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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影片的可取之处在于某些细节的处理。比如，吴一竹为了“镇住”化钢炉，在炉皮上写了四个大字“你敢拉稀”。再如，老侯头忆苦思甜的时候，有的工人跟他打岔：“听着吧，说起来就没个完。”老侯头试验风钻的时候，两个工人在一旁发牢骚：“这老家伙饭也不吃啦？就一心在这耍猴戏啊！”“可不是，就这么几个破风钻，几天功夫就想钻五万多眼？邪门！”这些细节保存着鲜活的生活气息，显露出生活的原生态。对于那些说风凉话的人，影片并没有把他们处理成落后分子或阶级敌人，这种真实感的存在主要应该归功于历史语境。
《桥》的真正贡献在于，它为人民电影，尤其是工业题材的人民电影确立了基本范式——打破了通常的电影艺术的基本规律，建立起新的、人民电影的艺术准则。即用宣传性替代戏剧性，用阶级属性来重塑人物性格，将主题政策化、故事公式化、人物类型化。这种新范式很快成为现代性文艺实验的组成部分，为后来的大多数同类题材的电影所效仿。《桥》之后，从1949年到1955年的六年间，三大国营厂一共生产了8部工业题材电影，依时间顺序它们分别是，《光芒万丈》《高歌猛进》《女司机》《走向新中国》《伟大的起点》《无穷的潜力》《英雄司机》《在前进的道路上》。在这些影片中，只有两部——《走向新中国》和《在前进的道路上》与《桥》略异其曲，其它6部与《桥》如出一辙。
于是，我们看到，同样的主题出现在这6部影片之中——在迎接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中，或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里，工人阶级表现了前所未有的聪明才智和献身精神。这样的主题为这6部影片制造出大同小异的故事：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或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某先进工人大搞发明创造、技术革新或努力学习文化技术。他／她或是修复被国民党特务毁坏的电机（《光芒万丈》）；或是改造刀具创造车丝拱的新记录（《高歌猛进》）；或是钻研开车技术，排除了翻军险情（《文司机》）；或是改造炼钢炉，增加产量（《伟大的起点》）；或是改进轧钢设备，免除劳动强度（《无穷的潜力》）；或是将货车多挂车皮“超轴”拉货的实验成功（《英雄司机》）。落后的工人在奚落他／她，技术干部在打击他／她，但是，在党的支持下，他／她克服了种种困难，获得了群众的帮助，战胜保守势力，终于取得成功。
为了讲述这类故事，编剧们为这些影片配置了姓名各异，性格雷同的四种人物——一个先进人物、一两个落后人物和一两位思想保守的技术人员或工程师。当然一定还要有一位党代表——支部书记或党委书记。这四种人物在《光芒万丈》中是老工人、劳动英雄周明英，落后工人方师傅，技术干部赵股长和发电厂厂长；在《高歌猛进》中是青年工人、共产党员孟奎元，自私自利的老魏，车工高手李广才和代表党的工会主任；在《女司机》中是党员女工孙桂兰，骄傲自满的冯小梅，开车行家陆师傅和机务段的领导。在《伟大的起点》中是党员组长陆忠奎，保守自满的厂长李勇华，总工程师田承谟和党委书记陈向群。在《无穷的潜力》中是备品班班长盂长友，保守的厂长王守一，迷信欧美的工程师和党的代表吴局长。在《英雄司机》中是司机长党员郭大鹏，迷信科学的机务段段长孟范举，机务段总支书刘子强以及铁路分局的唐局长。
《桥》的示范作用还扩大到了不同的题材领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亿苦思甜”。在铁路工厂召开的积极分子大会上，铆工组长老侯头满怀感情地说：“咱们从前为啥磨洋工？那是因为人家不拿咱当人嘛。人家有钱人和日本的一条狗，你见了不得让路啊？咱们工人连人家一条狗都不如！我是怎么进的这个厂子？是拿了一床被，换了十五个鸡蛋和一瓶子酒，人家翻译官才给说了句好话……”“你这要饭的罐罐敢放在这桌子上啊？再说，今年过年的时候，局长亲自给咱们工人拜年，那是铁路总局的局长啊。你祖祖辈辈见过？我这土埋了大半截的人，大家选我当组长，我就一下子年轻了十岁……”“我为啥卖这大力气？过去，咱受小日本十四年巴嘎巴嘎的气，国民党二满洲也来压了些日子。咱工人就跟那没娘的孩子一样。我这老脸上谁愿刮打两下就刮打两下。如今咱有了娘啦，是咱们自己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工人的党嘛。”“忆苦思甜”是工农政权提高民众觉悟的政治手段之一，在战前动员、斗争地主时起过显著的作用。解放区文艺将政治话语转变成文艺叙事，极大地扩展了这一手段的宣传效果。《桥》承继了解放区文艺的传统，将它成功地、不露痕迹地转换成电影叙事，从此，“忆苦思甜”成为新中国电影叙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是对知识分子和科学知识的认知。《桥》是为知识分子形象定位的始作俑者，也是为科学技术和书本知识定性的前驱先导。其中的总工程师抵制党交给的任务，怀疑工人阶级的能力和干劲，把科学技术和外国书本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冷落、否定梁日升用土法修炉的发明创造。后来，一连串的事实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来到修桥第一线，亲自动手修好了鼓风机。这一形象虽然在当时有相当的生活根据，但是必须指出，不管编剧承认与否，这一形象的塑造主要根据的还是执政党“改造、利用、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在这个政策改变之前的三十年里，银幕上的知识分子形象基本是《桥》的延续。这个形象在影片中没有姓名，总工程师的职务就是他的姓名。这一无意的疏忽成了知识分子形象的社会铭文，成了一个有意味的象征——在毛泽东时代里，知识分子是一个需要改造的阶层，是必须依附于某种“皮”上的“毛”。“毛”是无足轻重的，是可有可无的，是随时可以从皮上拔掉的。所以知识分子必须认真改造，直到扔掉知识，成为工农兵中的一员，无论他们是《桥》中无名氏，还是《创业》中的有名者。
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定位，也是对科学知识的定性。《桥》中的总工程师认为四个月完成的任务，工人们半个月就完成了。总工程师斥为“瞎胡闹”的发明——耐火砖代替白云石在工人手里成功了，正是耐火砖修复的化钢炉，炼出了一炉一炉的钢水。这种叙事结构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靠的是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而不是科学知识。书本上的科学知识是过时的，是保守的，是僵化的，总之是不符合新中国的实际需要的。因此，总工程师一类的知识分子所依据的书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并没有多大用处。如果这些科学技术是来自西洋或东洋，总之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么，这些科技知识就会成为“反动”的同义词，成为破坏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死敌。高扬首创精神，排斥科学理性，崇尚实践经验，贬低书本知识，提倡闭门造车，否定发达国家的先进成果，最后导致了唯意志论的横行，实事求是传统的沦丧。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电影，《桥》不能辞其咎。
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反思
■ 黄 利
我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着全日制与非全日制两种办学形式。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与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共同构成功能互补、相互沟通的完善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系，成为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重要方式。
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是以在职人员为主要对象，以不离岗学习为主要形式、以提高就学者专业能力、更新专业知识为主要学习目的的大学后终身教育制度。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以其学制灵活、形式多样的特点发挥着全日制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高等教育向大众化、普及化方向迈进以及终身教育理念的发展，其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一、国外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和培养过程
培养模式 根据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发展理念，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在学习形式方面主要可分为论文型学位，课程型学位，论文、课程分别型学位这三种模式。
论文型学位主要是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采用的培养模式。邵在培养和学位．授予上偏重科研而非教学和学习。以培养科学研究者为价值取向，重视学生独立的科学研究活动。整个培养过程中，没有特定的教学计划，也无课程及学分的要求。尽管上述两国学习美国，已大力发展课程型模式，实行双轨并行的学位制度，但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的主体形式仍为论文型。
课程型学位主要是美国采用的培养模式。强调系统的知识学习在研究生培养阶段的重要性。课程型学位与论文型培养模式的主要区别是：第一，美国课程型学位在培养过程中有教学计划，有课程学习和学分要求。第二，课程型学位培养模式在硕士学位层次上已占主体地位。第三，在课程型与论文型结合中，强调学科交叉和复合，即鼓励在一个学校学习课程，在另一个学校完成论文，从而取得各种类型学位。与此相应，美国的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中，仍以课程型（专业学位）为主，而以论文型（强调研究型）为辅。
论文、课程分别型学位主要是日本采取的制度和培养模式。即两种类型学位从入学、培养到学位授予和目标上均有较明显区别。课程型学位的目标是培养应用人才，强调课程教学，在学位授予上课程成绩与论文并重，但以课程为主；论文型学位的目标是培养研究人才，强调科研和课程教学，在学位授予上以论文为主。
培养环节 1、入学实行“宽进”政策。目前英、美、日三国对非全日制研究生一般均实行“宽进”的政策，基本要求是：本科学历和一定程度的英语水平。对直接攻读论文博士基本要求为：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有7至8年的工作经历；必须有本科学历但不一定要有硕士学位。2、学制相通，学习形式可灵活转移。在英国，研究型与课程型非全日制研究生学制一般分别为2至3年或2至4年，远程学习一般为2至5年。在美国，从学士至博士学位的时间因学科差异而表现不同，一般平均为8至9年。在美国，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入学注册主要有四种方式：与全日制学生同步；专门开设的晚间或周末课程；集中开设的专业班；远程和网上教育。美国对非全日制研究生采取学分制注册的办法，学分一般不多于12个学分，不少于3个学分。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研究生学习形式可互相转换。以12学分为界，以上者可为全日制，以下者可为非全日制。3、毕业与学位授予遵循“严出”原则。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的毕业与学位授予要求和程序与全日制完全相同即遵循“严出”的原则。美国抓住课程学习综合考试（终结性考试）和论文开题答辩两个关键环节；英国、德国、日本均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其中日本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