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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门庭若市。老百姓戏称之为“老庆记公司”，说他像个公司老板，把“国家公仆”的位子标价买卖。
奕□敛财的方式，也是典型的中国式的。他常常借助过生日、祝寿为名，大肆索要贿赂。许指严《十叶野闻》中记载，奕□在七十诞辰的时候，大开祝典。各省长官以下，以及京师尚书、侍郎以下，全都掏钱拜寿。奕□表面上严厉告诫手下，绝对不要送礼物，私下里却专门设计一套档案，记载各级官员送礼的情况，并按照数量多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送礼现金万金以上以及礼物三万金以上的，登记在以“福”字命名的小册子中；第二等是送礼现金五千金以上以及礼物万金以上的，登记在以“禄”字命名的小册子中；第三等是送礼现金千金以上以及礼物三千金以上的，登记在以“寿”字命名的小册子中；第四等是送礼现金百金以上以及礼物数百金以上的，登记在以“喜”字命名的小册子中。数日之间，他收受的现金和礼物就折合数百万金之多。庆典持续了三天，三天中自福晋以下打麻将，统计一共输的钱就达三十万左右。
当时有个广东人，买了四川候补道的官职，听说海关道既有权势、也有油水，便谋求调任海关。“闻庆王好货，苟满其欲壑，无不可志”，于是带了二十万金到北京拜寿。他一出手就是现金十万的寿礼，而且门包仆费额外花了三万。这样一来，他在“福”字册上顿居首位。奕□心花怒放，请他上门出席酒宴，亲自把酒，奉为上宾。不到半月，其人果然如愿以偿，得到了海关道的官位。临行前，他去庆亲王府邸辞行，献上一枝四川邛州产的方竹杖，云：“可以扶老，以为纪念。”奕□很不满意：为什么送如此寒酸的礼物？待客人走后，他一摸拐杖，才发现拐杖头可以卸下，中空的竹杖里面装了银票三万两。奕□这才大喜，称赞说：“此诚可儿也。”
奕□的办法很巧妙：拜寿是礼节性的，是中国人特有的“人情世故”。所谓“礼尚往来”，算不上贪污腐败。谁不过生日呢？奕□选择“拜寿”作为索贿的“突破口”，与之相似，今日的某些贪官选择了“拜年”作为捞钱的新招。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是一个“人情炼达皆文章”的聪明人。1995年，尚在广西自治区主席任上的成克杰，春节前夕曾经一天走访四个市县。他口口声声地说这是关心基层工作，给地方领导干部和群众拜年，实际上却是赶赴各地拼命收取红包，是“霸王硬上弓”式的让下属给他拜年。据行家估计，地方领导给成克杰这样级别的高官拜年，红包至少在十万以上。成克杰一天走四个市县，收入超过了一百万。一天之内即成为百万富翁，再精明的商家也不敢想象。上行下效，在广西，仅仅以一个县委书记而论，过年期间收到的红包也会超过二三十万之巨，尽管跟主席大人相比望尘莫及，但是比起清朝时候“一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来，也算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
成克杰的继任、广西的某主政者，最近也因行藏败露而受到审查。他堪称成克杰的“好学生”，在春节前后，也是打著“体察民意”的幌子，马不停蹄地巡视各州县。行程中，他始终带著还在上小学的孙子。这位首长凛然正气地向下属表示：绝不收取任何名义的红包。而下属们也心领神会：给首长的孙子“一点点”压岁钱，首长是不会怪罪的。于是，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孙子知”的情形下，首长满载而归。如此办事，真是滴水不漏，心思之巧、手笔之大，前无古人。庆亲王，你这个满清的王爷，如果地下有知，知道后人青出于蓝胜于蓝，该有多么欣慰啊！同时，又该多么惭愧啊！比起你赤裸裸地、劳力劳心地操办祝寿典礼来，子孙们的手法多么艺术、多么含蓄、多么隐蔽啊！
著名学者丁学良在分析台湾选举中的贿选现象时，透彻地指出：买票在许多台湾人的眼里不是被理解成“贿选”，而是被理解成和“人情往来”以及“面子”有关的东西。“买票从一种政治行为（按照原则来说是一种不正当的政治行为），演变成人情风俗（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被普遍接受的行为方式），成为人类学上所谓的象征性的行为。”由此，丁学良揭示出文化传统对民主制度的侵蚀。用同样的视角来观察从昔日官僚们的“拜寿”到今天领导们的“拜年”，我们则发现了一个更加隐秘、更加晦涩的腐败地带。这种灰色的腐败，与那些相对暴露的腐败相比，对社会的进步更有致命的杀伤力。“人情腐败”和“面子腐败”在东方文化中最为彰显，对它们的根除，既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也需要对现实土壤进行化验。
近年来，韩国的反腐败运动雷厉风行，高官显贵一个接一个垮台，在国民心目中声名狼藉。韩国实行的“阳光政策”，要求所有的国家公务员必须公开银行帐户以及其他财产。这也许是遏制包括“拜寿腐败”和“拜年腐败”在内的各种腐败的办法之一。“他山之石”，何时能够被运用过来“攻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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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崇拜与文字拜物教
手机号码的“吉祥”之风，逐渐由南方“北伐”到了京城。尽管经过媒体多次曝光，京城的手机选号之风依然不止。当《北京青年报》记者来到北京有名的电讯商店中复店时，发现了一张“明码标价”的“选号单”。最贵的是尾数为连续的四个“二”的号码，标价为一万六千元（这个价格可以买十部普通手机）。店内的工作人员承认，这些号码的价格都是自己制定的，并没有经过工商部门的核定。越是有规律、越是“吉祥”的号码，价格就越贵。据说，在某些商店里，尾数连续是若干个“八”的号码，价格达到了八万的天文数字。据工商管理部门的人士介绍说，目前尚无直接针对“选号费”的法律条文，但可以肯定，那些标价数千元乃至数万元的“特选号”属于价格欺诈。另外，我国的反垄断法正在制定之中，一旦进入实施阶段，“选号费”的问题可以直接应用相关条文进行约束。
比起执法部门如何惩罚涉嫌欺诈的商家来，我更关心的是另外的一系列问题：如果仅仅从市场经济的理论来分析，“选号费”的出现是合理的——有需求，就有供给。那么，昂贵的“选号费”为什么没有阻挡住国人对数字的喜好？
原因很简单：国人有着源远流长的数字崇拜的传统。
那么，不妨进一步追问：国人为什么会对数字产生如此狂热的崇拜呢？
我们是一个没有真正信仰的民族，我们在儒家和法家宣扬的功利主义的泥沼之中挣扎了数千年。我们把一条莫名其妙的“龙”作为图腾，骄傲地说自己是“龙的传人”。我们把自称“天子”的流氓们当作君权神授的最高统治者，我们把压抑人性的“三纲五常”作为社会的基本准则。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都高度世俗化，与官方意识形态遥相呼应。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对彼岸世界的向往和对此岸世界的关爱，没有对生命的反省和对上帝的敬畏。我们的精神世界是荒芜苍白的，没有丹麦哲学家齐克果所强调的“颤栗和不安”。在遇到灾难和挫折的时候，中国人习惯于用“命运”这个虚无的概念来掩饰自身的空虚无助。
于是，风水和巫术便盛行起来，数字崇拜也成为我们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推背图”和“黄道吉日”笼罩了我们的生活。在日历上，充满了密密麻麻的注释：什么样的日子适合出行、什么样的日子适合办喜事，什么样的日子可以给新房子“上梁”……都有着具体而微的规定。近年来，虽然教育普及、信息拓展、经济发展，但数字崇拜的传统不仅没有消亡，反倒越来越兴盛。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越是高官显贵，越是陷于迷信之中：从车牌号到门牌号，从电话号码到手机号码，无不反复研究挑选，乃至重金选购。于是，凡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数字，只要其中包含有所谓“吉祥”的含义，都被标上的明确的价码出售。购买了数字，似乎就购买了“命运”；付出了金钱，似乎就拥有了好运。这是一种何等荒谬的思路啊，既反映了某些特权阶层内心的恐惧和惶惑，又表现出他们因无知导致的傲慢和张扬。更加可笑的是，有些数字崇拜本来是地域性的，后来也逐渐征服了全国。比如，“八”念作“发”，那是广东人的事，那是广东话的读音。广东人把“八”当作宝贝倒还情有可原，别的地方的人也一窝蜂地跟着以“八”为“发”，就不伦不类了。
与数字崇拜相联系的是文字拜物教。学者陈传席在《悔晚斋臆语》中有一篇《古今翻译之异》。他说：“古代，吾国译者译外国或外族地名、人名、朝代名，多用：奴、倭、赖、卑、乞、犬、吠、痢、女、月（肉）、龟、婆、尸、秽等字。如匈奴、倭奴、鲜卑、女真、吠陀、寇头、天毒、龟兹……”而到了近代，“中国译者译欧美等外国地名、人名等多用：英、美、利、坚、吉、德、威、大等壮雅之词。如美利坚、简称美国，既美、又利、又坚硬。如果在古代，必译为：霉里尖或霉里奸，简称霉国。英吉利在古代必译为痈肌里，或佣急哩，最客气也只能译为莺鸡里。法兰西，若在古代必译为：发烂稀。……一代译者及文人心态，于此可见。”写到这里，作者于是大发了一通议论：“古之人，视外族、外国为奴、倭、犬、吠、卑、尸，我之气盛也，气盛则国盛。今之人徒莫慕他人为英、美、利、坚，长他人之气，则自己之气弱也。气弱则国弱。他人气本盛，我又以英、美、利、坚鼓之，则气犹盛。”作者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说：“译者当以传统译法、兼采吾新说，如霉里尖、痈肌里等重译外国地名，则我中华足以制之也。”
我原以为陈教授在开玩笑，再三阅读上下文，乃明白他是在很真诚地作强国的建议。此文如果是贴在《人民日报》之“强国论坛”上，一定有很多爱国的网友表示支持。然而，我却怀疑，仅仅是文字的转换就能带来自身国运的兴隆，就能将他国诅咒入地狱吗？这是义和团的思路，他们以为身上挂着神仙的符号和咒语，就能够刀枪不入了。陈传席读书破万卷，且有过到西洋和东瀛讲学的人生经历，居然还有如此迂腐陈旧的想法，只能说明他受文字拜物教的毒害太深了。我们的知识分子真是应当大步流星地走出书斋，像鲁迅所说的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如是，方能破处数字崇拜和文字拜物教的迷惑，打通知识与生命体验、贯穿学问与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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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
——读奈保尔《河湾》
出生于加勒比海特立尼岛的奈保尔获得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国际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奈保尔虽然有印度血统，却是英国文化的坚定捍卫者。他对伊斯兰世界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尖锐批评，招致了被批评者和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猛烈回击。然而，我们无法回避奈保尔提出的问题：第三世界的落后和衰败，除了昔日西方的殖民掠夺之外，是否还有其自身的原因？这些区域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