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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拉瓜迪亚机场走下飞机时，父母已来接我了。他们面色凝重，好像患了战斗疲劳症，我不清楚个中原委。毕竟我的人生已有改观，总算能让他们没有理由对我感到失望了。
原来他们接到通知，说是有位身份不详的大众车驾驶人员在基地附近出车祸身亡，有关失事车辆的描述与我的车子正相吻合。在看见我走下飞机以前，他们一直不知道我是死是活。
原来罗伯特·拉丰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在圣诞晚会上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当时在场的人告诉我，有几名军官和军士把他架出去送进我的车子里，将车钥匙插入点火装置。当他清醒过来后，便试图驶离基地。当时天下着雪，地面已上冻；他一头撞上了一辆客货两用车，车上坐有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们。谢天谢地，他们都安然无恙，可坐在我那辆不堪一击的车子里的罗伯特·拉丰却猛地撞上方向盘，冲出了挡风玻璃，不幸丧身。
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我们交往甚密。我总在想，要是他没有借给我他那辆好车，悲剧兴许就不会发生。返回基地后，我必须去认领他的遗物，把他的所有私人物品打包装箱，寄给了他的家人。我好几次回到出事地点去看我那辆破烂车，经常梦见罗伯特和那场车祸。那天我还同他一道去为他远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父母亲购买圣诞礼物，而就在礼物寄到家的当天，基地的军官也赶到他家，告诉了他父母这一噩耗。
我不只是悲伤难过，而且义愤填膺。我就像日后成为调查人员时那样，不断向人打听，最后把我认为应对此事负责的目标缩小到两个人。我找到了他们的办公室，一把揪住他们，把他们顶在墙上，然后挨着个狠狠揍了一通。其他人不得不上来将我们拉开。我非常愤怒，才不在乎是不是会因此上军事法庭呢。在我眼里，就是他们杀害了我最要好的朋友。
上军事法庭将是很棘手的事情，因为法庭将不得不先审理我对这两人的正式指控。再说，当时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介入正处于收尾阶段，军方会让服役期还剩几个月的士兵提早退役。因此为了大事化小，人事部门便让我提前几个月退伍了。
在空军服役期间，我完成了大学本科学业，并开始攻读工业心理学的硕士学位。如今我的生活来源是美国《大兵法案》所保障的生活费，住的是克洛维斯的一套无窗地下室公寓，每周租金7美元，终日要与体长3英寸的水蝽军团作战，每当我走进房间打开电灯时，它们就会排出进攻队形。由于不再能使用基地的良好设施，我参加了一个设施陈旧的廉价健身俱乐部，其氛围和内部装修与我那套地下室公寓相差无几。
1970年秋天，我在俱乐部结识了一个名叫法兰克·海恩斯的家伙，后来才晓得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在克洛维斯单独主管一个办事处。我们在健身俱乐部相处得很好。后来他告诉我，他是从已退休的基地司令官那里听说我的情况的，于是开始设法激起我对加盟联邦调查局的兴趣。坦率地说，我压根就没想过要去从事执法工作。我打算一拿到工业心理学学位就以此谋职。供职于一家大公司，处理诸如人事安排、雇员援助和压力管理一类的事务看上去会提供给我一个稳定而可测的未来。到眼下为止，我与联邦调查局只打过一次直接交道。那是在蒙大拿的时候，有一回我托运回家的皮箱被盗了，当地一名特工约见了我，认为我有可能精心策划了这起失窃事件，以骗取保险金。不过那件事最后不了了之。如果说联邦调查局办理的就是这类案子，那么在我看来，这种差使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法兰克却执意认为我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特工，不断地鼓励我加盟。他屡次邀请我上他家进餐，把我介绍给他的太太和儿子，还向我显示他的枪支和工资单存根，这两样东西我都望尘莫及。我得承认，与我那寒酸的生活相比，法兰克简直过着国王般的生活。于是我决定试一试。
法兰克一直住在新墨西哥州，多年之后，我们又会相遇，那时我为一桩杀人案的审判出庭作证，而这案子就是他经办的。凶手以残忍的手段杀害了一位妇女，又将尸体焚烧，以逃避侦破。不过话说回来，对这种办案工作我在1970年的秋天是根本料想不到的。
法兰克将我的申请表送交阿尔伯克基的外勤工作站。他们对我进行了专为非律师人士设计的标准法律考试。尽管我体格健壮，肌肉发达，按照联邦调查局的标准，以我6英尺2英寸的身高，220磅的体重已经超标25磅。调查局里惟一一位体重超标的人便是那位传奇般的局长埃德加·胡佛本人。我在两个星期里除了诺克斯牌减肥凝胶品和煮得很老的鸡蛋，别的什么都不吃，好歹把体重降了下来。同时我还连续剃了三次头才被认为可以拍摄身份证用照。
最后到了11月份，我接到了试用期任命书，起薪为10，869美元。我总算搬出了那套令人沮丧的无窗地下室公寓。倘若我当时就知道，我在调查局的大半职业生涯将在另一间无窗地下室里度过，而追踪的是更加令人沮丧的案子，真不知我那时会作何感想。
3拿雨点打赌
申请者众。入选者寡。
这便是局里不断灌输给我们这些新招募来的人员的信息。差不多每一个有兴趣以执法为职业的人士都渴望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而只有出类拔萃之辈才能指望获此机缘。调查局所拥有的悠久而荣耀的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1924年，当年一位名叫约翰·埃德加…胡佛的名不见经传的政府律师接管了一家腐垮的、经费不足、管理不善的机构。在我进调查局那年，他已有75岁高龄，而就是这同一位胡佛先生依旧领导着这家备受尊重的政府机构，一如既往地以其方下巴和铁手腕实施着统治。所以我们最好别让调查局失望。
发自局长的一封电报指示我于1970年12月14日上午9点前往华盛顿市宾夕法尼亚大街的老邮局大楼625室报到，并接受为期14周的训练，以便把我从一个老百姓转变成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I临报到前，我到长岛探亲，父亲格外为我骄傲，特意在家门前悬挂了一面美国国旗。由于前几年一直在空军服役，我没有一件像样的正式点的衣服，父亲便一次为我买下了三套“正规场合”穿的深色西服，一套蓝色，一套黑色，一套棕色，还买了几件衬衣和两双翼波状盖饰皮鞋，一双黑色，一双棕色。他亲自开车送我去华盛顿，确保我第一天能准时上班。
没过多久我就熟悉了局里那套规矩和训导。主持就职仪式的特工要我们拿出金色徽章，一面注视着徽章一面宣誓就职。我们一面凝视着手持正义天平的蒙上双眼的女神，一面异口同声地庄严宣誓：拥护和捍卫美国宪法，打击国内外一切敌人。“拿近一点！再近一点！”那名特工命令道。最后我们斗鸡眼似地盯着金色徽章。
我所在的新特工训练班清一色全是白人。1970年那会儿，联邦调查局很少有黑人特工，没有女性特工。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是在胡佛的漫长任职完结之后实现的。然而即便是进了坟墓，他那强大而可怕的影响力依旧挥之不去。当年大多数男性特工的年龄介于29岁到35岁之间，25岁的我便算是最年轻的一位。
我们一直被告诫要警惕苏联特务，他们无所不在，对我们构成危害，窃取我们的秘密。局里警告我们要特别提防女性！这种洗脑十分有效，以致我拒绝了一位绝色佳人的约会，她与我同在一幢大楼里工作，竟然约我外出吃饭。我担心这是为考验我而设的圈套。
位于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的联邦调查局学院尚未竣工和投入使用，因此我们在那里进行射击和体能训练，而在华盛顿的老邮局大楼里进行课堂教学。
每位受训人员最初所学的一项内容是，联邦调查局特工不举枪则已，一举枪就要击毙对手。这项政策的理论根据既是严酷无情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如果你掏出手枪，便已决定要击毙对手。如果你认定形势非常危急，非得用枪射击不可，你便已肯定形势已危急到非致人于死地不可。在此紧急关头，你很少有回旋余地去谋划如何射击，很少有时间去从容不迫地思考再三，而且仅仅试图阻止或制服对手是风险很大的。你是不能拿自己或者潜在受害者的生命冒不必要的风险的。
我们接受的同等严格的课程包括：刑法、指纹分析、暴力及白领犯罪、拘捕技术、枪支使用、徒手格斗以及调查局在国家执法领域中起作用的历史。不过我记忆最清楚的一门课程是在训练开始后不久学习的。我们称之为“脏字训练”。
“教室门关好了吗？”授课老师问道。随后，他分发给我们每人一份词汇表。“我要求你们掌握这些单词。”据我的回忆，词汇表包括了盎格鲁一撒克逊语汇中的下列精华：狗屎、操他妈的、舔阴、口交、女阴、龟头等等。我们要做的就是牢牢记住这些词汇，以便日后在办案中——例如在审讯嫌疑人过程中——碰上这些用词时，知道如何去应付。我们要保证将所有带这类脏字的办案报告交给办公室的“下流语速记员”（我可不是在戏言），而不能交给普通的秘书。下流语速记员传统上都是由年龄较大、较为老练的妇女出任，她们能较成功地掩饰看见下流词语时的惊愕。可别忘啦，那年头调查局是男人的天下，况且1970年国民的敏感程度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至少在胡佛统治下的联邦调查局里是这样。我们甚至还进行过脏字拼写比赛，在所有考卷被收回并且——据我推测——在评分之后，投入金属垃圾桶统统烧毁。
尽管这种训练显得荒谬，我们对打击犯罪都是满怀理想的，都认为自己会有一番不俗的作为。在新特工训练进行到一半时，我被召进了负责训练的局长助理乔·卡斯珀的办公室，他是胡佛最信赖的助手之一。局里的人都叫他“和善的魔鬼”，不过起这一诨名的用意绝非出自亲热，而是带有讽刺。卡斯珀表扬我在大部分课程中表现出色，但是“局内沟通”课程未达到平均水平。局内沟通系指在机构不同部门之间彼此进行交流所使用的方式和术语。
“长官，我要争取达到一流水平。”我答道。如此求胜心切的人会被说成是爱出风头，这种心情可以帮助你出人头地，也会使你丢人现眼。如果出风头获得成功，他就会飞黄腾达。如果他搞砸了，那种彻底失败的后遗症将是非常持久和人人皆知的。
卡斯珀也许待人苛刻，但绝非蠢材。他见识过许多爱出风头的人。“你要达到一流水平吗？拿去吧！”他随手扔给我一本术语全册，要求我在圣诞节假期归来时熟记全部术语。
查克·伦斯福德是我们班的两位学院辅导员之一，他得知了我的情况，跑过来问我：“你在他那里都说了些什么？”我如实相告。只见查克骨碌碌地转动着眼睛。我们俩都晓得这下子可够我忙的了。
我回到父母住处欢度圣诞节。当家里人都在尽情欢乐时，我还得一头扎进那本沟通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