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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用餐有趣。进得大饭厅，一桌桌碗筷已经摆好，随意坐下，放上大会发给的餐券，凑齐八个人就可开饭。素不相识的人同桌吃饭就很新鲜，席间还能随意沟通。有心人注意到：毛泽东、周恩来也是随到随坐，似乎没有固定位置。而且，各桌菜肴全都是同样的六菜一汤，主食不限量。也许，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的预演？
新鲜也好，别扭也罢，政协大会前所未有地聚集了中国各阶层、各民族、各方面人土，众口难调。
就说用餐。工农代表和部队代表常常扎堆，又能招呼，很快凑齐一桌开吃。矜持的民主人士却被晾在一边，等着凑人数。周恩来只要来餐厅就餐，总是专找民主人士身旁的空位。
开饭前，周恩来拿起刀叉一抹，白手巾污了！周恩来立即提醒：外国人给饭店业立的规矩可不全是错的，接待政协代表必须严格遵守惯例。
为了接待政协代表，特别是代表中的民主人士，周恩来花了多少心思！
政协代表的个人相片、集体相片都要收入纪念册。中共代表团照相的时候，让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四老坐在正中，毛泽东、刘少奇坐在两头，周恩来、陈云、彭真在后排站着。
尊老之风立即吹开，纪念册中，各代表团的留影，都不是按职位排座次。
政协代表中有几个八十岁以上的老先生，至今还穿长袍。年纪最高的萨镇冰九十二岁，家在福建，被大会特许请假。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张元济是前清翰林，参加戊戌事变时曾奉光绪皇帝之诏到中南海朝见，可惜那时不敢四处张望，什么地方也记不起来。简玉阶是香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经理，多次援助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香港的活动，这位广东老人吃素，每餐前，必穿着长袍祈祷上帝。张难先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领导人之一，三十年代任湖北省主席，挎着菜篮上街买菜，是有名的清官。还有前清翰林陈叔通、前情进士周孝怀，都是穿长袍的。最招眼的是张澜，长袍之外，还要戴瓜皮帽。在许多工农干部眼中，瓜皮帽可是典型的地主服装！有人送他一顶贝雷帽想以此改变其形象，老人却把帽顶的小揪揪去掉，贝雷帽成了西式瓜皮帽。
也有两个老人穿西服——海外华侨陈嘉庚与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匆匆从美国赶来，冬装不备，周恩来叫人到前门瑞蚨祥给老人特制一件獭皮领狍皮大衣。老人行步困难，周恩来又叫人特制一把可以抬人的藤椅。当老人乘坐卫士抬着的藤椅登上怀仁堂台阶时，代表们纷纷注目。司徒美堂得意地说：“特赐金銮殿乘舆！”
进入会场，年纪大的民主人士找不到座位怎么办？周恩来调派统战部的青年干部当招待员。周恩来亲自示范：民主人士来了，你手一伸，指一下位子就行了？不！要引位，要一直引到他的位子跟前！统战部干部接待民主人士的时候，周恩来就在远处盯着。
在生活小事中，周恩来敏锐地发现：对民主人士接待不周，既有经验问题，更有思想问题。
还是初春的时候，有一次沈钧儒先生拜访毛泽东。告辞之际，警卫员照例为客人披大衣，警卫员个子高大衣举得也高，沈钧儒老人个子矮，两支胳膊从后面找不到袖筒。
周恩来赶紧接过大衣，细心地服侍老人穿好。
沈钧儒走后，周恩来就问卫士长成元功：我们的战士给客人穿大衣都不会？为什么给我们的首长服务没有这种情况？
有的司机去接民主人士开会，人家不熟悉，看看车，正在判断是否是来接自己的，司机好不耐烦，一下就把车开走了！
送客上车，卫士照例要为客人关车门，民主人士年纪大、动作慢，头刚进去，卫士就狠狠一下把车门甩在人家屁股上，把客人撞进车去！
有情绪的岂止战士。
刚刚解放，革命队伍内部实行供给制。从战士到总司令统一标准：每人每月猪肉一斤、肥皂三分之二块、牙刷六分之一把。牙粉三分之二包。军队干部一律军装，地方干部布料中山装、八角鸭舌帽，科以上干部的衣料为毛料。干部每人每月零用钱五万元（相当于后来的五元）。惟有抽烟差异显著：每月战士烟叶半斤、排连干部纸烟五盒、营团十盒、师以上十五盒。
可那些民主人士什么待遇！
“人家大米加猪肉，又住北京饭店，我们是青菜加小米，住小房子……”
“什么民主党派，不过是一根头发，拔了就拔了！”
发给政协代表的文件，信封上一律写着：“×××先生”，有的共产党员不干了：革命成功，“同志”倒变成“先生’了？
牢骚出自政协代表、出自政协代表之中的共产党员！
中共政协党组专门召开会议，召集政协代表中的共产党员讨论统战问题。
政协代表中的共产党员有些来自基层，不熟悉统战政策。毛泽东耐心地解释：人民政协会，一定要有各方面人物，不然就是开党代表会议了。政协之中有些代表人物，代表着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的阶级动向和要求，我们不能代表。这些人必须住北京饭店，必须敲锣打鼓欢迎，因为这样对中国人民有利！
谈到代表中的牢骚，毛泽东语气严肃：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他们人数虽然不多，社会联系却很广泛。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和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生活，共同工作。
毛泽东劝导：至于民主人士的生活习惯问题，那是旧社会的遗留。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长期工作，是可能进步的。
刘少奇要求：共产党员在政协会上要多用脑子。要想一想历代皇帝以及袁世凯、蒋介石为什么坐不稳江山的教训。共产党要坐稳天下，就是要用统一战线的形式团结民主人士。
刘少奇告诫大家：我们共产党员是最先进的分子，为人民服务是无条件的，不讲代价的！不要因为自己劳苦功高，就不满意有些民主人士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
作为中共政协党组书记，周恩来反复讲解党的统战政策。周恩来说：民主人士对于孤立蒋介石所起的作用很大，我们必须学会同他们共事。我们不能以为，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我们是主人，是我们请你们来开会的。都是政协代表，如果你叫同志，他叫先生，不就成了宗派？
面对掌握全国政权的重任，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十分注重统战工作。
陈毅率领华东代表团来到北京饭店。华东团里，有战将许世友，有老保卫周兴，有文化人夏衍……
各地同志云集北京饭店，少不得交往频繁。柳亚子来看夏衍，还要发上几句李济深的牢骚。战友们见面，更是要数落数落那些国民党将领。一时间，陈毅周围热气腾腾，全是共产党员。
突然听说，傅作义从绥远赶来出席政协，军队代表更是议论纷纷。
有人说，别看傅作义把我们一野打得很苦，那是兄弟部队装备不好，要是碰上我们三野……
有人还说，最好不要碰上他，见到这些国民党将军，我就想起牺牲的战友！
陈毅却悄悄搬家了……
儒将陈毅懂得应该如何同民主人士打交道。
政协会议通知上海：因住宿紧张，代表最好不要带家属。但上海的民主人士包达三偏偏提出自己要带子女，工作人员不同意，就在茶话会上僵起来。多亏副市长潘汉年出面缓和：既然包先生要带，那就带吧。
事后，老统战潘汉年向工作人员解释：统战工作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区别对待，我们不能为这点儿小事同朋友伤感情……
陈毅在上海同民主人士经常来往，常向下面干部交待：不要急躁，更不得粗暴！要礼贤下士。
这次陈毅从上海赶到北平开会，毛泽东见面就说：“对不起啊，我没去接你！”
陈毅诧异：我陈毅来北平开会还要毛泽东接？
当陈毅得知毛泽东曾专程去火车站迎接宋庆龄、程潜之后，就理解了毛泽东的用意。
毛泽东与高级干部聊天常常旁征博引：清朝之所以能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就因为满族统治者一开始就订了一条统一战线政策，用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以少数团结了多数。《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此人并不高明，对同盟军搞关门主义。
谈到统战，毛泽东风趣地说：做统战工作是党内少数派，要宣传呼吁。孟子说“大而化之谓圣”，我们今天的“大”就是统一战线，而“化之”就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化到社会主义去。
毛泽东曾对陈毅说：我们不怕“美援”，只怕“左援”！
陈毅深知：在统战工作中，党内的“左”倾情绪危害最大！
陈毅听说，傅作义来得晚，北京饭店的宽敞房子已经分配完了。陈毅认为，自己的住处不算什么，傅作义住得委屈可就是政策问题。于是，陈毅把自己的住房让给傅作义。
后来，陈毅还两次召集二野、三野的代表开会，讲解党的统战政策，批驳“早革命不如晚革命”之说。陈毅说：杀敌三千，自损八百，程潜、傅作义和平起义为人民避免牺牲，立了大功！
傅作义并不熟悉陈毅。不过，傅作义在共产党内也有了些朋友。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与共产党方面就解决绥远问题展开谈判。共产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先是林彪、贺龙，后来又换成聂荣臻、薄一波。中共华北局负责人聂荣臻、薄一波可以说是傅作义的老对手，但两位老对手现在相当和气。他们为绥远工作确定的总方针是“打通思想，换帽子”，就是打通傅作义与绥远当局的思想，也打通共产党干部的思想，而后，以不流血的方式，让对方换成解放军的帽子。薄一波特别要求华北局的干部：不能把绥远看成“敌占区”，抓一把，破坏一下，而应当把那个地方当成我们自己的。在发表傅作义“九一九起义”通电时，有人把其中关于绥远官兵抗战功绩的一段删去，薄一波发现后立即作了检讨。
经过解决绥远问题的相互了解，老对手成了朋友。傅作义在给薄一波、聂荣臻的信中写道：“毛主席对弟极其信任，两兄对弟亦充分了解。”起义后，傅作义对自己去处、地位的疑虑，曾向薄一波通气。薄一波及时向毛泽东反映之后，对傅作义的部下说：傅先生是全国闻名的人，似应在政治协商会议后排列，不应太快。
这样，傅作义就以高兴的心情参加政协会议了。
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要薄一波在中共党组会上介绍了同民主人士交往的经验。
9月23比政协会议进入第三天，毛泽东、朱德特意设宴，作陪的是民革李济深、民促蔡廷偕等，客人，则为政协代表中的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竑等二十六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与中共高级将领周恩来、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等握手言欢。
3．喜庆的会议期间，北平有些满族人哭了
顶替新疆遇难代表的赛福鼎，匆匆赶到北平出席政协会议。当晚，赛福鼎与其他代表正在怀仁堂看京戏，突然有个大个子挡住了视线。原来是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