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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喜过望，忙把少年扶上车，按照他指示的方向前进。车开了好长时间，前面终于出现了一个村庄。考克疑惑地说：“不对呀，拉贾尔村我去过，这里不是拉贾尔！”我正要询问那少年，四周突然响起了爆豆似的枪声，子弹“嗖”地掠过我的头顶。两名警卫闷叫一声，来不及还击就栽下车去。
等我抬起头来的时候，我才发现两名警卫已经被打死了。我、考克和那少年都成了叛军的俘虏。我和考克用当地话向叛军表明身份，可是叛军欢呼着，还不停地对天鸣枪以示庆祝，震耳欲聋的枪声中，根本没人听清我们说的话。这时，令我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了：叛军们把那少年拉了过去。我开始以为他们会伤害他，可没想到他们却把他抬起来，抛向空中，接住，又抛上去，嘴里还疯狂地喊着：“托托，托托！”这时我才明白过来。两名警卫的担心没有错，这个名叫托托的少年真是叛军的一个奸细，是他把我们引进了叛军的营地！
我和考克被反绑着双手押进了村子，而托托像个英雄似的走在前面，接受着叛军们的欢呼。这一幕让我的心直往下沉。我知道在阿拉比旺这个地方，很多少年被叛军掳去，培养成嗜血的杀手，他们往往冷酷无情，毫无人性可言。落人这群冷血杀手手里，我们的命运可想而知。
因为抓我们有功，托托得到了叛军首领的奖励，奖品竟然是一支擦得锃亮的AK—47步枪！
杀人游戏开始了！他们给考克松了绑，指着一条长长的巷子让他跑。考克惊恐地摇着头，一个叛军抬手就是一梭子弹，子弹打在考克脚下，尘土四溅，考克吓了一跳，没命地跑了起来；考克跑出二三十米后，托托开枪了，也许是刚学会打枪，他连开了几枪都没有打中，眼看着考克就要跑出那条巷子了。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就在这时，一个叛军夺过了托托的枪，一梭子弹就撂倒了考克。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恐惧到了极点。果然，托托拎着他的AK—47走到了我面前，举枪瞄准了我，他一定是想把刚才没打中考克的一腔怨气都发泄在我身上。我想起了远在祖国的亲人，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不想就这样死去，可我却只能闭目等死！
突然，我听见托托大声说：“这个外国女人是个医生，她治好了我的伤，咱们把她留下来，兴许有用！”叛军们发出一阵嘘声，但最后他们的首领还是同意把我留下来了。
我被带进了一个有着残破土墙的院子。院子里堆了一些装粮食的麻袋，还拴着一匹用来运东西的骆驼，这显然是叛军的“后勤部”。
我一走进院子，立刻有一群孩子围了上来。他们有的对我扮鬼脸，有的向我吐口水。这群孩子大的和托托年纪差不多，小的可能还不到十岁。令我震惊的是，他们身上都有伤，并且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有的伤口感染了、流着脓水、散发着恶臭，还有几个是缺胳膊少腿的残疾儿。
“看见他们身上的伤了吗？这都是因为他们想逃跑或者完不成任务而受到的惩罚，我今天要是不把你们引来，我也会受到这样的惩罚。”托托冷冷地说，“要是你想逃走的话，下场比他们还惨。”
叛军毒辣的手段我早有耳闻，刚才又亲眼看见了他们是怎样处死考克的，可是当我面对这群伤痕累累的孩子的时候，仍然感到不寒而栗。孩子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阿拉比旺，你还有未来吗？
因为环境的影响，这群孩子大都心理扭曲，他们最喜欢恶作剧，甚至毫无理由地伤害别人。比如往别的孩子已经做好的饭菜里撒沙子，以让他受到残酷的惩罚。我这个被当做俘虏抓来的“外国女人”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恶作剧的对象。有时我正蹲在那儿拣他们挖回来的野菜（这是我的工作之一），脖领里会突然被放进去一只活蹦乱跳的蜥蜴之类的活物，我被吓得又叫又跳，他们就会得意地拍手大笑。
托托显得比他们更成熟，也更冷漠。他拎着枪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那群孩子戏弄我，闹得太过分的时候他才干涉一下，通常是一枪托拍在某个孩子的屁股上。也许是因为他比这群孩子大一点，也许是因为他手中有枪，其他孩子都怕他，他俨然是这儿的“首领”。
在度过了最初的恐惧之后，我开始平静下来，试着和这群孩子沟通。我给他们治伤（幸好我的药箱还在），很快，那几个伤口感染的孩子就痊愈了。孩子们对我“神奇”的医术佩服不已，我还把国内孩子们玩的游戏教给他们，他们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慢慢地，他们对我没有恶意了，也不再捉弄我。
能够让这群“小叛军”接受我，并且带给他们好的影响，我不由得有点小小的得意。我知道医疗队和政府军肯定在焦急地寻找我，我也经常想到逃跑，但是我也很清楚，院子的土墙外就是叛军的大本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待在院子里要安全得多。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这一天，我正在拣菜，托托走了进来，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看得我心里发毛。我抬头正要问他有什么事，他却突然跨前一步，一把揪住了我的头发，另一只手把我挂在脖子上的护身符扯了下来。“这个护身符，你从哪里弄到的？”他恶狠狠地问。
我看了一眼那个用野猪的长牙雕刻成的护身符，说：“这是一个叫娜莎的小女孩送给我的。她得了很严重的疟疾，病得快不行了，我治好了她的病，她就从脖子上取下这个送给了我，说可以保佑我平安。”
“你胡说！司令说过，你们这些外国人到阿拉比旺来，就是为了帮助政府军屠杀我们、掠夺我们。这个护身符，一定是你杀害了娜莎才抢到手的！我后悔那天没一枪毙了你，我现在就宰了你！”托托的眼睛里燃烧着仇恨，他取下背上的枪，“哗啦”一下上了膛，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
恐惧掠过我的心头。突然，我的头脑里掠过了一丝亮光，我急切地说：“托托，请你冷静下来。娜莎对我说过，她有个哥哥被叛军掠走了，是你吗？对了，我是中国人，我是来帮助你们的。”
“你是中国人？”托托惊讶地说，他的枪口垂了下去。突然，他变戏法似的从身上掏出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我祖父留给我的。他常说，中国人是好人！你真的是中国人？”我肯定地点了点头：“我是中国人，我的父亲也曾经到非洲修过铁路。请你相信我，你的妹妹还活着。中国政府在你们村子附近援建了一所学校，你妹妹就在那里上学。还有你妈妈，她经常到医疗队来帮忙，她们每天都盼望着你回去呀！托托，你也应该回去上学
“啪”的一声，托托的枪掉在了地上，他的眼里涌出了泪水，他毕竟只是个孩子呀！我张开双臂想要拥抱他，但他却迟疑了一下，拾起地上的枪跑了出去。
此后一整天，我都没有看见托托，问那些孩子，他们也说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托托回来了，但没有和我说话。背着我，他和那些孩子在小声地嘀咕着什么。从那些孩子们脸上的坏笑来看，他们好像在策划什么恶作剧。
我刚从院子里拎了一桶水进来。突然间，托托和那群孩子一拥而上，把我摁倒在地。他们给我套上了一件破麻袋做成的“衣服”，在我的脸上涂上锅灰，在我的身上粘满羽毛，还给我戴了一顶怪里怪气的花冠，然后把我架上了院子里的骆驼。我知道自己又一次成了他们恶作剧的对象，我不敢反抗，毕竟，我是他们的“俘虏”。再说，如果不小心激怒了这群心理扭曲的孩子，他们可能什么都干得出来。托托猛地在骆驼屁股上拍了一巴掌，骆驼小跑起来，孩子们跟在后面追着，拼命往我身上吐口水、扔石子和烂菜叶。我伏在骆驼背上左躲右闪，身上满是脏东西，十分狼狈。孩子们一直在兴奋地叫着什么。我费了好大劲才弄明白，他们叫的是“女巫”。原来，我竟然被他们当做了游戏中的巫婆！骆驼跑出了院子，孩子们在后面追着。院子里的叛军们先是吃了一惊，然后都哈哈大笑起来，有的还为孩子们这别出心裁的恶作剧鼓掌叫好。
就这样，骆驼驮着我跑出了叛军的营地，门口的岗哨也笑得前仰后合，跑出大门大约两三百米，在孩子们的一片喧闹声中，托托突然悄悄地对我说：“你骑稳了，控制好缰绳，一直往东，就可以到达政府军的地盘。骆驼上的皮口袋里有我给你准备好的食物和水！他们的汽车都被我做了手脚，追不上你的！”
原来孩子们是在用他们独特而巧妙的方式营救我！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托托用枪托在骆驼屁股上打了一下，然后举枪扣动了扳机，子弹从我的头顶掠过，受惊的骆驼狂奔起来，很快，孩子们就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只有托托的枪声仍在我身边响着，仿佛是在为我送行……
半路上，我碰到了正在寻找我的政府军车队，他们把我救回了医疗队。休养了一段时间，我又开始了工作。我几乎每天都在担心着托托和那群孩子，放走了我，他们会受到叛军的惩罚吗？想想那些被砍去手脚的少年，我的心紧缩起来。
这天早上，我带着娜莎在村于外散步。阿拉比旺的这个旱季似乎特别长，到处仍然是一片枯黄，没有生命复苏的迹象。突然，娜莎指着远处兴奋地叫道：“哥哥，哥哥！哥哥回来了！”我抬起头，惊讶地看见托托带着那一群孩子正向我们走来！
我和娜莎迎了上去，托托扔下手里的拐杖，扑到了我的怀里。我心疼地问：“托托，你的腿怎么了？”托托抽泣着说：“政府军和叛军打了一仗，我们乘乱逃了出来。没想到有人追我们，’我们只好冒险穿过雷区逃回来……”
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流。就在这时，天空中滚过一阵闷雷，阿拉比旺的雨季，那个令万物复苏的季节终于来了！
（司志政摘自《故事家》2007年11月上）
女议员与清洁工
徐恒足
今年58岁的弗里德里希女士，从1998年到2004年曾任德国联邦议员，2005年初退出政坛后，生活日渐拮据。按照德国法律规定，当议员7年可领7个月的过渡期津贴，每个月7000欧元。之后，要等到年满65岁，才有资格领取每月1600欧元的退休金。为了维持生计，弗里德里希花了近半年时间去各大公司求职。但用人单位以她年龄太大、太出色、太自信为由予以拒绝。无奈之下，弗里德里希放下身价，卷起袖管开始当清洁女工。一个当了六七年联邦议员的“大官”，退出政坛后竟找不到工作，卷起袖管去当女清洁工，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其实，凭她的才干，凭她多年从政的经验，完全有条件找一份好差事。是她没本事吗？当然不是。
没本事能当上联邦议员吗？是她没关系吗？也不是。从政这么多年，社会上不可能没有一些关系。她自己也承认有两家保险公司曾请她做代表，但她认为有些人看重的并不是她的人，而是她钓“关系网”。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