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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看，上古的三皇五帝等许许多多圣人王者，难道是读书人吗？难道夏商周三代之后的那些有作为（整顿乾坤）的帝王，都是读书人吗？
倘若说，读书读来的不是学问，那么什么才算是学问呢？在颜李看来，“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所以，只有那种“做事”所需要的实用性的知识才是学问。故此，他们又认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如果成天把心思放在读书上，便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干实际事，况且，读书越多人就会越糊涂，越没有见识，办事的能力也就会越低下。他们是这样说的：
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上少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颜习斋《存学编》卷一）
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恕谷年谱》）
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颜习斋《朱子语类评》）
今之学，与官事风马牛也。以之莅政，迂腐道学，白面书生，为世垢病。致使豪杰不学者，反出其上。（李恕谷《圣经学规纂》卷二）
所说的“诵说”、“纸墨”、“纸上之阅历”、“今之学”等，指的都是读书、著书、讲学等事；而“习行”、“办经济”、“世事之阅历”等，则是指实行，指干经邦济世的实事。在颜李看来，读书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读书有什么用？那些能实用的本事才叫真学问。他们认为，如果书读得太多了，不仅害死人，而且能亡国，李恕谷所说的“宋明之亡以此”，就是这个意思。
颜李还举出好多通俗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主张。如颜习斋说：
譬之学琴然，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存学编》卷二《性理书评》） 他把读书讲学比作识读琴谱，认为要想学会弹琴，光把琴谱识得烂熟有什么用？那能叫学琴吗？还得拿琴来练才成。所以，光读书是不能达到“求道”的目的的，与目的地相隔千里之遥哪！
揆度一下上述颜李的观点和主张，可以看出来，他们眼中所看重的，基本上是实用性、操作性强的知识，而对于理陛认识，对于书本上的形而上的东西，则表现出轻视的态度。用手弹琴，属于实用性、操作性的技能，他们是重视的，而识读琴谱，属于理性方面的知识，他们便不加强调和重视了。诚如汪澍白所言，颜李的学说，确实存在着轻视理性认识的倾向。
四、矫枉与矫枉过正
那么，对上述颜李学派的学说主张该怎样评价呢？如果用今尺来裁剪古衣，给颜李扣上一顶“反对读书学习，提倡蒙昧主义”的帽子，恐怕是不恰当的，因为颜李并非如此。
实际上，颜李的学说主张是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的，主要是针对明中叶以来盛行的陆王程朱两派宋学以及当时渐趋流行的考据学而发的。颜李认为，宋学空谈心性，迂阔不堪，考据学又太细密和繁琐，所以，他们主张为学要“务以实用为主”，主张“动”、“实”、“习”、“用”，通俗一点说，就是主张放下书本，走出书斋，使自己动起来，去干那些具体、实用的事。所谓“坐着说，何如起来行”。颜氏自号习斋，就是对自家学说的一种宣示。他的弟子钟镀在《习斋纪余叙》一文中，从颜习斋的“习”字谈起，概括了颜李学派的学说精髓及立论的起因：
斋以‘习’名者何？药世也。药世者何？世儒口头见道，笔头见道，颜子矫枉救失，遵《论语》开章之义，尚习行也。
显然，颜李的学说主张，主要是针对那些以口以笔讲说宋学和做考据学问的儒者而提出来的，在颜李看来，做那一堆所谓的学问实在是一种社会病，是应当矫正的“枉”，而自己所创立的学说主张，便是用来矫枉治病的。颜习斋认为，孔圣人是主张习行的，《论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的“习”字，就是习行的意思；所以，应该按照圣人的话去做，去习行、实习、实践。他所取的“习斋”之号中的“习”字，显然也是取自《论语》。
对于颜李所批评的对象的是是非非，姑且可以不去管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宋学和考据学这些学问，确实都是不看重时务，不重视兵刑钱谷之类的实用性的本领的。这些学问的盛行，造成了当时士宦阶层崇尚空谈及琐细学问，而不重视实务的风气。对于这种风气的危害，李恕谷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写道：
自明之末也，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其习尚，至于将相方面，觉建功奏绩，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日：“此传世业也。”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毒。呜呼，谁实为之？无怪乎颜先生之垂涕泣而道也。（《恕谷后集》卷四《与方灵皋书》）
这是一段痛心疾首的话，从中可见明末以来虚浮、颓败的士风。在此风气下，读书著述与吟诗作赋是第一等事，而兵刑钱谷之类，则被视为无足轻重的雕虫小技。结果，元帅在军帐里还批点《左传》，敌兵打到城下了，还在推敲诗词。国家遇到危难时，竟连个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官吏都不好找，最后只好土崩瓦解。面对这种士风，难怪颜李要痛心疾首地提出那些激烈的观点。颜习斋曾作诗描摹士风云：“愧无半策匡时艰，惟余一死报君恩”，另有人作诗云：“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些有名的诗句，虽都是激愤之言，不无片面的因素，但却从一个侧面写照出了明末一些虽有忠君爱国的气节，却不重实务的官僚士大夫的形象。
颜李学派反对虚空和琐细之学，强调习行，强调实用，这些主张，无疑包含着很大的真理性。在当时，这是一种矫枉的、革命性的主张，因此，梁启超夸赞颜李是“清儒中很特别的人”，“是二千年思想界之大革命者”。
但是，颜李的学说，显然又潜含着一种走极端的、绝对化的倾向。他们所认为的读书便愚，越读越愚，读书有如吃砒霜这样一些见解，已经不仅仅是反对阅读那些宋学和考据学之书了，而是正如汪澍白所言，已经是“走向全盘否定书本知识的极端”，带有从根本上“轻视理性认识的意味”了。过犹不及，真理再向前跨一步就是谬误，颜李学说的弊病正在这里。颜李本来是为了矫枉，但却矫枉过正了。实际上，即便是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也并非是读了书便愚，读书人中还是有很多有出息的人的，绝非都是些专事空谈的腐儒。例如，考据学大师、大思想家顾炎武，若论翻书本，可谓第一流，但他同时又极为重视研究经世学问，重视实地考察，他还曾投笔从戎，参加过抗清斗争。
五、排比出来看一看
汪澍白说，毛泽东晚年多次发表过与颜李的观点类似的见解，又说，毛泽东“同颜习斋一样，得出了‘读书有害’的片面性结论”。为醒目地看出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下面再将两者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话排比出来看一看。
毛说：“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
颜说：“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l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
毛说：“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
颜说：“试观千圣百王，是读书人否？虽三代后整顿乾坤者，是读书人否？”
李说：“今之学，与官事风马牛也。以之莅政，迂腐道学，白面书生，为世垢病。致使豪杰不学者，反出其上。”
这样一排比，就看得很清楚了，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语言表述来看，两者确实都是非常相似的。
两者的相似，自然提出一个问题：他们是“英雄所见略同”的巧合呢？还是毛多少受过一点颜李的影响？对这个问题，汪澍白没有谈及。但他谈到过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受过颜习斋的影响。他说，青年毛泽东“广泛接受过早期启蒙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的影响”。这话说得是不错的。毛泽东青年时代曾写过一篇名文《体育之研究》，其中写道：“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可知青年毛泽东对颜李的“文而兼武”即不仅静心学文，而且尚“动”习武，是颇为赞赏的。这说明，青年毛泽东确曾受到过颜李的影响。汪澍白又谈到毛泽东中年时在延安写的《实践论》与颜李学派的“亲知”观点的相通：“在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视‘亲知’的莫过于清初的颜习斋。他强调只有‘著取而纳之口’，才能识别蔬菜的味道；只有通过‘诊脉，制药，针灸，摩砭’的实践，才能‘疗疾救世’。《实践论》所说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与颜习斋同样是依据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来阐明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基本道理，这正是毛泽东与习斋哲学相通之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30页）《实践论》所说的亲口吃梨子，与颜习斋所说的亲口吃蔬菜，确实是很相似的，毛泽东的实践观点与颜李的“亲知”观点，确实是相通的。
那么，晚年毛泽东所发表的诸如书“读多了，害死人”等一系列见解，是否受过颜李学派的影响呢？我的看法是：不能绝对肯定，但很有可能。不能绝对肯定，是因为我没有发现能够直接证明毛泽东受过颜李学派思想的影响的材料，也没有看到过毛泽东对颜李学派的思想观点做过评价的材料，所以，很难确认晚年毛泽东的那些见解肯定受到过颜李的影响。但是，也不好说二者之间完全没有一点关系。是否可以这样来推测：从晚年毛泽东与颜李在读书问题上的见解相通、甚至语言也相似来看，又从毛泽东历史上曾受过颜李的影响来看，晚年毛泽东的书“读多了，害死人”等见解，还是多少受过一点颜李学派的影响的。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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