兰从贵阳赶到桂林作伴，母亲生病当夜，懋兰也在场。她看见母亲从外面回家进门时就跌跌撞撞，路都走不稳，而且脸色苍白，嘴角上还有一小块饭菜残渣，显然先前呕吐过。懋兰阿姨原以为母亲喝醉了酒，走近身边却闻不出酒味，所以并非酒醉，而是得了急病。母亲进房後，她便急忙在屋内找出“济众水”、“万金油”等成药给母亲服用，总算熬过漫长的一夜。
第二天清晨七点多钟起床後，母亲再次呕吐并腹 ，匆忙间决定到省立桂林医院看诊，同时通知桂昌德前来，由她搀扶母亲前往，亚梅阿姨则留在家里照顾双胞胎。懋兰姨妈後来跟外婆说，她才到桂林不久，因为自己身子也有病，另外看不出当时二妹的病情有那麽严重，所以便在家里帮亚梅照顾孩子。她怎麽样都想不到，二妹竟然就此死在医院里，头都不回地丢下两个心肝宝贝。要是她看得出任何征兆妹妹亚若的病会有生命危险，无论如何她也会陪同着去的，而且一定还要抱着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一道去。
母亲是上午近九点步行到医院，手续办妥後，原本精神略见好转，住进单人病房，还和桂昌德与闻讯赶来的桂昌宗两兄妹聊了不少话，谈到“大毛小毛的教养和总要归宗”的事。桂昌宗是桂昌德的哥哥，留学日本，返国後投入抗战，不久和许多青年一样辗转到赣州“青干班”追随经国先生。母亲在桂林的生活费用，是由桂昌宗负责定期从赣州汇交，後来经国先生乾脆也把他暂调桂林工作，就近负责照料母亲。
神秘的王姓医师
桂昌宗和桂昌德两兄妹事後分别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