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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由于计划经济造成的市场短缺，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但是，有些人认为乡镇企业与城市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甚至把不正之风的根源也归咎于乡镇企业，致使乡镇企业处境相当艰难。在万里的具体指导下，198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业的“一号文件”指出：“现有社队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有些是城市大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指出社队企业的重要性，为此后乡镇企业的发展撑了腰。这年3月，在万里的具体指导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在转发《报告》的《通知》中，指出“乡镇企业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乡镇企业要和国营企业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和积极引导”。
万里提出的两个“一视同仁”，即对农民办的企业和乡、镇、村办的企业一视同仁，对乡镇企业和国营企业一视同仁，将乡镇企业的发展送进了快车道。
1984年10月，万里在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时，又专门讲了乡镇企业问题。他严肃地要求在领导体制上实行政企分开，不允许平调企业的资金和物资。他指出要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他说，向乡镇企业征税，无非三种办法，上策是“欲取先予”，中策是“又取又予”，下策是“只取不予”。他要求坚持实行上策或中策，避免采取下策。不久之后，中共中央于1985年1月发布的关于农业的“一号文件”，再次阐述了发展乡镇企业的意义和政策原则。
从1985至1988年的四年间，乡镇企业实现了职工人数、利税总额、工资总数、总产值的同步高速增长：职工人数年均增长16。4％，利税总额年均增长32。6％，工资总额年均增长37。3％，总产值年均增长39。6％。乡镇企业创造的非农产值，到1986年就在农业总产值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到1990年在农业总产值中上升到54。6％。乡镇企业在最辉煌的时候，为国家创造了将近一半的产值，上缴的利税占国家税收总量的1／5以上，吸收了2亿多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对于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邓小平于1987年6月说：“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因此，他称之为“异军突起”。国内外许多人把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自治并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三项伟大创举。
万里则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通过什么路径实现现代化的角度认识发展乡镇企业的意义。他说：“乡镇企业没有国家投资，是农民自己集资和贷款搞起来的，因而也就没有国家计划的限制，条条框框的束缚，一开始就参与市场竞争，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它的困难在这里，它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也在这里。乡镇企业尽管存在着重复建设，污染环境，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较低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提高，但从总体上看，它生机勃勃、蒸蒸日上，充分表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它最大的功绩是吸收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的货币收入，扩展了国内市场的容量。而市场的发育，又大大促进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增长，大大促进了横向联合的发展和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组合。从而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超越地域与部门的局限，以更大的规模向前推进。这不仅改变了农村的产业结构，推动了城市工业的发展，而且带动了小城镇的勃兴，缓解了大中城市人口的进一步膨胀，缩小了城乡差别，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接替万里分管全国农村工作的田纪云，持与万里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使我们整个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改革之前我们走的工业化道路，是一种把广大农民拒之门外的孤立的城市工业化道路”，“现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我们开创了一条农村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
笔者认为，农村改革3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万里、田纪云的上述观点是正确的；现实和未来的农村深化改革，必将进一步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
可以看出，万里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着眼点不仅在于发展国民经济，更在于开辟出一条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万里是中央层面的主要的探索者之一。
笔者在回顾、研究万里在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中的历史性贡献时，常常会为他的惊人的勇气、巨大的魄力、卓越的见识，实践的观点、求真的精神、务实的作风而赞叹。万里为什么能够在农村改革与发展中达到如此的境界？最根本的一点是，他把自己视为人民群众的公仆，他的心中装着人民群众，他的理念、言语、行动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当他面对着啼饥叫寒的群众时，眼中淌出的是热泪，嘴中说的是“我们何颜以对，问心有愧呀”！“我们为之奋斗一生的共同富裕的理想，为什么变成了普遍贫穷的现实”？“这就是社会主义吗，怎样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当他面对着教条主义者质疑包产到户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时，反问这位坚持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者说：“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教条主义者声称他要社会主义，万里则旗帜鲜明地说，“我要群众”。不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吗？！当他面对着包产、包干到户姓“资”不姓“社”的攻击时，诙谐地反驳说，“反正吃饱饭比饿肚子更社会主义，穿上衣服比光着屁股更社会主义”。万里自己说得好：“我青年时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革命队伍中逐步成长，是群众和群众的斗争实践哺育了我，锻炼了我，这使我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同群众在一起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
今天，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全面地、深入地进行改革，特别是切实地、稳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切有志于这项伟大事业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党政高级干部，都应该以万里为楷模！
吴健民与珠海特区·方小宁
像许多参加新中国建立的革命者一样，吴健民抓过笔杆子也抓过枪杆子。他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广东韩江纵队第一支队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潮州市委书记、中南局农林局局长、广东省计委副主任等职；文化大革命中，经受炼狱洗礼；“文革”后，他在珠海市市委书记、珠海市市长任上，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改革开放路线，坚韧不拔地艰难拓荒。
两位书记的冲突
吴健民记得，1978年国庆节后不久，省委书记习仲勋约他长谈：“省委现在着手筹建深圳和珠海两市的领导班子，有人推荐你当珠海市委书记，我找你谈的就是这件事。”接着，习仲勋问起他以往的许多工作情况。当听到吴健民1962年曾经搞成过一个中南地区农业商品经济基地的建设规划时，习仲勋兴奋得站起来说：“那时候，这是很新鲜的观点。现在我们要开放，开展对外经济活动，你的思想观点对头。看来要你去珠海主持这个边境城市的工作是不成问题了！”吴健民说：“我是共产党员，省委让我去开拓，我不会拒绝，就怕任务完成得不好。”
习仲勋说：“当然，建成一个省辖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信你会努力的，省委也一定支持你。”
在以后的工作中，有件事情吴健民至今铭记：在一次会议上，习仲勋批评珠海市委“有许多事情，没有请示省委就干了。”感到压力和委屈的吴健民据理力争，请书记“批评一定要弄清实情”。但已接到不少对珠海市委“指控”的习仲勋仍在火头上，他站起身说：“你这样讲，就谈不下去了。”会后，吴健民想：办特区的艰难不仅要承受冷枪暗箭，还要承受明枪明炮。
没过几天，吴健民接到习仲勋的电话：“那天对你的批评太生硬了，你不要有思想负担。我这个人有时讲话过头了，请不要介意……”两个多月后，习仲勋打电话给吴健民，谈完了工作，就那天会议上对他和珠海市委的批评再次表示歉意，并说：“工作上如有困难，可以找我。”
一位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光明磊落、民主平等地对待干部，这对于开放民意、启动民智何等重要！习仲勋常说“我们千万不要看领导脸色办事”的言传身教，成为吴健民严于律己、体察下情的楷模。
叶剑英：感恩先烈，立法护航
1980年清明时节，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叶帅来到珠海。吴健民回忆说：多年不见，年已83岁的叶帅脸上多了些寿斑，头发显得稀疏了。但老帅要求先听汇报再用午餐。谈到边境贸易时，叶帅说：“在珠海、宝安搞出口商品基地比较好。”接着，叶帅问他：养蚝的生产怎样？渔民的生活改善了多少？香洲港还能利用吗？引进项目已投产的有多少？市的警备区设在哪里……都是关乎百姓生活、城市发展的事情。吴健民把实情一一向叶帅禀告，并直言“中央的政策如果同广东的实际结合起来，将会产生突变。”。
叶帅视察行程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大革命时期掩埋着粤军“香洲兵变”的烈士墓园。老人特地让随行的儿子手书挽联，献上花圈。之后，叶帅细读碑记，细看每个烈士墓碑。他说：“这片土地上牺牲了不少烈士。过去这里尽是荒山，现在辟为烈士墓园，满园有绿……很好，很好。谢谢你。”说完，伸出双手紧紧握着吴健民的双手。吴健民领悟到：今日要树起中国经济特区的旗帜，仍要用“前赴后继、杀出血路”的精神和意志，搞好特区建设，让“远者来，近者悦”。
闻讯而来的六七千香洲百姓围在墓园前面。叶帅殷殷招手，向大家致意。临别时，叶帅再次握着吴健民的手说：“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了那么多工作，做得很好，很好。”
兴办经济特区初期，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赞成和反对两种声音。先行一步的广东，开局困难重重。熟知广东情况的叶帅对此了如指掌。无论从宏观或是微观，吴健民都真切感受到了叶帅的用心：他此刻来到“前沿阵地”，倾注着对民族命运、国计民生的高度关切，凝聚着他润物无声的强有力支持。
此行的4个月后，叶剑英亲自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并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当时，有人说，全国人大只应讨论全国的法律，不讨论地方法例。叶帅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用广东的名义办全国的特区，应由全国人大通过，这样全世界都承认，否则以后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