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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大民主，老百姓便能有话直接说，不再受制于“精英”。
难怪“精英”对破了自己垄断的大民主恨之入骨。难怪“精英”要“证明”“精英作主”才是民主，老百姓作主的大民主是“无政府”，可恶之极——这是“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
“精英”有“精英”的逻辑：我放火可以，你点灯不行。“精英”推荐上大学可以，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不行。我决定你的命运可以，你决定你的命运不行。你下岗买断工龄生计无着可以，我反右受了委屈不行。“要人不要民”的“精英人主”可以，老百姓人人有份的大民主不行。“精英”本身就意味着“高人一等”、“与众不同”、“不平等”。既然不平等，哪还容得以平起平坐为前提的民主？民主与“精英”根本对立。有民主就容不得“精英”。有“精英”就容不得民主。
文革的大民主通过大字报来实现。大字报的本质是人人直接参与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锋，不经过任何旁人之手。如今的互联网大体相当于现代化的大字报，能近似实现人人直接参与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锋。（但要经过网管编辑之手，这点还比不过大字报。）
毛泽东发动文革时还没有互联网。但毛泽东发明了“土互联网”——“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使中国老百姓超越了时代，在互联网技术尚未发明之前便提前用上了没有互联网的土互联网，提前实现了大民主。这是毛泽东划时代的创举。
“人人直接参与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锋、不经任何旁人之手”是大民主最有价值的东西。没这一条，一切传播的信息实际都不过是符合编辑等有“话语权”的人的私利的信息：只让对自己无害的信息通过，不准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生存。比如平面媒体，编辑老爷不喜欢的东西再受欢迎也决刊登不出来，编辑老爷欣赏的东西再味若嚼蜡也会登头版头条。不但普通老百姓受不了这个，连封建皇帝也受不了这个。武则天设铜匦，康熙、雍正设密折，都无非是让信息“直达天庭”，防止信息被人中途作弊：“封、卡、拖、改、掉包”。可见自古以来拥有“信息转播权”的人利用信息作弊有多厉害。
只要涉及多数人的信息的发布权、传播权垄断在少数人手里，所谓“民主”就是笑话——垄断了信息和信息的评论权就垄断了舆论，垄断了舆论就控制了老百姓的精神食粮，控制了老百姓的精神食粮就能左右老百姓的思维，能左右老百姓的思维就能让老百姓按自己希望的方向思想，得出自己希望的结论——把人家的头脑思维都劫持了，还谈什么民主？“民主精英”们口口声声要“民主”，要“言论自由”，却对大民主咬牙切齿，对网络舆论咬牙切齿，开口闭口“网络暴民”、“网络红卫兵”、“网络暴力”、“要顶住互联网”，关键就在于网络舆论信息绕开了他们这一关，他们没办法再垄断，没办法对他们不喜欢的言论一手遮天，所以破口大骂。理解今天的互联网和官僚、“知识精英”们对互联网的厌恶，就不难理解当年的大民主和官僚、“知识精英”们对大民主的厌恶，因为二者本质相似。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泽东搞文革，用大民主实现了“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如今的“网络论坛”近似于今天的大民主。如今中国的网民正是通过互联网这个近似的大民主“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革大民主的精髓所在。要取消大民主，就得取消网络。
没有文革，没有大民主，中国人现在还在“自觉地当党的驯服工具”：只许乖乖听话，不许说半个不字，敢对党员、对领导、对上级、对“理论权威”有不同意见就是“对抗组织”、“反党”、“反革命”——这是文革前千真万确的现实。那时谁敢想象能像现在网上这样揭露这个评论那个？（当然，现在国内网上的“言论自由”有限得很，不准碰“敏感人物”，不准有“敏感词”，甚至能把在网上写文章冒犯自己的人抓进监狱。但相对于文革前“绝对不准犯上作乱”的状况已经很了不起了）——文革的大民主彻底粉碎了这一切，使中国人真正解放了思想，破除了一切政治迷信。这些历史事实现在全被人故意隐瞒了，以至许多青年人根本不知道即便现在的这点“言论自由”也全是文革带来的，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带来的，是大民主的产物。没有文革，中国人根本就不敢想象能怀疑来自“上面”的东西和一切“权威”，更不用说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了。有人一边骂毛泽东时代“言论不自由”，一边骂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这简直令人哭笑不得：正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才打破了“不准犯上作乱”等“言论不自由”。享受着文革的成果大骂文革，荒唐不荒唐？
民主是相对的。对于“精英”来说，一切由他们作主的“人主”是真民主。对于老百姓来说，像文革那样每个人都能直接参与、不受“精英”把持、不受钱权左右的大民主是真民主。
⑶ 克制“权力结构癌症化”的唯一途径
认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不难，难就难在如何解决。
鲁迅说：“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轮番争夺旧椅子的历史。从古到今虽然每个政权建立时都绞尽脑汁搞出一整套法律法规，希望权力单元像“生物细胞”一样循规蹈矩。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是白费，所有政权到头来都改变不了“权力细胞”按照“吃硬不吃软、认实不认虚”的行为规律发展，最后都因权力结构“癌症化”而灭亡。
不能说历朝历代没努力去制止权力机构的“癌症化”。但所有努力都是自上而下的以硬件制约硬件：以官制约官、以组织制约组织，以官僚机构制约官僚机构、以权力制约权力……
这种努力必然失败，因为有致命的缺陷：
①治标不治本
“为权力而‘真理’”是权力单元的癌变基因。只要“为权力而‘真理’”的大前提不变，以权谋私的根本内因就不会变，权力癌症化的自发趋向就不会变，一切企图通过外因制止权力单元癌变的努力只能是抽刀断水，缘木求鱼。
②利益冲突
对最高统治者来说，江山是自己的。官逼民反危及江山，损失是自己的，所以不能不制约权力反腐败。对大大小小的官员来说，江山不是自己的，利益是自己的。如果反腐败危及自己的利益，那就不合算。制约者与被制约者对腐败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可能对立，也可能勾结。制约腐败者自己随时可以变成腐败者。靠权力制约权力改变不了权力“吃软不吃硬、认实不认虚”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使试图制约以权谋私的一切规定命令必定遭到形形色色的抵制，贯彻不下去。
比如《明史》卷九有这样一段记载：明宣德七年，明宣宗对礼部说，他认为农民赋税太重，所以下令减去三成。但是后来却发现户部并不执行诏令，往下一级更不听从，以致百姓不能得到实惠。为此他重申：“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在这段话旁边，毛泽东用浓重的笔墨写下了“今犹存此弊”几个字。
③监督不过来
自上而下的监督是少数对多数，有限对无限，明的对暗的，实际根本顾不过来——即便极端认真，一个人看几个几十个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能看得过来吗？能个个都到处跟着吗？别的不说，就连自家孩子都别想这样看住——想想如果孩子存心想瞒着家长做点什么容易不容易？（或者想想自己小时候存心想瞒着家长做点什么容易不容易？）
难怪朱元璋感慨：“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
既然监督不过来，那就没办法消灭漏洞，就免不了“瞒上不瞒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权力“吃硬不吃软”，没看住的地方就没办法用“硬”来制约，就可以做手脚。这如同癌细胞，手术刀割不到的地方它就疯长。
④无人可信
用权力制约权力，就必须赋予某人制约其它权力的权力，又必须对这“赋予了制约其它权力的人的权力”保留制约。而拥有“其它权力”的人可以反过来利用这种保留的制约反制，反咬一口、倒打一耙，把水搅混：你说他贪，他说你才贪，说你制造冤案，说你贼喊捉贼，说有人在用反间计……都有权力，都可能“以权谋私”，都可能说假话，信谁的？
权力“吃硬不吃软”，没有权力就制约不了权力，要制约权力就必须有更大的权力。“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暴力只能用暴力来镇压，权力只能用权力去制约。发现某个官有问题，只能用权力更大的官去收拾。但用权力制约权力立刻就有了一个谁来制约这个“制约权力的权力”问题。这就如同碰上一个打不死的魔鬼：没有力量，你对付不了它。有了力量，你就变成了它。
这就决定有权力的人都不可信：不管是制约者还是被制约者，都有可能以权谋私，都有可能因私利说假话，都有可能别有用心，都不能绝对相信。依靠少数人监督多数人，如果多数人串通起来众口一词指责监督者不公就难辩是非。依靠官僚机构制约官僚机构，如果两个机构互相指责打成一团也能把水搅浑。
这种体系不可能当真反腐败——谁反腐败太认真谁就要在体制内犯众怒，大家齐心协力与之作对孤立之，使之处处碰壁。更有甚者官员们群起而攻之，甚至栽赃陷害。既然官场谁都不可绝对相信，受到官场一直抵制被孤立的人也不例外，迟早站不住脚。所以古往今来官场的潜规则是“难得糊涂”。坚持原则“为真理而权力”的往往没好下场。
⑤力不从心
“为权力而‘真理’”来当官的根本目标是谋私。逼着“为权力而‘真理’”的去“为真理而权力”比逼着老母猪奔月还难。逼大大小小的官员放弃以权谋私的措施必然遭到官场上的一致抵制。比如消极怠工不给你好好干，看你的笑话。如警察看见作案故意装看不见，能一天办的事拖上几年。又比如故意刁难，如文革中制造武斗、抄家；办手续故意吹毛求疵百般刁难。更厉害的是勾结起来换老板——政变。
私有制体系下皇帝虽然名义上是最高统治者，但离不开各级官员的拥护。理论上皇帝可以杀掉撤换任何一个官员，但不能杀掉撤换所有的官员。如果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反对皇帝，那皇帝就算当到头了。所以即便贵为至高无上皇帝也不能违反“众怒难犯”。这就决定皇帝反贪程度有限，彻底不了。
这一切决定靠自上而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硬碰硬”对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