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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和慈善，这能连在一起吗？
香港人可以想得通用干“坏事”赚来的钱去展示“仁爱”的君子胸怀？
我弄不懂，一个人和整个世界都仿佛对立了起来。
但是不管我当初的认识有多么的幼稚，香港人历来不认为“赌马”是一件“坏事”，香港的马场和澳门的赌场本不是一回事。
如果追寻历史，香港人称“赌马”为“运动”，这项“运动”最早开始于1841年，英国人可以说一百多年前把大炮运到了香港，同时也就把马匹运到了香港。当时香港港岛的“跑马地”还是一片沼泽地，英国人把它收拾了收拾就变成了第一个跑马场。1884年，“香港赛马会”正式成立，1971年由业余组织转为职业赛马机构；1978年，第二座马场又在沙田启用。一百多年来香港的跑马、赛马、赌马对香港人来说一直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马会”持有的在香港独家经营赛马业务的牌照，同时可以营办“六合彩”奖券、经营规范化的“足球博彩”，其所获盈利80％要回报马迷；14％交给政府；剩下的6％，才是“马会”自己的日常运转资金，这当中还要拿出2％来用于慈善开支，而香港每一场赌马投注额至少在8000万港币，新年等重要赛事的专场投注额还会过亿。2005到2006年年度，香港赛马会总共向政府缴纳的税款合计为124。5亿港元，约占政府总税收的8。6％，而在过去的10年里，香港赛马会曾经向香港社会各界，尤其是年轻人、长者、病患以及伤残人士提供的捐款已经超过了100亿。香港大学最早和内地交换学生“异地就读”，内地学生所享受的“政府补贴”，一年几十万，也都是来自香港赛马会的“利润”。
是吗？
有一次正赶上星期三，跑马地马场正在照例举办比赛（每周三、日晚都要举办，除去7、8月停赛），采访回来我坐在出租车上，一个“愣头青”小伙子把车开得飞快，一边开车一边听广播，另一只手还有工夫把手机按得吱吱乱响。开始我不大相信他那里正在是“投注”，一个司机在路上开车，忙里偷闲也能“赌马”？这样做别说不够敬业，乘客和他自己还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是遇到了一个红灯，小伙子又拿起了报纸，报纸上当然有关于当天这场赛事的马匹、骑手等等信息，上面已经用圆珠笔匆忙划出来了一些圈圈和道道我的上帝啊：“他还真是在一边开车一边赌马？”小伙子看出我在担心，一副好脾气地说：“啊，怎么啦？不用担心，我技术没问题，保证您的安全。”说着话，前面的一条路他该拐弯就没拐，我熟门熟路，知道他出了错，就说：“你看，还说安全呢，这不精力就不够集中？”“愣头青”也发现自己搞错了，有点不好意思，嘿嘿地笑，不过还是满不在乎地“安慰”我说：“哦，对不起，对不起，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直着走也能到，到了地方我少收您一些钱就是啦。”
不一会儿，他的手机再响，是他的朋友向他咨询某一匹马，问他该不该买。
小伙子兴奋地立刻在我耳边吼叫起来：“当然啦，它才三岁小马，上一场拿过第一，买，买，一定唔会错！”
谢天谢地，说完这话，我终于到家了，“愣头青”那天晚上是输是赢我不知道，可是他的那种“开车方式”真是让人心惊肉跳，尽管他自己看上去挺陶醉其中，眉开眼笑地。
上街“有瘾”？
还是在我初萌的时候，那时候我的生活背景是“文革”，内地正在搞“文化大革命”。
有一天我悄悄地问和我同在一个学校宣传队、经常一起表演节目的小女伴儿：诶，我们天天都在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可是你知道吗，“革命”是什么？“文化”又是什么？我的女伴儿是个高干子弟，她的父亲可能天天站在高处都在搞别人，他的“千金”也很冲，就说：“‘革命’？‘革命’就是‘抄家’，把谁谁谁打倒，一切地富反坏、牛鬼蛇神；‘文化’？至于‘文化’嘛，嗨，其实你问那么多干吗，不就是旧书、旧古董、旧思想、封资修的破烂货？”
小孩子不懂“文化”可以理解，长大了以后我依然不懂。辞典上的解释是“人类创造精神财富的总和，比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然而生活里的“文化”哪里有那么简单？文化根本不理会任何是非，大家都愿意去做、都习惯去做，就成了潮流，就是文化。
香港的“文化”是什么？绕开我永远也搞不清楚的概念，回到现实我眼前正在面对着的社会：“赌马文化”、“八卦文化”、“大佬文化”、“风水文化”、“购物文化”、“早茶文化”、“交换文化”等等，如果什么都可以“化”，这里面至少还有一种：“上街文化”。
香港人酷爱上街，开始我以为原因无外乎有两条，第一，香港到处都是店铺，整座城市放大了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百货商店”，这无疑诱惑着人们每时每刻的消费欲；第二，香港人一般住房条件都很可怜，人们把大量的闲暇时间打发到街头，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可是后来我发现，香港人“上街有瘾”其实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这就是上街游行，大事、小事，全局之事，局部之事，举凡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失都要上街
先说“上街有瘾”的层面之一：
有一次在我的身边，两个女生正在悄悄议论着“明天咱们该干什么”，我无法回避，就听到了下面的一段对白。其中一个问另一个：“明天没事咱上街吧！”，另一个疲疲塌塌地说：“我又不买什么东西，上街干吗？”接着提议者马上回应：“老土，不买东西就不能上街？反正没事，上街活动活动，走到哪里算哪里，饿了咱就在街上吃点小吃。”
上街活动，活动上街？或许这就是香港“上街文化”的源头？这个“源头”暗含着轻松、适意，说到底最是一种自由的心态。香港的大街小巷，行人可以无所不到，就是酒店宾馆，哪怕五星级、六星级，老百姓只要想进，拔腿推门就是。好几次我走在香港的街头，身边就是高级酒店，想去方便，抬头开始找厕所，同行的当地朋友看着我很诧异，疑惑地提醒：“哦，酒店里不是就有卫生间吗？”我不好意思地一笑，自我解嘲：“对，我怎么就没想到？”我的“没想到”其实是因为不习惯，过去在内地，别说老百姓，就是我，做了20多年的记者，只要有办法，谁也想不到会去酒店解决膀胱的问题。然而在香港，普通市民天天穿梭酒店，因为酒店在建筑结构上本身就和这个城市的立交桥、空中走廊连结在了一处，有时不想走都不行；另外一方面，在香港人的心里，这一点更重要也更能说明问题，那就是：“酒店怎么啦？酒店我就不能进？别说去趟厕所还算有个正经的理由，就是没理由，因为天热，我就是想进去吹吹冷气谁还会拦我？没人！”这种想法无疑就是心态最自由的表现。
再说“上街有瘾”的层面之二：
2003年，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在香港常驻，香港市民不满意《基本法》第23条的有关立法，据说５０万人走上了街头；自此，以后每年的一些固定时间，反对派都要组织市民上大街，反对派的反对派也会号召更多的人表明另一种观点和意见。
2004年，我到香港后，第一次听说香港又要组织游行，说出来不怕人笑话，当时我心里真有点怕，怕什么？因为没有经历过啊。毕竟“游行”在任何一个社会，总会和政治发生某种联系，总不能被看成是一件平常之举。后来到了维多利亚公园（当天游行的集中地），我看到人山人海、彩旗飘扬，维园的广场中央，临时搭起来的台子上，有人拿着扩音器正在不住地喊口号，站在园子里准备出发的示威者，有人身上统一穿了后背印有各种诉求短语的服装，也有人就是一身平常的穿戴，不过每个人都很从容，那阵势让我想到过“文革”，但是又觉得这和几十年前内地的“文革”不尽相同。
开始，我出现在示威现场，眼睛还多了一分警惕，生怕被别人注意，更怕万一让什么熟人给看到了会对我产生不良的影响（尽管我去现场也是为了工作），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在游行的队伍旁观看，根本就是沧海一粟，人海里多我一滴少我一滴，绝对没人在乎。香港是一个自由世界，没人因为游行、看热闹或者不游行、不去看热闹就因此获得或损失掉什么。大家在这样的气氛里上街游行是不是真心义愤或者只是随大流、赶羊群也都无所谓。反正最后都会出一身汗，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赶快脱下衣服，洗他一个热水澡。
从2004年到2007年，我在香港常驻的三年日子里，后来终于轻松了，偶遇知心朋友也敢开口议论：“嗨，香港大街上的‘游行示威’其实咱也不必大惊小怪。”太多了，每一次有什么人因为什么理由要组织市民“上街”，人们从电视、广播以及很多的街头广告都可以看到：水电费涨价了要游行、公司员工工作超时了要游行、教师工资不高了要游行、老人没有了退休金要游行、孕妇生孩子医院床位不够要游行、天星码头一座49年的钟楼即将拆掉，市民不愿意也要游行，等等等等，什么都可以成为“上街”的动因。
香港比较宽阔的马路两边，一般都有长长的栏杆，那上面不许张挂任何涉及商业内容的广告和海报，但是许多议员的个人宣传、各党派魁首提出的政治纲领，特别是各种即将要开始的“游行告示”却经常可以看到，因此这类的“广告”一多，有一天“游行示威”竟在我心里发生了某种异化，成为了另一种内容不同的“上街活动”。
2006年年初，香港一位19岁的青年人涉嫌“连环虐杀猫只”，虽然这个人很快就被警方抓获，但是爱护动物组织的许多人士依然感到“气愤难平”，他们认为：“本港虐畜问题日益严重，去年4月至今9个月内，警方已经成功检控了九宗案件，（这个数字）较2004至2005年的全年只有两宗（的情况），大幅上升了4。5倍。”因此需要组织市民“上街”抗议。于是1月8日，3000多人又走上了街头。这些人中除了普通市民，也不乏香港立法会的议员，大家各自带着心爱的宠物，小猫、小狗，差不多有2000来只，举着标语、喊着口号。这支特殊的游行队伍在中环渣打花园集合后，穿过香港一些最热闹的街道，一直要步行走到香港政府总部，惹来了很多行人沿途驻足观看。不少被堵在路中的司机本来不知道街上又发生了什么事，刚要发火，可透过玻璃窗往外一看，“嚯，人狗争路”？大家也就忘了抱怨，被这一难得看到的“奇景”所吸引……
当然，“有事上街”和“没事上街”目的大不相同，但是一个社会一群老百姓动不动就聚众上街，这种状态从理论上讲是和民主的意识普及有关，不过若从效果上来联想，“狼来了”的感觉又一日胜过一日。
难怪后来我再三再四地上街观摩游行，有时自己都不想去，也会对自己说：“嗨，出去走走吧，反正权当锻炼。”由此可见，我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