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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最大不妥就是把自己降低到对手的同一水平，不能以崇高博大胸怀，掌握人与事件的全局进程。这个成语又被解释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实际是顺从和执行他人之道，失去自己之道。“以牙还牙”论出自《圣经》，令人思索的是，它出现在《旧约》的时候，是作为肯定性用语，对作恶事作假证的人，“对于这种人，你不必怜悯；应该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到了《新约》里，它就受到否定了，“你们曾听见有这样的教训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向欺负你们的人报复。”《新约》是从上帝之爱、做“天父的儿女”出发，宣传爱仇敌，不要报复，“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让他打吧”，但是，其中可取之处，就是更高地要求自己，不要同恶人一般见识、一个档次。
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看见“以牙还牙”论的偏狭，而容忍、宽容和“以德报怨”常常是大家公认的高风雅量。卢梭谈到这一点很实在：“为了要得到幸福，就不能做任何一件感到内疚的事情；对于别人的过错，不要抱以牙还牙加倍奉还之心。”赫登在《林肯传》谈到林肯“从不依自己的好恶去判断人”，“如果有人得罪他，或对他不逊，但却是最合适的人，林肯还是会请他担任该职位，就像对朋友一样毫不犹豫。”他曾委任相当高的职位给侮辱过他的人。
保罗探监曾经是一大新闻。1981年，罗马教皇保罗二世遇刺，险些丧命。行刺者是土耳其恐怖分子阿里·阿卡。阿里·阿卡被抓获经审讯关进监狱后，保罗二世亲自来监狱探望。从宗教角度，这是保罗遵循上帝之爱，不报复，爱仇敌。从世俗观点看，也值得肯定。它有一个条件，就是罪犯在严格监控之下。台湾征严法师信奉三句话：“没有不可爱的人，没有不可信任的人，没有不可原谅的人。”这些，都是讲最大限度地发掘人的心灵的潜质，即使是罪犯恶人，也要施以关爱，促成他改恶从善，自我更新。
三、爱的导航与吊诡
“放爱生路”和“让爱导航”是开放改革后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两个词语，它们反映了人们在感情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普遍呼求，也道出了我们反思历史，面向未来的某种经验体会。张洁最早写过一篇小说，用“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种否定性的判断，对爱作了肯定性的保留。刘心武在小说《如意》里写文革时一个学校传达室的石大爷在夜里给打死在操场里的“资本家”尸体盖上塑料布。回想文革推行“无产阶级在一切领域里实行专政”，人们发现，某些样板戏的人物常常都是光棍，“谈情说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连某些青年男女新婚的枕头上，也绣着“将革命进行到底”，耐人寻思。
这里，联系我们的历史状况和文革表现，可以引用英国哲学家罗素在《爱在人生中的位置》一文对我们的一个批评。他说：“在中国，爱的情感是罕见的，从历史上看，这只是那些因邪恶的婢妾而误入歧途的昏君的特点。中国的传统文化反对一切浓厚的感情，认为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保持理智，这和18世纪初期的情形非常相似。由于我们以前曾有过浪漫运动、法国革命和欧洲大战，所以我们感到人生中理智的作用，并不像安妮女王统治时期人们所希望的那样重要，因为理智本身在进行心理分析时，是靠不住的。”他是在谈论、并分析比较我们的民族历程和民族习性，我们不应急于反感他对我们的批评。中国历经两千多年封建统治，从儒学到理学，倡导“存天理，灭人欲”，“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直震慑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五四”思想解放运动时间不长，整个民族辗转于绵延不断的内外战争与政治运动之中。在文学上，我们不像西方某些国家经历过数以百年计的个性解放和浪漫主义时期，出现了像卢梭、雨果、雪莱、拜伦、歌德这样影响深远的作家。理智的皈依思考过多，感性和感情的丰富性就必然受到削弱和钳制，这是一个民族在自身的特殊历史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到了文化大革命，传统的重理智的习性就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理论追求合拍，产生了种种恶果。
开放改革后，“放爱生路”、“让爱导航”自然成了人们在生活和艺术中一个中心话题。前些时，报导法律工作者潘锐注册“爱心导航文化交流中心”的消息。他在1999年6月准备出国前夕，因朋友饯行酒后驾车致人死亡而判刑3年。2002年2月出狱后，因劳改经历找不到工作。后来，在朋友帮助下投资在北京大兴区建立这个“交流中心”，帮助许多出狱找不到工作、甚至因此想自杀的刑满释放犯安排工作。他说：“不管你学法律专业还是心理专业，爱都是最有力、最有效的武器。”
然而，在爱的导航中常常出现一些奇异的现象，或者是爱的自身矛盾，或者因爱反而致祸，即所谓爱的吊诡。事实证明，爱不能孤立独行，它本身需要引导。爱走出囚笼，又需要加以引导走上康庄之路。英国哲学家罗素在《我的信仰》里谈及他对“美好的人生”的观点时说：“美好的人生是由爱所唤起，并为知识所引导。”他说：“无论是爱没有知识，或是有知识没有爱，都不能产生美好的人生。”他举出中世纪出现瘟疫，教士便劝人们聚集教堂祈祷，结果反而互相传染，这是有爱没有知识，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有知识没有爱。从今天的文化思想来看，罗素界定的“知识”这个概念可能太笼统、太蒙混了。人们已经启用现代文明的范畴，用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作为精神追求的基本准绳，并且取得了共识。
在经济全球化和各国文化交流日益活跃的今天，我们引导爱，对爱进行导航，也应该遵循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我们要反对狭隘的爱国主义和闭关锁国的自我经营。出国留学、送出去培育和出国工作，日渐成为一种积极取向。郎平应聘担任美国女排教练，韩国等许多国家的人在中国运动队执教，他们的爱心、爱国主义受到人们一些质疑，出现爱的吊诡。韩国教练被问及在决赛中遇到韩国队采取什么态度时，回答是：“我是韩国人，但现在，我是中国队的主教练，代表的就是中国。”这些教练都表示，假如2008年中国奥运会决赛场上他们执教的代表队与本国队相遇，他们力争执教队取胜，也为本国队可能夺冠而高兴。姚明在美国NBA打球，不影响他加入中国队参加奥运会比赛。这些，都是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从人文交流和事业发展来看，会获得常说的“双赢”局面。
但是，也有些特例。人们在人际交往和面对自然上，容易取得共识，但在安乐死、堕胎、胚胎干细胞研究上，争执不下，意见不一。安乐死问题古希腊就提出来了，柏拉图支持，毕达哥拉斯就强烈反对。今天，有的国家允许，有的国家不推行。最近引起轩然大波的美国“夏佛事件”，在家人之间、医生之间、政治家之间分歧对立，成立了新的爱的吊诡。夏佛成为植物人15年，7年前她丈夫提出诉讼，要求停止食管进食，理由是她本人不愿这样“活”下去。夏佛父母反对，认为女婿是为了钱。有的医生赞成插上进食管，布什总统表态“把生命放在第一位”，神职人员惊呼“她正在被饿死”，美国人四分之三的调查答卷是不赞成恢复进食。夏佛的进食管两次拔除，又两次恢复。2005年2月25日，法院宣布3月18日为拔除进食管的最后日期，夏佛3月31日死亡。
这一事件反映当今人们在人的“生死权”、“生命科学”乃至“爱的哲学”上存在分歧。有些问题，包括什么是对患者的真爱，什么是患者的真正自爱，认识不一。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共同追求路途很长，不可能终极认识真理。美国报刊认为“夏佛事件”没有赢家，没有“任何胜者”，即使是法庭判决，也是反复再三。但是，它的广泛被关注，各种社会力量的介入，已经产生效果：排除自私自利、金钱诱惑和政治干扰，让科学进一步作出认识，让立法更加周全，人们的真诚和爱心又一次得到了锻炼。
自然，文学艺术在爱的表现上更为奇异诡谲。古往今来，这方面优秀的、有影响力又有争议的作品又很多。如果我们对自身的历史进程更为清醒，在理论杠杆上互相切磋共识，我们会产生更多的好作品。
心灵深处的家园
■ 潘永翔
每次填写履历表时，我都想在“籍贯”一栏内填上“殷德功”三个字，因为那里才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记忆深处永远的家园。可是因为规定只能填到县一级，所以我只好十分不情愿地填上我所在的那个对我来说十分陌生的县——海伦。在我20岁之前，我没有到过县城，不知道它长得什么模样。22岁那年，我已经高中毕业参加生产劳动好几年了，给生产队买磨米碾的筛子，才有机会到了县城看看。其实，县城离我生活的殷德功并不是很远，只有30华里，乘火车要先走8华里，到公社所在地的一个三等小站“东边井”。这是一个带有殖民色彩的名字，是当时日本霸占东三省的时候起的名字。除了东边井之外，还有西边井、三井子、四井子等等。在东边井花三角钱买一张车票，乘火车15分钟就到县城了。即使是这么近那时对我来说也是十分遥远的路程。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海伦县城离我十分遥远，同时也很陌生。我确确实实没去过几次对于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来说的那所梦幻般的“大城市”。
对于“籍贯”一词，我曾经认真地查过词典：祖居或者个人出生的地方。海伦，只是我梦中的一个驿站。如果它不是我所出生的那个小屯殷德功的行政隶属单位，它真的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祖父出生在山东，我的父亲出生在殷德功，我的父辈对海伦和我对海伦一样陌生。海伦，一个十分好听的名字，虽然那里没有海，也没有古希腊的传说，甚至连一点像样的久远的历史也没有，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人们对这个美好名字所给予的幻想和憧憬。我喜欢这个带有异域色彩的名字，喜欢它的神秘和平和，虽然它对我是那样的毫不相干。每当我想到“家园”，想到“故乡”这些敏感的词汇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殷德功”，然后才是“海伦”。想到海伦不是因为它是我的履历表上的“籍贯”，而是名字的本身所带来的魅力和幻想。
殷德功，一个个人色彩浓厚的名字。显然，这个叫殷德功的人首先在这里开垦了土地，建立了屯子，世世代代就在这里安营扎寨，繁衍生息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子古朴安详，像散落在丘陵起伏地带里的一个棋子。人们恪守着约定俗成的村规民约，互相帮助，团结协作，偶尔有些小打小闹小矛盾都在村子里解决。人们日落而息日出而作，过着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