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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等待分配工作的空闲中，厚英开始了文学创作。
说起来也多少带点偶然因素。厚英本来是准备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她已重新开始阅读莎士比亚与关汉卿，并且学习英语。这时，高云和我打算撰写一篇闻捷诗论，高云写信要厚英提供一些有关闻捷的资料，不久，厚英就寄来一封长信，密密麻麻地写了4本练习簿，写她与闻捷相识相恋，以及闻捷被迫自杀的过程，感情十分真挚。这就是在厚英遇害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中的坟》。据厚英后来在她的自传中说，因为写这封信，〃我的感情一下子调动起来，汹涌澎湃，不能自已。我躁动不安，时不时地自个儿流泪，不论在什么场合。我觉得我还有许多感情需要倾吐，那些练习簿容纳不下了。于是，在把那些练习簿寄给女友之后，我继续写起来。〃这就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开始，她只是要在纸上倾吐感情，并没有想到要出版，后来受到一些朋友的鼓励，这才认真地修改起来，交付上海文艺出版社，列入了该社的出版计划。但是，在作品打出清样，准备付印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还是因为有人撬，而且弄到有权力者插手，这本书就是不能出版。倔犟的厚英一定要向出版社和出版局讨个说法，而社、局领导却始终无法说出个正当的理由来。事情就这么僵持着。这时，改革开放较早的广东出版社听说此事，却打电报给厚英，表示愿意出版这本书。但是，此书的纠葛尚未了结，上海文艺出版社听说了这个情况，又表示想出了，厚英不能贸然抽回，但她又不愿拂广东方面的好意，于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赶写了第二部小说：《人啊，人！》，这本书在当年（1980年）年底，就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而第一部小说《诗人之死》，则到1982年，才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其间仍少不了中国人惯用的一个〃撬〃字，只是福建方面不予理睬，也就罢了。
其实，《人啊，人！》的出版也不顺利。上海〃有关方面〃听说广东要出版戴厚英的书，又是打电话，又是写信，去加以阻止，好在广东出版局领导和编辑们都很有法制观念，他们认为，戴厚英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且还是大学教师，当然有出版自己著作的权利，现在出书的阻力那么大，就应该加快速度把它出版出来。所以这本书从开笔到出书，还不到一年时间，在当时的出版业中可算是高速度的了。
如果说，戴厚英写《诗人之死》，是由于抒发胸中郁积着的感情的需要，其表现方法还是传统现实主义的，那么，《人啊，人！》的写作，则是对人生经过认真反思的结果，在思想观点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批判人道主义而宣扬人道主义，同时，在艺术形式上也吸收了许多现代主义手法。人道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当时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所以小说出版以后，一方面在读者中大受欢迎，另一方面，也就被某些人抓住了〃把柄〃，成为新一轮文艺批判的靶子。发动这场批判的当然是上海某些人士，由于气候适宜，很快就推向了外地；不但进行思想批判，批判文章、批判大会、批判班子，应有尽有；而且还采取了行政措施，免去了她教研组长的职务，剥夺了她上课的权利。当时的压力不可谓不大，但并没有压垮戴厚英。她认为自己没有错，就是不肯检讨。如果说，以前她是听命于上面的指挥棒，只不过是一架写作工具，那么，现在她要放出自己的眼光，保持独立的个性了。而当她认准了一个道理时，她是决不会回头的。她在她的散文中多次引用苏轼的词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既表示了她要冒着风雨行进的决心，也表现出她对前途的憧憬。
毕竟时代不同了，群众也有自己清醒的头脑，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盲从，所以，批判的声势虽然造得很大，但同情她的人却也很多：有本校的师生，有外面的读者；有熟悉的朋友，也有素昧生平的好心人。厚英有一篇散文《风雨情怀》，就是写两位素不相识的女性，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如何写信慰抚她，而当她处境一有好转，就远引而去。这真是伟大的情怀，也可见人心之所向。我们现在就将这个篇名作为戴厚英散文集的书名，表示我们对这种情怀的赞赏。
广东的朋友一直对厚英非常支持。为她出书，给她提供养病之所，还邀请她到汕头大学做客座教授，让她受伤的心灵有一个休憩之所。
七
有趣的是，这种声势浩大的批判，不但没有把戴厚英批倒批臭，反而扩大了她的影响，使她的名声更大了。短短几年之中，《人啊，人！》就重印10次，总印数不下于百万册；而且被译成了英、法、德、俄、意、日、韩等许多语种。《诗人之死》也翻译到国外去了。这大概是发动者始料所不及的罢？
当然，厚英的影响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批判。重要的，还是她的作品敢于直面人生，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能够启人思考，所以才能与读者心心相印。要不然，那几年被批判的人着实不少，为什么有些人不能产生持久的影响？
厚英本来并不打算继续写小说，原计划在写了《诗人之死》之后，就重新从事学术研究。但出书的风波，批判的刺激，迫使她继续把小说写下去。对厚英的大规模批判有两次：第一次开始于《人啊，人！》出书之后的1981年，第二次是在〃清污〃运动的1983年。以前的确有许多人被批判的棍子打问了，不再发声，但厚英却是愈挨批愈写得多。还在第一次批判高潮中，她就着手写作知识分子三部曲的第三部：《空中的足音》，接着又写了《流泪的淮河》三部曲的前两部：《往事难忘》和《风水轮流》，。。。。。。从40岁开始写《诗人之死》到58岁遇害，短短18年创作生涯中，她一共出版了7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两部散文随笔集，半部自传，还有一些未出版的遗稿。她的写作不可谓不勤奋。
戴厚英不是那种玩文学的写手，也不是顾影自怜的煽情者，她是一位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作家。她的作品，有一个贯穿的主题，就是对于人性的呼唤，对于人格尊严的维护。这里所说的人性和人格，并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渗透在中国人民生活中的具体品格。因此，对于人性美的追求，就必然与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和谴责联系起来。这种揭露和谴责，决不是在中国人脸上抹黑，而恰恰是作家爱国情怀的表现。正如老作家萧乾在他的悼念文章里所说，戴厚英是一位〃爱国的乡土作家〃。厚英在国内是一个尖锐的社会批评者，但在国外却处处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决不允许洋人或假洋鬼子对中国的污蔑，也不允许手握某种基金使用权的洋学者来耍弄中国作家。我很欣赏《得罪了，马汉茂！》这篇散文，它表现出一个中国作家的骨气。
厚英深深热爱着她的家乡，每年寒暑假都往家乡跑，有着割不断的乡情。她关心着故乡的一草一木，关心着故乡人民的生活。她想在故乡办学，提高乡亲的文化水平，为此她还曾草拟过一份《支援乡村教育的计划草案》。1991年，安徽发生巨大水灾，她知道后，坐卧不宁，立即到处呼吁，发动募捐，并亲赴灾区，参加救灾工作。这些，都可见她对这块土地爱得多么深沉。
厚英晚年寻找精神上的依托，先是耽读老庄，继而钻研《圣经》，最后是在佛典中找到了归宿，并且做起居士来了。但她的学佛，并非看破红尘的结果，倒是想进一步悟透人生。因而，她并没有脱离社会，倒是对社会有着更透彻的了解。她还想写很多著作，我相信她一定会比以前写得更加深透。
但是，谁能料到，就在她的思想愈趋成熟的时候，她的生命却戛然而止了。
她是被杀害的。杀害她的凶手是她中学老师的孙子，一个来沪打工，求助于她的乡人。时间是1996年8月25日下午。与她一同被害的还有她的侄女戴慧。
一个因呼唤人性的觉醒、因鼓吹人道主义而受到批判的作家，却死在一个绝灭人性、惨无人道者的手下，我们的社会应该作何思考呢？
1998年1月15日
于复旦园
第一章
每个人的头脑里都贮藏着一部历史，以各自的方式活动着。
一
赵振环：历史是一个刁钻古怪的
家伙，常常在夜间对我进行突然
袭击。我的头发白了。
我拚命往前游，在无边无际的洪水中。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游到哪里去。不知道已经游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还要游多长时间。我的目标只是追逐一个在我面前贴着水皮飘飞着的小姑娘。她细长的手臂摆动着，短粗的双辫跳跃着。从我看见她的时候起，她就是这个姿势。我看不见她的脸。但我觉得，我认识她，熟悉她，爱她。
我要追上她，让她知道我对她的一片心。
我的游泳技术从来没有发挥得这么好。道地的蛙式，手脚的动作配合得十分谐调。我简直是不用力气地贴在水面上滑行，快极了。
然而我和她的距离还是那么远。
我不泄气地追逐着。
上游突然漂下来一条淹死的牛，直冲着我的脑袋。我又惊怖，又厌恶，连忙躲过它，朝右边偏了偏。又碰上什么东西桂住了我的两只脚。力气一下子用光了。再也游不动了。
小姑娘越飘越远。
我焦灼地向她叫喊，用我久已不用的熟悉的语言。只有我和她能够听懂的语言。她终于向我转过了脸：白里透红的圆长脸，细长的眉眼，薄薄的嘴唇，还有略略突出的颧骨。一点不错，就是她！
我想笑又想哭。我向她张开双臂。可是，一根藤条一类的东西紧紧箍住了我的脖子。小姑娘没有停止前进。我用力拉扯，挣脱，藤条越缠越紧。小姑娘已经不见了。
我放声哭了起来，我不能失去她啊！
〃又做了什么伤心的梦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就在耳边。
是说我？我在做梦？胡说。梦里能把一切看得那么分明？这个胡说八道的女人是谁？为什么离我这么近？奇怪，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了。女人的脸就在我肩上。我看不清她的眉眼，却感觉到她那甜得腻人的笑容，像一个纸做的面具，挡在我的眼前。这面具引起我的条件反射，在我的第一信号系统里产生了痛楚的感觉，在我的第二信号系统里跳出了一个概念：妻子。不错，她是我的妻子冯兰香。她的手正箍住我的脖子。讨厌的藤条！我生气地扯开藤条，责问道：〃为什么把我拉回来？〃
〃我从哪里把你拉回来啦？你的梦还没醒吗？〃冯兰香半是惊奇、半是嘲笑地对我说，同时用手捏住我的鼻子。
我终于完全看清了眼前的一切。我是在做梦。
〃梦见谁啦？还哭呢！〃冯兰香松开了我的鼻子。松开干什么？把我闷死算了。连梦也不让我作完。我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