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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时候是当兵，难的是二十年刻板严苛的军旅生活适应。那些年最大的慰藉就是读书，读极硬的书。
记得有一本书罗光著的《中国哲学史》，订价四十元，当年他的月薪十八元，他便去替人打毛衣（奇怪，一个大男人竟会织毛衣），三个月以后才存够买书的钱。
有一年，岁暮，有位中学老师邀他到家里去吃饭。他从清泉岗出发到台中市赴宴。绕着主人的屋子走了几圈，伸出的手几度缩回，竟不敢按铃，篱内的温暖家居图，不是这身二尺半可以撞进去的吧？严重的自尊心和自卑感交战后，她终于爽约了。
回部队的车子晚上才有，他竟不知该去哪里。逛着逛着，他很自然的走进书店，老板娘站近他，眼睛盯着他不放，她怀疑这年轻的大兵是来偷书的，她的疑虑不算太错，他的确没钱买书，只因店里有光，书里有知识的闸门，而当晚他无处可去。出身于有钱有势有根底的家庭，几度受过这种侮辱，他夺门而出。
去哪里呢？无百是另一家书店。
第二家书店是客家人开的，他们暗暗的用以为别人听不懂的客家话说：“那个兵，看样子要偷书。”他惊怒欲绝，放回书，冲出店门，把自己投身在十二月的冷风声。
总不能再到第三家书店去受凌辱吧？他踉啮在华灯四射的小城里。
忽然，他听到歌声，前面是一所教堂，门口站着一个外国牧师，红润的脸，亲和的微笑，看到这个年轻的兵，他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伸手延客说：
“请进。”
他走了进去，诗班正唱着巴哈的弥撒曲，他忽然大恸，跪倒圣坛前，泪下如雨，再也站不起来。礼拜的人陆续离去，他仍跪在那里哭，善解人意的牧师远远站着，等他哭，所有的人早走光了，但一腔的委屈和压抑的泪却是流不完的啊。牧师耐心地等着，他走的时候，牧师和他握手，说：“下回再来。”
曾经，在战时，炸弹炸死前前后后的人，他却幸运的捡回了自己的生命。
而这一个圣诞夜，在一颗心几乎被痛苦扼死之际，一个微笑一声请进，使他及时重新觅得自己的心，这番惊险，其实也等于捡得一命啊！
“那一刹那，我只有一个感觉，我这才又是‘人’了。我重新有了人的尊严，所谓人间的平等，大概只有向宗教世界里才找得到吧？”他没有再去教堂，但宗教的柔和宽敬在他的创作里如泉源般一一涌现。
退役后，拿了七千元。
做什么好叱？真正想做的是念书，但钱不够，他跑到三张犁养鸡，透过“鸡生蛋，蛋生鸡”的原理，他希望为自己筹得“三万元教育基金”放在银行里，每月拿三百元利息省吃俭用，也就可以念书了。
他忘了一件事，养鸡可以嫌钱却也可以赔钱，他不幸属于后者。
为了投考艺专，仅读了二年半书而没有报考资格的他，只好制造假证件。他用肥皂、自己刻印，他这件罕见的罪行也被识破，主事人一眼看穿，是上天见怜吧，那人拿起笔来批了几个字：“姑念该生，有志向学，准予报名。”他欣喜欲狂，捧着批示，心里想：
“我不是违法的了，我现在是合法的了！”
大专联考后不久，他到摊子上吃了碗阳春面，然后，就真正的一文不名了。他去找赵老理由。
“赵老师，我没钱了……”
“没钱？哈哈，”赵老师朗声大笑，“没钱，那算啥？”
天气热，他把席子铺在地上，两人一起身着聊天：
“孙超，我说没钱，我来问你，你卖过血没有？”
“卖血？没有。”
“哈哈，连血也没卖过，那还不叫真没钱呢！”
赵老师为他找了工读的机会，但他真正受益而不能忘的还是那不在乎的大乎：
“哈哈，没钱？没钱算个啥！”
果真，那个当年离开面摊后就一文不剩的退役兵便这样活过来了。二十多年后，坐在淡水三芝乡的小山头上占地百坪（地坪相当于四平方公尺或三十六平方尺）的房子里和你说这番话，等于同时让你看“预言”以及“预言的印证”。在部队的那段日子，他学了两项绝活，其一是射击，其二是针炙，两者都是准确精密的艺术。这两项本事也让他获益不少，作为“神射手”，他的刻板的军旅生活稍获一些弹性特权，让他有一点点余裕来作“自己”。第二项本领让他因而认识了后来的妻子。
孙超似乎是一个对准确精密着迷的人，在这世上的百行百业里，如果有什么是比陶艺家更适合他当的，那就是“圣贤”这一行了。两者都是讲究唯精唯一的事业。迷上结晶釉以后，他守在窑门口，竟像圣贤守住一颗心似的慎重，虽然窑外有仪器表，窑摧有探测，锥，两者都可以知道温度，但都不是最精准的办法，最精准的办法还是靠目测。有一次，看得忘形，竟致瓦斯中毒，全身高烧到四十一度，上荣总医院躺了两个礼拜。等身体好了，他依然时时刻刻去看窑，只是改良通风设备，并且加买了防毒面具和眼睛的防护镜。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无意间打听另一位朋友的近况。
“他呀，他不成的，上帝不帮他的忙。”朋友是四川人，口才极好。
“为什么？”孙超一向实心眼，不知一个人为什么遭天遗弃。
“因为他变来变去嘛——结果上帝也搞不清楚他要干啥子！”
朋友说的只是一句笑话。他听了，却如受棒喝，一个人如不能本分务实，今天东明天西，连上帝也弄糊涂了，要帮也无从帮起！
他于是更专心的守住他的窑，以及心爱结晶釉。
第一次碰陶，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在艺专读书选的是雕塑，而陶艺只是美工科的专利），地时他在故宫博物院的科技室，和宋龙飞先生一起兴致勃勃的去做黑陶、彩陶……买了许多书，累积了许多资料，对于陶瓷这种“窑门没打开之前，完全不敢肯定”的刁钻性格，他深深折服了。面对艺术加科学的双重难题，他变得斗志昂扬起来。生平喜欢困难的东西，像二十岁的时候，读那本胡适的《古代哲学史》，便是一场硬战。自己没有基础，没有时间，更没有老师，唯一的信念是反正中国字是认识的，人家写都写出来了，我难道看也看不懂吗，于是把书塞在口袋里，演习或训练途上停车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不懂就查字典，一本书看了半年，总算生吞活剥咽下去了，懂不懂不敢说，但至少以后看类似的书就不再觉得困难了。
醉心于寻根究底，醉心于百分之百的投入，日子原来也就这样过下去了，不料有一天忽然后山山崩，整个科技室都埋在土里，他拨开水泥砸碎后的屋顶钢筋爬出来，再次捡回了一条命。所有精心收藏的书，所有曾经爱恋的资料全埋掉了，三个助手也死，还记得一位助手在里面急急哀哀叫着：“孙先生啊！孙先生啊！快啊！”
生命原来是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啊！经此一劫，他决心要作最无情的割舍，把其他都抛开，只专心致意弄一种结晶釉吧！
日本人有时把陶瓷艺术叫成“炎艺术”，让人看了不免一惊。世上的艺术，有些真的是要经千度的火来煅，万分的情来炼，才能成形成吕的啊！陶瓷艺术就是这一种。陶是奇怪的东西，既可以是小儿无心的玩捏，也可以是一生探之不尽、究之不大学问。看来人也是大化或工或拙的塑吧？否则为什么人也是如此单纯又如此复杂的个体？为什么人也是探针指测不明，形制规范不尽，釉彩淋漓不定的一种艺术？人本身也是一种成于水、成于火、且复受煎熬于火的成品吧？
艺术理论上有人颇以为作品因个人的境遇而有悲喜，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莫里哀一生穷愁潦倒，最后死在舞台上，却是喜剧圣手。莫扎特贫病交加，英年早逝，其乐章却华美流畅，如天际朝霞，花溪春水，浑不知人间有忧愁。有的人是奇怪的战士，受创愈重，流血愈多，他愈刻意掩藏怆痛，只让你看、也只许你看他的微笑。孙超似乎也是这种人，看到他的结晶釉，清澈美丽，透明处是雪，艳异时似紫水晶原矿，令人想起云母，想起冰河，想起菲薄匀整的细胞切片图。我虽因性情所趋，一向比较偏好质木素朴之美，也不得不承认孙超所经营的精致无暇的艺术，这种精纯唯美，几乎可以解释为一种赌气。命运，你要给我砂砾吗？好，我就报之以珍珠。命运陷我于窑火吗？我就偏偏生出火中莲花。一只陶皿，是大悲痛大磨难大创痕之余的定慧。那些一度经火的器皿，此刻已凉如古玉，婉似霜花。经过火——但不要让你看到烟熏火燎之气，经过火——但只容别人看到沉静收剑的光华。
我说到哪里了？是孙超的半生？还是他的火中取莲的结晶釉？我自己也弄不分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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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词
灯火猝然亮起的时侯，我发现站在台上的不是别人，竟是我自己，惊惶是没有用的了，别人说：“你表演呀，发什么愣。”
我并非矫情做作，可是，人人都喜欢听离奇的、五彩的故事，可惜，我的故事只有万顷平湖，在一片清波之仍然是一片清波，编不出一段奇峰突起的情节。这当然是很抱歉的。
四岁以前的事我是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不知为什么却也还有几幅画面模糊地悬在记忆的廊里，成为我自怡的资料。
就在四岁那年。有天母亲把我打扮得整整齐齐，对我说：“你看，那条马路，等下公共汽车经过的时候，会有一个人走下来，他就是你爸爸呢！”
我很惊愕，那一阵子我的生活时里差不多是不需要有一个父亲的，每天母亲给我梳小辫子，每天扎蝴蝶结儿，每天讲故事给我听，每天我到鸡棚里去捡粉红色的鲜蛋，并且听妈妈的话一口气把它喝下去。每天我坐在院子里，抱着苏打饼干的盒子，做一个小孩儿的梦。
可是父亲回来了，从很遥远的美国，这似乎是我早期生命中最大的一件事，他带来许多稀罕的东西，那些美丽的衣服令我欢欣若狂，可是，他自己最得意的东西却是我和母亲都不感兴趣的，那是大包大包的鱼肝油丸和奎宁丸，他说：“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你想，如果我们亲友有人得病了，这东西不是比什么都宝贵吗？”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务实际的人。
而我完相反，我宁可去玩母亲为我剪制的小鸡、小狗，我敏感而沉迷于幻想的性格是来自母亲的。
一直到我很大了我才知道，那次父亲的行囊时有一样东西是为我买的———架计算尺。我一直没有能用它，至今想起来，情感上就不知道应该怜悯他们还是怜悯自己。
他们对我想必有过很大的期望的，我从中山国校毕业的那年，糊里糊涂地撞进了一女中的大门，我自己也很愕然（那一阵子实在并不用功，花在课外书上的时间倒比正课多），最使我难堪的是父亲一见人总是说：“这孩子，读书倒是很顺利，她小学毕业时考四个学校就取四个呢！”当时我实在很受不了，我对陌生人的打量是颇有屈辱感的。可是，这些年来，我再也听不到什么声音，对我怀着那样热切的希望了——除了我的丈夫，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