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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对：“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拚了名声，也还值得。”
旨：“我们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都知道。”
首先，曾纪泽指出办洋务难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这两个方面，他尤其强调后者，力陈偏执的仇外、排外主义对国家有大害而无裨益。慈禧本人没有受过多少孔孟之道的熏陶，她从女性的直觉出发亦认识到“办洋务不易”。当然，慈禧自身的经历使之与洋人有不共戴天之仇，甚至愤而表示“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却”——她的丈夫咸丰帝就是因为英法联军攻陷都城、被迫逃到热河之后而悲愤而死，她本人则熬过了一段“孤儿寡母”的惊惶岁月，方夺取权柄。但是，慈禧也认识到，对付洋人“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因此她积极支持自强运动——除了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两个短暂的时期内陷入某种歇斯底里的情绪之外，在君临天下的近半个世纪里，她对西方的政治、文化还是持较为开明的姿态。
慈禧个人的开明并不能改变道德主义对洋务强大的压力，道德因素始终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力量，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在古代中国，士大夫与皇帝之间不仅是权力同盟，更是“道德同盟”——他们共同营建出一套庞大的道德伦理体系，并以之作为治国的标榜：“皇帝高唱继承圣王的论调、标榜德治主义以求得王朝的安宁保障；知识分子通过经典的学习、古圣王事迹的讲述不断向皇帝灌输德治观念以期杜绝皇帝的专横。在这里，学问连权力、权力通学问现象已表露无遗。所以，学问并不仅仅是表现权力，其本身就是权力自身。作为权力的学问，是对毫无知识的人进行统治的暴力工具。”（三石善吉《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31页。）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没有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和信仰为精神依托，故只能深陷于权力的泥沼中，心甘情愿地成为皇权价值——即日本学者三石善吉所说的“皇帝主义原则”——的阐释者和捍卫者，“知识分子主要地来自于农民阶级，但他们虽也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观念，却更多地重视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德治主义是一个以道德为轴心的金字塔作为前提的思想体系。”（同前，第131页）
于是，“忠君爱国”成为士大夫的最高人生价值，它被赋予了高昂的道德激情。以曾纪泽的父亲曾国藩为例，尽管他是中国士大夫中少有的实现了“立功、立言、立德”的“一代完人”——他是再造皇朝的首要功臣，在儒学上的建树足以同历代大师媲美，个人品格也几乎无可指责，但以此丰厚无比的资源，依然不敢在洋务上往前走一步，晚年甚至因为处理天津教案向洋人让步，使名声受到巨大损害。以曾国藩这样一个自始至终坚持“中国中心主义”的名臣，尚且在道德舆论的压力下说出“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八个字来，可见洋务之难难于上青天。大部分中国官僚和士大夫，他们的开明有一条明确的底线，那就是必须承认和捍卫中国文化和道德的“先进性”。敢于跨越此一底线的士大夫可谓寥若晨星。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分析曾国藩的变革思想时指出：“尽管他始终具有中国人的自信心，但曾国藩对作为对手的西方还是很了解的。这个对手是如此令人可怕，以至于使曾国藩感到有必要大力倡导将西方的物质文明纳入中国文明。这一倡导虽然意味着将西方作为一个价值中兴来看待，但它仍然保留了中国最基本的优越地位。这样，在这种广泛的折衷主义中，我们发现简单地接受在理性上具有说服力的西方价值，他关心的不是一般的知识要求，而是如何使它表面上合法化，以便被中国人所接受。”（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46页。）即便是这种“折衷主义”的、富于策略性的学习西方，也得付出失去道德制高点的沉重代价。因此，大部分官僚与士大夫，在意识到近代化不可避免的前提下，依然不放弃对传统道德伦理的捍卫。按照日本学者三石善吉的说法，这种维持道德优越感的近代化是一种“内发性发展”，即“在力图保持固有的‘文化基础’的同时，积极地导入外来文化并加以实践从而促进本国发展的一种模式”。（三石善吉《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中文版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版。）这种“文化基础”，一言以蔽之，乃是“文的传统”。于是，中国的近代化无论怎么努力也只能达到“下半身”的近代化，一有风吹草动，其成果则迅速化为乌有。
曾纪泽列举了两个人物的遭遇来说明办洋务非得有“拚却名声，顾全大局”的思想准备不可，一是其父曾国藩，二是与他有亲戚关系的长辈和即将同他交接驻英法公使职位的郭嵩焘。曾国藩和郭嵩焘办洋务遭诋毁的遭际，均说明在当时的环境下，涉足洋务需要莫大的勇气——比牺牲性命更大的勇气，即牺牲士大夫最珍惜的“名声”的勇气、甚至被冠以“卖国贼”之名亦不退缩的勇气。虽然当时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尚未形成，但古已有之的帝国的文化傲慢及道德优越感仍然难以撼动，它们成为士大夫心中难以逾越的障碍。替国家办事，如果要办到被骂作“卖国贼”的地步，这将让所有士大夫都会为之犹豫、为之踌躇——相比之下，盲目地“爱国”则要容易得多。郭嵩焘堪称那个时代唯一洞察西方政教核心的高级官员，他在英国潜心考究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法治，认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不仅是船炮，更是制度文物。郭氏批评洋务派一味发展军事乃是舍本逐末，“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他更批评中国官僚和民间的保守观念，“一闻修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挠”。而当时李鸿章仍然以为“兵乃立国之要端”，并谓铁路等事连恭亲王等亦不敢主持。郭氏的预言在日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果然灵验了——仅此一战便让洋务派苦心经营三十多年的海军灰飞烟灭。郭嵩焘思想已经突破了从曾国藩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思维，再加之其性格刚烈锐利，因此当时的舆论方面对郭诋毁尤力，说他中洋毒，“有二心于英国”、“湖南人至耻于为伍”。（参阅《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三联书店，1998年第1版。）
在向慈禧称赞了李、沈、丁、左四人之后，曾纪泽接着又为地位稍低的郭嵩焘辩护。整体而言，曾纪泽较为肯定郭在外交上的成就，认为其作法与父亲曾国藩一样，乃是“拚却名声，替国家办事”，并希望上头“始终保全”。（汪荣祖曾分析这段对话说：“太后、皇上以及王大臣都肯定郭是好人，而且十分同情他被挨骂，曾纪泽对郭反而有褒有贬。最有趣的是曾所谓请太后始终保全，引起一位英国汉学家的误会，以为郭遇到了大麻烦，幸赖曾侯在召对时请求朝廷不要伤害郭，才能幸免，即如此，郭回国后仍‘不敢冒生命危险入京’。此一错误颇为离谱。事实上，郭嵩焘回国后，朝廷一再促请回京供职，但因其不满刘锡鸿一案，坚请病休，终获开缺。曾纪泽并没有救郭一命的必要。”汪在这篇论文中较为强调郭曾之间的差异与矛盾，其实两人的共同之处大于差异和矛盾，如对西方政教文明及中国的外交政策的看法均较为一致。曾纪泽主动在召对中提出郭的问题，一方面表明当时士林和官场对郭的攻击已经十分厉害，另一方面曾确实也希望在最高当局面前对郭说好话。而郭回国之后退休，亦不完全是汪所说的“自愿”，来自“清议”的道德攻击使他不得不退出官场。参阅汪荣祖《郭嵩焘、严复、曾纪泽三人连环叙》，见《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84页。）曾纪泽在最高当局面前为郭辩护，其实也是为自己着想——他即将接任郭的职位，也即将面临与郭相似的攻击与辱骂。不过，郭氏向来我行我素，不顾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结果导致保守派的攻击愈演愈烈；而曾氏性格内敛，言论低调，且有曾家的显赫背景，故处境能比郭更好一些。即便如此，曾纪泽仍未摆脱道德指责及其营造的负面的舆论环境对自己的伤害，在出色地完成若干重要的外交使命（如签订对俄条约，挽回部分损失）之后，他回到国内虽未遭到像郭那样“千夫所指”的命运，却也陷入迷墙之中。据他的好友、担任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观察：“曾侯爷九年后归国受到了盛大的欢迎，我们以为他的进步观点会被欣然接受。但他进了总理衙门之后，却成为了猜忌的对象。”（丁韪良讲述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这个观点：“皇帝向侯爷询问西方教育后，鉴于他有名的英语语言能力，明智地任命他为同文馆管学大臣。这一职务此前并不存在，权力之大，足以推动教育事业亟需的革命；然而第二天，总理衙门递上奏折，称设两个管学大臣更好，提名徐用仪做曾的同事（徐是一位有才干的保守者，是曾的死敌，全力以赴地试图削弱曾的影响）。一个向前拉，一个向后推，会有什么前进呢？”作为冷静而敏锐的旁观者，丁韪良还观察到清廷内部复杂的人事纠缠导致了曾无法发挥其才华，即便是基本立场相近的高层人物如李鸿章亦对曾心存猜忌：“李总督也反对曾，但不是作为保守派，而是害怕曾会继而领导国家。而且，曾、李之间有私人恩怨：侯爷的一个女儿嫁给了李的侄子，但后者性格不善，女儿经父亲同意后，离开了丈夫。”参阅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48页。）曾纪泽虽然先后担任了“帮办海军”、“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钦派管库大臣”、“兼署刑部右侍郎”、“派管同文馆事务”、“兼署吏部左侍郎”等职位，却始终未能主持总署、枢廷，充分发挥其才干和学识——即便是慈禧的信任也无法让他摆脱“清议”对其的“妖魔化”。（曾纪泽在给梅辉立写的墓志铭中批评了当时士大夫中普遍存在的习气：“荐绅先生，讳言边裔；望洋向若，固拒深闭。斗室雄辩，百喙同声；谓人燕石，我则琼瑶。浮夸相和，虚骄不足；有道人长，谓之示弱……”他很少作如此激愤的批评，而正是这些人摧毁了他的前途。参阅钟叔河《外交人才曾纪泽》，见《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第1版，第300页。）可以说，曾纪泽的悲剧，不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最高当局对他的疏离和不信任所造成的，乃是缘于“清议”对开明派人士在道德上的毁灭性的打击。
（三）外语教育的滞后与外交人才的匮乏
曾纪泽是晚清少数“由通西学而入洋务”、在中西学之间“就吾之所已通者括而充之，以通吾所未通”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其日记中，差不多每天都有研读英文（有时还有法文）的记载，贵为侯门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