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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就是犯人的改造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我想是的。因为开拓队打四米宽的巷道，每天一米二的进度，其实生产任务很重，劳动量是很大的，但没有人说句累，紧着干完活回到中队打球去，并且差不多每天都要超产！在郝指导的带领下，中队的篮球水平也日渐提高，获得了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的双丰收。在监狱改制时，他荣升为新成立的六大队的副教导员——大队长管生产，教导员管党，副教导员管犯人。
改制以前，三个大队每个大队里有一个开拓中队，若干掘进中队和回采中队。改制后，将三个开拓中队合在一起，并为六大队。一至五大队里掘进和回采兼备。六大队专负责按规划和图纸开拓井下的主巷、副巷。同时，监狱里实行分类关押因人施教，开拓六大队里收的犯人基本上全是暴力型犯罪的（杀人、伤害、抢劫、敲诈等）。这样分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必然决定偶然，暴力型犯人的脾气一般是急燥的，他们就适合搞开拓——虽然活很重很苦，但每天定了任务，干得越快收工越早。财产型犯罪的（盗窃、诈骗）在其他大队不等。性犯罪按规定大部分被分在生活科。这一点最让我以及所有坑下中队的犯人愤愤不平。我认为这是不尊重女性的表现——我们偷了抢了就要下坑劳改，他们强奸了为什么就不被要求下坑？侵犯了女性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小乎？固然王德智有名言：“亲爱的妻请保护好你的逼经常让人透别叫生了蛆”，古语也云：“打不了边儿蹭不了沿儿，透就透吧板鸡又透不坏”，但我认为这是封建社会数千年“女卑”的体现，我认为，强奸犯，造成了女性器官的磨损，哪怕从收折旧费这一点来说，也得让他下坑劳改啊——这不怪矿上，这是省厅司法部的规定。这种分类关押，是共性，但不排除教育科、狱政科这些单位从入监队要人这种个性的情况。共性之中，个性比比皆是，这也算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吧。
第九条 不准伙吃伙喝，互相串换食品，不准浪费粮食和乱倒残汤剩饭。
郝指导年轻有为，在确保中队完成生产任务的前提下，惮精竭虑地想把犯人的思想改造搞上去，这就有了重新粉刷中队监舍的墙壁；更新储藏室的木柜；增设阅览室（说它是摆个样子也可以，因为绝大多数犯人不爱看书，强迫他们分组轮流坐在里面看书，大部分人呼呼大睡，口水把书都给弄脏了）；从无到有地修建篮球场等。这些是由干部们考虑的，郝指导细致周密地考虑到了。但还有很多事是要由积委会成员及各组的值星员们来考虑的，比如对普通犯人的监督管理。对于此，郝指导员有办法，当然不是动不动就用成功之母来电谁，那太没水平啦！那是在表示一种亲切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时才用的。我斗胆猜测郝指导可能读过三国，并且对诸葛亮事必躬亲的做法很不认可，他对中队犯人的管理实行逐级管理制，即他着重抓对勤务犯和值星员的管理，而对普通犯人的管理则放手由他们来完成，自己主要在暗中观察。郝指导员对中队任何一个普通犯人都很亲切，嘘寒问暖，他的本子上记着每个犯人的家庭情况及思想动态等，经常提前为犯人考虑到某些事。比如谁父亲早逝由母亲拉扯大，郝指导全在他母亲生日前几天询问他有没有往家里写封信这些（谁胆敢忘了父母妻儿的生日，那就别怪郝指导的成功之母不客气了）。与此同时，对于积委会的每个成员、中队的每个勤务犯、组里的每个三大员，郝指导几乎没有给过笑脸，经常开会强调他们应该各负其责地为监管安全负责，要对得起平时及年底给予他们的奖励：组员们出了问题，那就是三大员及积委会成员们没有监管好，对于此，郝指导便把这些勤务犯们叫进办公室，不讲脏话，用平遥话厉声地摆事实讲道理分析后果指出不足，这样斥责一通近一个小时也不带一句重复的。暴力型的犯人们一般骨头硬，打几下不怕打，可就是吃不消这种批评，有时还是开会时让站起来，点名数落。在此批评教育下本队的大油们无不感到体无完肤颜面扫地无地自容羞愧难当，李磊年纪小，还曾被训得哭过鼻子，就连中队管生产的二黄毛（在大同当地也算小有名气的混混，在中队里算是一个不好管理的角色），听到指导员叫到办公室去一趟也经常是哆嗦着腿先三思我今天做错了什么事了么？经常能听到大油间的如此对话：
“咋透来！指导员又叫开会去了，挨逑的我想请病假也饶不过啊。”
“滚你妈的办！老子就看你今天咋往那儿站着挨批了！哈哈哈！上次老子打了俺们那谁几钻杆，开会时不也是被叫着站起来，训了半个多小时！透他妈我当时真想跪下说指导员你戳我几电警棍吧别再说咧！哈哈哈那时你不是还坐在小凳上偷笑了？今天就看你的了！”
“就你那逑式吧，我要是再让指导员训得受不了，我就申请电警棍了哈哈哈！”
“你个谝逼货！你要是敢申请警棍，老子马上脱了裤洗干净屁眼让你下！”
“滚！我还嫌你的臭咧呵呵！”
……
郝指导在二十三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荣升了，不过他给本队留下了比较不错的传统：比如从生产组里挑选回地面的勤务犯时，只从积极劳动的犯人中选，不好好干活的想也别想；比如评奖时优先考虑劳动时吃大苦流大汗者；比如监舍内的卫生、秩序习惯；比如对新犯人的严格管理；比如打篮球……等等。积委会主任老毕，在坑下干了八年多才抽回中队（当然后期已经属于三大员）；学习委员柳大荣，四川人，下坑六年多才回到地面（初中文化）；卫生委员王权力，省城籍，家里也托了关系，但在郝指导这儿不大行得通，下坑两三年后才抽回地面；生产委员罗景国，平瑶籍，虽是郝指导的老乡，但也是从把三帮到二帮到头帮然后学着打眼放炮这样才慢慢熬成值星员几年后才提为生产委员的；一组值星员周吉平，煤都籍，也是从一线硬干活干出来的；一组生产员（副值星员）张铁军，河南人，身高马大，干活没得说；二组值星员赵凤勤，河北人，身高臂长，干活也是没得说，且因为脑子笨，学打篮球时没有少挨成功之母；二组生产员李磊，煤都小后生，性格暴燥但身体强壮，在工作面一时玩兴大发也会甩掉窑衣光着膀子猛抡一顿大板锹，经常为能尽快收工回去打球而打骂呵斥组员；三组值星员老胡，在社会上就在小煤矿里打眼，技术最好，但饶是如此他到了本队下坑后也得先把帮，在过了高强度的劳动关后才被允许到工作面打眼放炮；三组生产员罗忠德，四川小个子，干活也是没得说；电工组陈扬明，外省人（忘了哪儿），高度近视，但把起帮来也是大板锹抡得呼呼的；就连这个队的刺头二黄毛，也给他安了个“管生产的”头衔，让他每天都下坑。由此可见郝指导用人的特点。也就是说，在他手上，每个犯人必须得通过劳动关。做为一个犯人，若连劳动关都过不了，谈何弃旧从新？做为一个男人，若连劳动关都害怕，都不想过，还凭什么得到别人的尊重哪怕是认可！
我在二十三队，后来下坑了，过劳动关了，活很苦很重很累（我觉得很苦，其实和别人比起来差得太多，况且值星员们也推测我迟早会被抽回地面，所以没怎么给我安排重活，不过，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让我刻骨铭心牢记一生了！）但是必须得承认，能在二十三中队这样比较正规的改造环境中、这样比较向上的改造气氛里、这样从大队到中队比较正派的干部的管理下服刑，实乃我这一辈子的一大幸事！如同在号子里一样，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样去看人待事，但只有在这儿，我才会在肉体得到砺炼的同时使思想得到洗礼。
这一夜，我睡得很沉。这个监舍比入监号强多啦！解决了近忧，虑远也没什么虑头。既然必须得下坑，好吧，那就下吧。
我觉得人所处的环境真的很能影响思想。在尚马街时，哪个号里都有下了判决的死刑犯在哗啦哗啦地拖着镣子来回走，再看看身边不少人都迟早也会被砸上镣子，在这种已经被渲染起来烘托起来的视死如归（此词不当）视生命为儿戏的环境中，再脆弱的人也能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呆在号子里。在这个中队也一样，身边的犯人闲谝时的内容都是，看谁谁干活干得好减刑减得多，看哪个组今天活干得漂亮早早就收工了，基本上都对下坑劳动持乐观的坦然接受的态度，而没有人在绞尽脑汁想着怎样才能不出工不下坑（应该有人这样想，但没人敢表露出来）。其实我也不想下坑，我怕死，也害怕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也在渴望着爸爸能尽快找些关系把我调到地面去，但是目前，我是逃不掉下坑劳改的命运了，那我只能呼呼大睡了。
说没有近忧也不尽然，因为昨天下午五点多吃了早班的收工饭，到今天中午十二点多才能吃中班的出工饭。我们已经饿得头昏眼花了。
第三、四天头上的半上午，段指导过来看我们了。我们四人“唰”地起立以示尊敬。他点点头：“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刘才清固然年纪大饭量小，但上一顿收工饭和这一顿出工饭之间相隔十八个小时也让他饿得够呛，再加上平时我们闲谝时我们也总是老刘长老刘短叫得挺热乎，目的很明显——就是要让他出面和干部讲：我们太饿啦（我们试探过小邸，他说哪个新犯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没人敢和干部提要求。而刘才清也不好意思向老毕讲：自己都好几劳改了，骨头硬，扛得住这份小饿。可我认为骨头硬和肚子软并不冲突。此时见了段指导亲自过来询问，我们三人便都使眼色逼着老鬼开口）。刘才清干咳了一下，陪着笑小心翼翼地说：“指导员，按们几个每天下午吃了收工饭，第二天中午才吃出工饭，落得有点远了，恶倒是岁数大了不要紧，他们几个后生就有点扛不住。”操！这个老鬼狡猾狡猾地！不过他希望这份乡音能博得段指导的一丝乡情。
段指导点点头：“倒也是，人是铁饭是钢，这两顿饭离得是远了点，况且你们每天甚也不干就坐着，闲饥难忍呀哈哈哈。”
我们四人点头如捣蒜，但谁也不敢开口，因为此时我们若一说话，便有恃众索食之嫌。于是我们在点头的同时在脸上夸张地浮现出希冀渴望的表情。
段指导扭脸问小邸：“毕文锁了？”
“在了。”老毕象鬼一样从门外闪出身影，他穿着瞄狐鞋（黑胶底布鞋）没声音，看来在干部巡视中队时他做为主任始终不离左右的。
“你安排餐厅，中班收工饭多打点，到时候把他们几个叫起来再吃一顿饭。”
老毕应了一声，段指导转身走了。
我对段指导挺感激，但这儿是劳改队，不能象在社会上那样说“谢谢”，规范上倒是有要求犯人之间要讲礼貌用语，但犯人和干部之间就用不着酸不拉叽地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