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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肭蟆�2000年 11月，我把曾老接到广西，跟他抄了一个礼拜方。这一个礼拜的学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前面所讲的那个坎，被曾老这一带，就轻轻地迈过来了。使我再一次切身感受到要学好中医，师父的这个意义太重要了。雨路老师送我的那两个字，真正是他的肺腑之言。经过上面这个从师过程，现在应用起经方来虽不能说得心应手，但比以往要自如多了，治病的把握亦与以往不同，从临床的疗效上看，也在稳步上升。前些天为一位同行看病，病的是左颧部位红肿痒痛，已经用过西药抗菌治疗，但效果欠佳。这么一个病摆在大家面前，你会怎么思考呢？又是红，又是肿，又是痒，一定是要清热，要解毒，要祛风，要止痒吧，过去我可能会是这样一个思路。当时我为这位病人号脉，脉浮取可见，但有涩象，不流利，这是一个什么病呢？这还是一个太阳病，是由于表病汗出不彻，阳气怫郁所致。《伤寒论》48条就专门讨论到这个问题，治疗的原则是“更发汗则愈”，于是我开了一个麻黄桂枝各半汤的原方，一剂药后红肿痛痒消大半，两剂药后平复如初。麻黄汤桂枝汤本来是治疗感冒的方，你为什么用来治疗我的左颧红肿呢？这位同道感到惊惑不已。的确，要是在过去，我顶多想到左颧属肝，红肿属热，应该用泻肝的方法。我可能会用龙胆泻肝汤，而不会想到用这个麻黄桂枝各半汤。我想我今天有这样一个进步，这样一个思路，与受曾老的指点是分不开的。这一摆又把师传的重要性摆出来了。为什么呢？这确实是由它这样一门学问的性质所决定的。这样一门特有的学问确实没有现代科学那样的通透性，特别是在技术的应用上，它不是通过中介来实现的，而必须靠我们这个主体自身去用功。所以，这样一门学问的教育过程，有些时候确确实实需要言传身教。大家想一想，这样一种言传身教，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本质上一对一的师父行不行呢？中医既是形而上与形而下二合一的学问，它的教育，它的传承就应该围绕这两方面来进行。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我们现今所采用的这套教育模式只能适应形而下的部分，那么，形而上的部分呢？这就要依靠真正意义上的师传，就要依靠师徒授受这样一种古代的模式。所以，中医的教育应该包括这两种形式。本来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恢复应是一个可喜的苗头，导师就有点像是师父。但是，现在看来随着众多名不行了，这个制度已经流于一种形式。加之具有师传经验的导师相继退位，老的谢世，而代之以完全科班出身的。这批人少有中医这种真正师传的法脉，他们很难体会师传，亦不知道何以授徒。现在意义上的研究生，不管是硕士这个层次，还是博士这个层次，管导“师”还会叫什么呢？叫老板！为什么叫老板呢？这应该不是偶然，应该事出有因。老板与师父怎么样都想不到一块来。
三、寻找有效的方法——依靠经典
思想的问题解决了，信心就很自然地会生起来，加上有了师传的条件，那么，剩下来的，我觉得就是如何去寻找更有效的方法。我有一个认识，中医这门学问，要想真正搞上去，要想真正抓住她的价值，除了纯粹医学的技术成分外，还应关切和体悟她的科学层面，哲学层面，以及艺术层面。而要真正地做好这一点，不借重经典是不行的。我们提出要依靠经典来学好中医，这个方法好像不合符时宜，因为现在大多数中医院校已将经典改为选修。从必修沦为选修，经典的这个地位大大地下降了。它给人们的信息就是对于中医的学习来说，经典已经不是必须的了。
为什么会发生经典的这个变动呢？首先一个理由就是中医已经发展了二千年，时代在进步，一切都在进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死抱住这些经典呢？其次，后世的这些东西，像现在的《中基》、《方剂》、《诊断》及临床各科不都是从经典里总结出来并赋予了现代的意义，有这些就足够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抱着经典不放？再次就是我们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这个调查统计显示出很多人都认为经典的学习没有太多的意义，学也可，不学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基于这样一些原因，经典的命运便有了上面这样一个改变。而我的体会则与上述这个认识截然相反，经典的东西不但不能削弱，而且还应该进一步加强，为什么呢？下面就来讲述这个依靠经典的理由。
1。历史的经验
经典对于中医的学习和把握究竟重不重要？究竟应不应该必修？这一点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它，就会很清楚。翻开历史，我们看一看从张仲景开始直到清代，在这长长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凡是在中医这个领域有所成就的医家，我们研究一下他的经历，就会发现，大多数医家都是从经典中走出来的，大多数医家都是依靠经典而获得了公认的成就。中医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不得不使我们去思考，经典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大的魅力？尽管东汉以后，中医的著述汗牛充栋，尽管这浩如烟海的著述无一不自称是来自于经典，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无法替代经典，无法超越经典，甚至有时会成为我们认识经典内涵的障碍。所以，到了清代，陈修园和徐大椿这两位大医家，竟然呼吁要烧掉后世的这些书。当然，陈、徐的这个观点过于偏激，但却不妨碍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医经典的意义。从上面这个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自古医家出经典。古人的经历如是，那么，近人、今人呢？只要我们翻阅周凤梧等编著的《名老中医之路》就会有相同的感受。就以大家最熟悉的蒲辅周老中医为例，蒲老初出茅庐时，求诊病人颇多，然有效者，亦有不效者。为此，蒲老毅然停诊，闭门读书三年。将中医的经典熟读、精思、反复揣摩。三年闭关后，复出江湖，遂能于临证得心应手。以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屈一指的大医家。对这段特殊的经历，蒲老深有感慨地说：“当时有很多人不了解我的心情，认为我闭户停诊是‘高其身价’，实际是不懂得经典的价值。”无独有偶，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先生亦强调，要做好一个中医临床医生，每年应拿出三个月的时间来温习经典。蒲老、秦老的经验与诫训，值得我们重视。已故名老中医林沛湘教授是我非常景仰的一位老师，林老不但理论上有心得，而且临床的疗效卓著。临床上除内科疾病外，还善治妇科、儿科，甚至五官科的疾病。但，林老从未读过内、外、妇、儿、五官这些临床各科的书籍，他就凭一本《内经》治病。在一次讲座中，林老深有感慨地说：“《内经》的东西，只要有一句话你悟透了，那你一辈子都切身受用。”林老的这个意思很清楚，《内经》的东西，一个问题，一句话你搞明白了，你一辈子都受用无穷。这是经验之谈、这是肺腑之言啊！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经典独具的魅力呢？一句话悟清了，都吃一辈子，那么，两句话，三句话，甚至整部《内经》你都搞清了，那会受用多少辈子呢？从林老的这个切身感受，我们看到经典的这个后延性实在太大太大，它确实是一个早熟的文化，它确实是历久弥新的东西。
2。扫清认识经典的障碍
要说服大家把这个逐渐被放弃的东西，把这个已经改为选修的东西，重新重视起来，是不容易的。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用现代科学的思路来思考问题，总认为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我们怎么会认可经典能够超越时空，超越时代，超越后世呢？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但，又是在传统的许多领域中存在的事实。我们要消除上述这个认识过程的障碍，仍然还得从理论的构建谈起。前面我们讨论过，中医经典不是光凭一个理性思考构建的，还有一个内证过程，是两者完美结合的产物。正是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构成了梁漱溟先生所称之为的——人类未来文化的早熟品。而且这个未来，这个早熟的跨度异常之大，以至于我们现在还无法完全地理解这个理论，比如说形而上的这个领域，现代科学的涉及就相当少，很多东西我们无法说明，于是都归之为迷信和伪科学。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只是它已经超出了形而下这个器世界的层面，它的认识半径不完全局限在形而下这个器世界。所以，你完全地用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它，就难以完全地发现它。而造成这样一个差异的原因，就在于它的这个实验不是常规的外证实验，它是内证实验。前面我向大家表述过，内证实验的问题不好谈，但是，这里是对内要真心探讨中医，这个问题不得不谈。这个实验不是靠买进多少设备、多少先进仪器构建起来的，不是一个有形的实验室摆在那儿，让你看得见摸得着。它完全是通过艰辛训练而构建起来的，是超越有形的东西。这就关系到一个潜能的问题。前些天翻阅《发现母亲》这部书，作者叫王东华，这部书收集的资料很丰富。其中一个章节专门谈到人的潜能问题，书中以植物为例，相同的种子，由于培养的条件不同，培养的过程不同，得出来的结果会相差很多。比如一棵西红柿，我们在农村呆过的人应该有经验，一棵西红柿能结出多少个果呢？在没看到这则资料以前，根据我以往的农村经验，我在想，一棵西红柿苗顶多可以结几十、上百个，如果再培育得好一些，充其量不过几百个吧，可一看到经过日本育种专家所培育的一棵西红柿，竟然长出一万三千多个果，不禁为之咂舌。当时这棵经特殊培养的西红柿在日本展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创造了一项新的吉尼斯纪录。大家可以思考这个现象，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潜力！同样一粒种子，由于栽培的方法不同，结果有这样大的差别。从植物种子所包含的巨大潜力，我们可以联想到，人的潜力有多大？大脑的潜力有多大？这个大是难以计量的。所以，从理性上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个内证实验的存在，经过特殊的“培育”过程，这个内证的条件是完全可以获得的。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自在地进行建立经典所需的各种内证实验。内证实验加上理性思考，这个经典就建立起来了。但是，经典的理论形成以后，后世的人往往就只学习这个理论，而不去亲身感受这个内证实验过程，久而久之，由于没有有意识地培养这个内证能力，内证的条件逐步丧失，人们甚至不相信有内证实验的存在。但，在早期，像张仲景的那个时代是不会怀疑这样一个内证实验的。所以，张仲景在《伤寒论》的序言中以“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来结尾。张仲景这里的方术，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指的内证，这一点是有史可查的。我们可以查阅《汉书》、《后汉书》的方术列传，就可以知道，方术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谈内证的术。时代越往后走，人们对这个内证术，这个内证实验过程就越来越模糊，宋明为什么会有理学产生呢？很显然，到了这个时候，对内证的认识已经很不清楚了，所以，只能在理上，在思辨上绕圈子。理学的产生究竟是不是由于内证的失传，这可以从宋明人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来作出判断。“格物致知”在这里不准备作申说，但有几个基本的原则应该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