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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都两个星期了，哪有什么动静。
他顿了一下，他叹了一口气，他说，你戴有色眼镜了，你得大气点。
我心想，这和我大不大气没关系啊。于是，我绕着圈问他，我是不是不用做了，我以后怎么和他们相处呢？
他反问我：那你说我现在把他们叫过来骂一通？骂骂也很简单，但问题可能更解决不了了。
我想，这说的也是。
我愣在了那里。我听见他在说，从我这个角度看，与从你这个角度看，很多事是不一样的，对管理而言，有些事，我不想说透，是因为说透了更不好办，现在人与人还有一层底线，至少还能协调得下去，但如果哪天真说透了，人与人拉破了脸皮，那倒真不好办了，所以有时候，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管理就是和稀泥，把矛盾弱化，把大事儿化小，让场面能维持运作。
他又叹了一口气。我理解他的心烦。
他让我自己和他们商量。他说，你要多多和祝科长、赵金他们商量。
这是他的风格，他总是让别人自己去商量。如果我们自己能商量好，要他这个位子干什么？而情况也确实如此，这样的事如果他这个位置不出手，下面的人越商量就越容易商量出一团乱麻。
唉，我找谁去商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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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知道，陈方明的意思是让我自己找祝响亮商量。
我太清楚找祝响亮又能商量出什么名堂。祝响亮只要张嘴一句就可以把我的话呛回去，比如，他肯定会用他悠悠的口气劝导我：谁说这一块一定是谁做的，谁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和你合作，群策群力才是动力，我们这里没有自留地的。
我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了。
这就像一只大染缸，或者一只齿轮，它有自己的节奏，无法让你以自己的节奏在那里冲。你一旦融入进去，就没了影子。在这个单位呆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切身感到想要做点什么真的不容易，更妄论想改变点什么了。
我想，好吧，我等着吧，慢慢来。
我等着他们来派活。
他们也不来派。
又是两个星期过去了。我想我混着好了，但由于已经有了在资料室呆过的经历，所以转念间，我又明白自暴自弃是没有人会来可怜你的，很多人还巴不得你自暴自弃。
那，我该怎么做呢？
我想，我还是先好好观察一下这个部门其他人在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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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部门很多人在忙着。
有人在外面开了店，有人忙着开网站，有人忙着兼职，有人忙着找保姆，有人忙着下班搓麻，有人忙着找小蜜……
我发现，虽然他们都有“向外转”的寄托点，但谁都不能吃眼前的亏，并且彼此的争执常会摆上桌面来，比如，上星期我亲眼看见“一号辣嫂”程珊珊向副科长丁宁摔本子，她说，妈的，老子这个月哪点做少了，你有本事你们也来上夜班。
丁宁说，我的姑奶奶，我完全是根据写稿的工作量，来统计你的分数的，夜班又没少给你加分。
“二号辣嫂”许惠琴则用一根手指点着墙上的那张工分表，嗲嗲地说，丁哥啊，你少算了，你看这篇是我和珊珊合写的，怎么只算她，不算我，哎，也没几块钱，不算也就算了，丁哥啊？
甚至有一天，我看见程珊珊对副科长丁宁说，老娘做了这么几十年，有没有吃里扒外，有没有在外面兼职，有没有开店，我一心一意在单位干，怎么连我这个老员工的利益都保障不了？
作为一个新来者，我在意科长祝响亮的脸色。但我发现，这个部门里的不少人，特别是与祝响亮年纪相仿的那几位，不太拿祝当回事。他们中的宋朝山、严明等几个还抱成了一团，下班一块打麻，上班一块和祝响亮较劲。而平日里，我发现祝响亮只要能够不理他们，就绝不去理他们，以免牵出让场面失控的琐事。我还发现，在这个部门的人中间，比较帮衬祝响亮的是卓立。
所以，祝响亮是不会因为〃藏资料〃这类事，为我去和卓立交涉的。甚至，当卓立、宋朝山、程珊珊他们几个眼红我做基层调研出了点动静，他会为了迁就他们的情绪，也为了抚顺他自己纤细的心胸，做出 “宁愿谁都不做这一块”或“宁愿大家一起掺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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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郁闷的时候，想不到丁宁给我送来的温暖。他劝我想开点，他说，你看到了吧，这些鸟人！
他说，你看到了吧，我刚来这儿的时候，和你现在一模一样！这些鸟人！
他说，你看到了吧，这儿的水有多深！
他说，所以你调过来我特高兴，他们可以有自己的人，我为什么不可以让自己的人进来？！
我想，妈的，我啥时候成了他的自己人了？
他好像看到了我的诧异，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唉，想起来，我们以前真傻，我们有什么好争的，我们俩其实是很相似的，那些社会上混过的油子才是我们的对手……
人一孤独其实心里是喜欢别人走近的。我们渐渐走近了。我能感觉到这一阵他对我的真诚。他开始和我谈心，他甚至说自己以前如何幼稚，如何不懂人情世故。 他的坦然让我相信情感可能产生于郁闷时刻彼此交流的需要，人在郁闷中需要情绪的出口，这个时候原本横眉冷对的人都可能因此交上朋友。现在丁宁对我真的挺友好，他还经常帮我接送女儿上幼儿园，因为他有车，说是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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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乱哄哄的社研处，很多时候，我会忍不住把这个部门与我原先所在的综合处比较。
我发现，如果说钟处所在的综合处有些压抑，那么这里就有些失控，人一失控，人性中很多东西就会不加掩饰地直奔出来，表面看，这里没人来管你，更宽轻，更随意，但实际上更零乱累心。
原先我以为这里宽松随意，但没想到它也让人不爽。
虽然我对陈方明印象不错，但如果客观地判断，我依然觉得这种〃失控〃与他有关。我知道他对许多事儿打心里厌倦，甚至本能地不想多管，但其实，他越不管，这间办公室里的心烦事就越多。他觉得权力下放，让下面的人自己去处理就可以耳根清静了，但其实，下面的人由于站在同一水平线上，他们非但永远处理不清，而且会处理出更多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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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忍不住将“陈处与钟处”、“社研处与综合处”进行比较时，我发现，综合处虽也有纷争角力，但因为有钟处的强势压在那儿，它们处于可控状态，因而总的来说那儿还比较好管理；但社研处几乎处于无绪状态，很多人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在这些言语面前，性格有点蔫坏的祝响亮和温文尔雅的陈方明在场面上就有些吃亏，他们时而想迁就，时而想抚顺，时而想大事化小，时而又想什么都不管，因为觉得自己犯不着为上班这点事这么累心，于是，他越这么想，就越抚不顺，就越迁就不了，就越不被买账。
有时候看着办公室里乱哄哄的，我就怀疑人是不是都有点犯贱，非得被强势者压着才理得顺？我还想，这里要是来个钟处就好了。
这个念头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我想，我不正是因为钟处的专横才从综合处出来的吗，怎么到这里后却开始思念钟处的强势了？
我是不是犯贱了？
难道在这幢楼里，对众多人而言，只有当管理被放大成权力的强势手腕和令人不适的打压、亲亲疏疏的把戏时，管理才生效，才会被人认命？
难道，通往钟处，是一条必然的归宿？而站在陈方明这边思念钟处，也是必然？
如果是这样，钟处的〃体制匮缺下的人制补充〃就真的有了依据，换言之，非若此就不足以镇住别人，你不狠，别人就不怕，就不听你的。
但我从情感上依然无法接受这样的管理逻辑。因为它让人在劳作中不爽于尊严。我记得，我老婆曾经在我最想离开钟处的时候问过我：调离综合处，钱可能会少点吧？我说，那样的钱是折寿的。
我相信，陈方明也肯定不认同钟的逻辑，当然他的角度和我不一样，他的心态是——“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累啊，我犯不犯得着，为了单位里的一点事，把自己变成一只好斗的公鸡，心里烦不烦啊，我为什么要让自己每天这么不开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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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他俩，我不知该做钟处还是陈方明？因为他们各有代价。
钟处放大了手里的权力和宣泄了自己每天焦虑的情绪，换来了下属的敬畏和称心的秩序，以及自己牛皮的老大感觉，但他也为自己强势付出了代价——上上下下树了不少敌，以及自己身心的紧张。
而陈方明的淡然是绵，即然是绵，他必然每天遭遇那些难缠者的“针戳”，但他在隐忍中也收获了好人的口碑和与人为善的评价。他在一地鸡毛中养成了让自己淡然超度的能力，他力所能及地让自己身心平静。
在这楼里，经历了那么多繁琐事，我知道自己没有权力来要求别人投入，换了我是陈方明，我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否则你又想怎么样呢；如果不想让自己像钟处那样以攻为守、整天焦虑玩权，那么，漠然和对许多事装作没看见，就是保护自己心情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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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社研处办公室里那一盏盏不省油的灯，我也会遏制不住地假设：如果陈方明式的头儿想管好这里，如果他不想将自己变成钟处，他还有别的招可使吗？
没有。
看着周遭一个个不省油的身姿，我暂时断定没有。
也许，这不关我的事，也许我的兴趣点和寄托点也得像这间屋里的许多人一样转移到外面去。这样就不会太心烦。是啊，我越来越理解了为什么周围那么多人在悄悄向外转移自己的〃寄托点〃，在外面忙乎。人人都不笨啊，人人都值得悲悯。人人又都互为因果——无论是强势的钟处还是低眉顺眼的综合处同仁，无论是温柔的陈方明处长还是个个像人精的社研处同事。
仔细看过去，一个个人都是一盏盏不省油的灯，凑近每一盏灯看，各有各自不省油的道理，这就像难缠官司的双方辩护，听着听着就有些迷糊。只是那闪闪烁烁的灯光，掩映着背后千姿百态的焦虑、防犯、怕吃亏，那么大面积，让我心里冒出一团怜悯和厌倦的火苗。
妈的，我真弄不懂了：到底是有怎样的群众才塑造了怎样的头儿呢，还是有怎样的头儿就创造了怎样的群众？
到底是有怎样的群众注定了怎样的管理，还是有怎样的管理培育了怎样的群众？
警觉那些对你好的人（1）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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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社研处暂时开始了一杯茶、几张报纸的办公室生活。
我尽量让自己慢下来。如果这一天没啥可干的，我也尽量让自己不要太着急。如果无聊，我就不停地喝茶。
“辣嫂”程珊珊说她观察过了，我一天几乎能喝完两热水瓶的水。她嫌我喝水多但打水不积极。她说，难怪你皮肤这么好，男的皮肤这么好太过分了，原来都是喝水喝的。
有一天我在往杯里倒水的时候，听见身后有一个声音在悄悄说：你要当心哦，当心你的杯子。
我回头看，是“怪人”秦文波。
当时办公室里就我们两个人，他悠悠的声音，吓了我一跳。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门外，他说，当心啊，当心别人在你的杯子里放些乱七八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