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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庆附注）
怀念骆文
■ 朱 奇
我国当代老一辈著名作家、我最崇敬的骆文老不幸去世匆匆有一年了。这一年来，他的声音、他的笑容、他的身形，常是出现在我的意识之中，有时在夜间，有时在白天；或模糊，或清晰。特别是几回在梦里，我与骆老重逢，我仍分明感到，他那总是含着微笑的眼色，善意地在注视着我；一如往昔，他的话语不多，但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眼，幽默中却透露着一种对人的钟爱。
现在他已不在我们中间了。当我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我又感到一种内心的怅惘，深深的遗憾，沉闷的哀伤。
去年今日，当我得知骆文老去世的消息，距他去世的那天，整整迟到了一个月时间。这是因为：骆文同志治丧委员会给我发来的讣告，是寄到我曾在青海工作的单位；由于我退休后定居在黄海之滨的岛城，青海方面每月定期给我转来一次信件。因此，我没能赶上湖北方面为骆文举行的追悼会，没能让人宣读我悼念他的电文，这样，他的灵魂或许能够感应到我这个晚辈、他的文友对他深深的怀念与感激的心情。
现在他已不在我们中间了。此刻，当我启开封存在记忆中有关我与骆文老从相识到交往过程中尚能留住的一些事情，又无不遗憾地感到印象和记忆中许多生活细节、小节被忘记掉被淡化；这是由于先前的粗心大意，时光的流失，未能很好地贮存下来。我记得俄罗斯作家库普林在《回忆契诃夫》一文中讲过这样的话：“我们平时往往不注意那些特殊的小节，可是小节有时却比大事情更有力、更亲切的透露出来内在的人性呢。”
回想我与骆文老最初的相识，或者说是最初的见面，是1986年10月中旬，我参加由长江流域九省市作家协会倡办、湖北作协主办的首届长江笔会。骆文时任湖北作协主席。无疑，他是首届长江笔会当然的召集人和主持人。记得我们青海作家到达武昌，住进下榻宾馆，大会工作人员便来通报，说是骆文主席和湖北作协其他几位领导就要来看望你们，望不要外出。
未见骆文其人，但骆文同志的名字于我并不陌生。1950年我参加部队，分配到陕西军区文工团工作。好像是快要到春节的时候，团里赶排了一台文艺晚会节目，我至今记得，在“革命历史歌曲大联唱”中，就有骆文创作的歌曲《纺棉花》、《三套黄牛一套马》。那会儿我特喜欢听延安和解放区创作流行的歌曲。那些歌曲，不要说优美动听、且带点儿乡土气息的旋律，就连词曲作者的名字，也都深刻地进入了记忆的大脑，长久不忘。我正在回想着那时的情景，忽见骆文等作协领导同志朗声地走了进来。
骆文开门见山问道：“哪位是少数民族作家昂尕同志呢？”显然骆文事先看了我们代表团的名单。我将昂尕推到骆文同志面前。骆文紧握着昂尕的手，饶有兴味地问道：“昂尕，你是我们最最欢迎的远方来客。听说你的老家和工作单位就在长江发源的地方。来的不容易啊！”接着又问：“你的脸色这么黑这么红，是不是高原紫外线特强的缘故呢？”昂尕说：“应该是罢。我所在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平均海拔在四千公尺以上，严重缺氧。”
“可你的牙齿咋个这么洁白呢？”
“长年累月喝的是牦牛奶呗！”昂尕答曰。
一语一笑，一问一答，这位前辈作家一下子与大家缩短了距离。和蔼、随意、亲切，这是骆文老当时给我的第一印象；他的充满了人情味的对人的关切与爱护，也是他当时所给我的第一感觉。事实上，他那内在的人性之美，在他的散文集《对人的钟爱》及他的其他作品中，也都热切的、尽善尽美地表现了出来。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对来自长江源头的青年藏族作家昂尕独有的偏爱与呵护。在整个笔会期间，我敢说：昂尕同志受到比我们更多的殊荣。可不！在笔会召开的开幕式上，骆老的致词中就特地向与会代表介绍了来自格拉丹东雪山下的作家昂尕；之后，每到一个参观的地区，骆文也少不了向接待单位的负责人提到昂尕的名字。而在十堰市汽车城举行的笔会闭幕式上，我们的昂尕同志还被请上了主席台呢。所有这些殊荣，昂尕自然铭记在心。我们的藏族同胞是很重感情的。笔会结束我们就要离开十堰的前夕，昂尕特地邀我一起去向骆文老告别。昂尕郑重地向骆老发出邀请，邀请他一定要去青海高原看看。骆文老非常高兴地说：“真要到青海高原看看才是。只是年事已高，怕适应不了高原气候。”我说：“没事。你只要去了，我们会对你‘重点保护’。”骆文沉思了一会，说：“现在去还为时早了点，因为在岗，协会的事多要操心。等过几年我办了离休手续，我就下这个决心，说什么也要到青海去一趟。”他说的都是实情实话。我本人也有这样的体会。就说湖北作协主办这次笔会罢，历时二十天，行程三千里；想想，我们自武汉出发（武汉期间众多的活动内容不说），溯江而上，看葛洲坝雄姿，访奉节古城，踏浪大小三峡；继而是昭君故里留痕，鄂西山区探奇，直抵十堰汽车城。如此规模的活动，骆文老在大家的眼里，全然是一个忙碌的身影，大至主持会议，小至吃、住、行等的安排，无不在他的记事本里记着，在他的行动中操作着；都浸透着骆文老艰辛的劳作和汗水。我就听同行的人说过：骆文老也是个‘工作狂’的人。据湖北作协的同志说：笔会召开前数月，骆文同志几次去接待参观的单位和地方，与有关部门的领导商讨接待事宜。对于一个从1941年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参加革命、官至湖北文联和湖北作协主席、年过古稀的骆文来说，这样的任劳任怨，我们当时所有的人无不对他怀着敬意。
骆文老于1989年离休。他是一个率真的人。他没有食言。应我们之邀，他于1991年7月中旬偕夫人王淑耘老师和他们的两个孙儿，来青海高原度假，住到这年8月中旬才离开，整整一个月。记得我去西宁火车站接他，他特别高兴，头一句就说：“高原真好，西宁真好，凉爽、清新、高远；不像我那个火炉城，七月流火，连栏杆、床架摸着都烫手。”
骆文在高原古城西宁生活的那一个月，用他的话就是一生中度过的最为舒心的日子。这一个月，除我们安排他们去塔尔寺、青海湖等地参观外，骆文每天的生活很是规范，早上晨练，上午读书或抄记有关资料；下午呢，我见他喜欢去下榻附近一处叫南川河的河滨公园。这处所谓的公园，不宽不长，却集中了来自周边的低层人士：退休职工，赛棋好手，卖唱艺人，摊头小贩，食客看客，等等。最吸引骆文的有两处，一处是几个“麻眼”（瞎子），手握“三弦”，弹唱青海地方曲艺“贤孝”，另一处则是一个帐篷里常有一些“花儿”唱家在引吭高歌。骆文总是坐在一侧深情地听着，那么认真而又痴迷。时间长了，公园里不少赋闲的人竟然熟悉了这个远来的、白鬓苍苍的老者。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老人是一个老革命、老作家。骆文老几次问我：“你常去北川河河滨公园么？”我告诉他不太常去，人多杂乱。骆文摇着头说：“那地方生活丰富哩。对一个作家来说，可以得到第一手的知识和素材。”当时我很不在意他话里的意思。如果不是后来我读到他写青海生活的一系列文章，我是不会理解河滨公园为什么能够吸引他去的缘故。这也许就是他——骆文式的创作活动和方法。
现在我又必须谈起骆老和昂尕的事了。骆文在青海度假期间，曾多次向我问及远在长江源头的昂尕同志，并与我谈起《长江魂》一书中收入昂尕的文章：《葛洲坝，我心中的金盏花》，称赞这篇作品联想别致，构思新颖，很有激情。又说昂尕是土生土长的牧区人，有较丰富的生活积累，大有培养前途的作家。也许是骆文自年轻到年老，长期从事文学组织领导工作的缘故，他对青年作家的关切与注意，总是爱护有加。骆文计划在青海高原黄金季节的七月要来青海的消息，我在六月份就写信告诉了昂尕。昂尕因此在七月初风尘仆仆地赶来西宁与骆老相聚。那会骆老尚未动身。昂尕苦苦地等了一个星期仍不见到。这时王树州急电昂尕速回。昂尕当时任玉树藏族自治州广电局局长，公务也是很繁忙的。昂尕只好带着遗憾回了玉树草原。尽管如此，昂尕还是隔三岔五地给我来个电话，详细询问骆老一家人的身体状况和在西宁的生活，并说等他把工作安排好了，他还会争取再来西宁与骆老相见，好在骆老在青海要住较长时间。从玉树首府到西宁1200余公里，路不好走。我们的昂尕后来还是来了西宁，并且带了小袋草原特产誉称“人参果”的蕨麻想要送给骆老家人。万万没想到又一次的失之交臂，骆文一家人已先前一个星期回了武汉。这件事对昂尕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终生遗憾。
现在他已不在我们中间了。
我和骆文老的最后一次相见是在1996年12月间，我接中华文学基金会的通知，让我去深圳休养。我偕夫人及小孙女一行，绕道武昌乘往广州的列车。行前，我给湖北作协发去电报，请他们帮忙购买两张卧铺车票。我们到达武昌是凌晨五点，天刚蒙亮，恰巧那天又下着绵绵细雨；十二月天气，让人冷不可支。没想到在这样刮风下雨的清晨，前来接站的竟是年过八旬的骆老。此情此景，让我感动得难以为情。骆老说：“因为湖北作协的同志不太认得你，是我主动请求来接你的。阔别有几年了，真有点想你啦。”说着一手抱起我的小孙女，领我们朝车停在的地方走去。这里我不便多说湖北作协和骆文夫妇对我们的热情接待。我最不能忘记的是那天清晨骆文老接站时的身影。他身着风衣，冒着细雨，当风而立。那身影恰以一尊雕像，给我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象。
此刻，当我手捧着他于2003年2月19日写给我的最后信札，油墨似乎尚未干去。他在信中说：“居住环境差，不算什么，有机会去西宁，还是可以写东西，有精力，决不要放弃走笔，你的散文很有风彩嘛 。”信的最后又写道：“你还是我的小老弟，不能消极。”这些宝贵的充满爱抚的字眼，将会永远封存在我的记忆里。
往事难忘。骆文老，你可记得么？我那次南去深圳，临别武昌时，我在旅馆打给你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