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坑衙切垂嫡婊暗男拧Ｎ蚁Ｍ缃窠≡诘那子眩笆卑颜庑┯泄氐谋始呛托偶颊沓隼矗┪颐谴蠹已昂筒慰肌Ｂ砜怂嫉摹蹲时韭邸返谌褪怯啥鞲袼拐砺砜怂嫉闹诙嗨媸旨锹纪瓿傻模抢锞陀新砜怂纪砟甑男矶嘈麓吹穆奂！�
常言道“众志成城”，我国蒙受极左灾难的众多觉醒者的往事反思，必将是对当今改革的一种重要的推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有感于孙中山不让喊“万岁”· 戴 煌
多年前读到一篇文章，很有感触。
据这篇文章的作者说，他读到中华书局1991年8月出版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和其他相关史料记载：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先生为促成南北统一，毅然辞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让位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并于当月20日乘船去福建游察。当船抵马尾时，他看到欢迎他的人群中和水面的大小船只上，都闪动着“欢迎孙大总统”和“孙大总统万岁”的大小纸旗和布条。他很不高兴地说：我已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为什么还要这样高抬我？他并对上船迎候的福建都督孙道仁说：“这太不成话了。就是共和国的总统，退了位，就是一个平民，怎么还要称‘孙大总统’？再说什么‘万岁’，那是封建皇帝硬要他手下的官民称颂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王朝，多少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才取得了消灭掉清王朝的伟大胜利。如果我接受这个封建王朝的称呼，我对得起那许许多多的先烈吗？”他要求孙道仁立即撤掉这些纸旗和布条，否则决不上岸。
孙道仁立即传达，大小船只和人群也立即照办，孙中山这才欣然上岸。
看了这段文字，我的最大感触，就是历史也有它的惰性；封建的帝王思欲绝不会一了百了。正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瞑目之后，大权一落入独裁专制的蒋介石之手，蒋魔王就大搞一党专政，大搞“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唯我独尊。他被赶去台湾小岛之后，大陆上的“万岁”之声又不绝于耳。特别到了“文化大革命”，地无分东南西北，人无分男女老少，自发或被迫地每日每时声嘶力竭地大喊特喊“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这说明封建帝王思想犹如无孔不入的毒菌，致使灭菌之途还很遥长。
这使我屡屡想到陶行知先生1930年致友人信中的那句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当年我们千百万的同志和先烈，真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他们艰苦奋斗终身，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乃至生命。后来我才感悟到：在这些同志和先烈“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同时，另有很多人是“捧着帝王将相的野心、个人名利的私心、升官发财侵吞人民血汗的黑心而来，带着大名大利和黄金万两而去”，以致直到今天，层层级级的赃官污吏仍然层出不穷。大凡这种人一旦窃取了大权大势，必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实行法西斯式的封建极权专制主义。
马克思一生为人民民主而奋斗。1843年，即早在与恩格斯共同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前5年，年仅25岁的马克思因《莱茵报》被查封正与友人合办《德法年鉴》，在旅行到科仑时他给《德法年鉴》好友卢格致函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
这段话，详见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4页。虽然马恩晚年与时俱进地修改了早年的一些著名论点，但是这句话直到今天仍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请同志们想一想：在这样的极权制度下，能有民主、自由吗？谁是兽性，谁有人性，难道还不应该掂量掂量么？记得抗战时，夏衍写过一个剧本，名叫《法西斯细菌》，详细描写了法西斯毒菌的危害。目前如果有人写一写《帝王法西斯细菌》，我想肯定大有益于如今的世道人心。
20年前，我只能写一篇1947年苏北盐城攻坚战的采访回忆片断，题为《胜利之路，烈士们的血肉铺就》。其用意就是不能把千百万烈士血肉铺就胜利之路的大功大德，都独揽到一个人的头上。这短文最后说：“几十年来，不论欢愉的时刻，还是苦难的岁月，我都常常缅怀过去一批批倒在血泊中的先烈，时而默默流泪。今天，我们这个新社会虽已衣食无虞，但由于党风正气衰颓，致使往昔的革命精神、同志友情、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爱反而十分淡漠的现象，却泛泛可见。这不能不令人在对先烈的缅怀中，伴随着难以拂却的伤痛和悲愤！但愿我们所有当年心怀壮志投身革命洪流的人们，以及甘愿踏着用鲜血铺就的道路坚决走下去的子子孙孙，团结奋起，把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事业，不是含污夹垢、拖泥带水，而是光明正大、健康无邪地继续下去，直到先烈们的壮丽心愿全部实现！”
总之，孙中山不让喊“万岁”，使我的联想很多很多，但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道来，只能就此搁笔。诸公有何见教，敬希慨助。
（2007年9月21日于戴氏蜗牛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红色文学史”五十年祭·黄修己
199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同学入学40周年聚会，前一任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出席讲话。谈到1950年代的北大科研成就时，他说：理科是胰岛素的合成，文科呢，就是你们55级的文学史了！这说明直到1990年代，“大跃进”中55级编写的、被称为“红色文学史”的书，有的人还认为是1950年代北大文科能拿得出来的重要成果。
所谓“红色文学史”，是55级部分同学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为了响应思想文化战线上“拔白旗、插红旗”的号召，利用暑假编出的70多万字的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中国文学史》。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新生力量”开始剥夺了“资产阶级专家”的学术话语权。所以很是轰动，加以书的封面是红色的，因此被称为“红色文学史”。书出版不到一年，又由全年级同学来修改和扩写，出版了100多万字的新版，这一版的封面是黄色的，后来便戏称其为“黄皮文学史”。55级在校期间，还出版多项当时有一定影响的编著，因而被誉为“集体科研”的先进集体。后来这个年级的同学，有不少成为专业上有成就的知名学者，于是他们在学期间这一段特殊经历，被某些人视为高校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成功实例。长期以来这个集体也一直笼罩着荣誉的光芒。
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在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之后，回顾那一段历史，我觉得还有进一步认识和反思的价值，问题集中在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之上。
撞上的和撞不上的
“反右”后，社会上、文化界的阶级斗争之弦已经绷得很紧，需要大学文科培养能够在思想文化战线的阶级斗争中起作用的人才。这个问题必然引起关注。那时善于揣摸、紧跟政治形势的姚文元还不太受到大学生的注意；而李希凡因为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冒了尖，被一些年轻学子所羡慕。北大学生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已成了著名“右派”的林希翎，所以给自己起了这样的名字，就是表明她是李希凡和蓝翎的综合。此说真假不知，但可以说明李希凡在大学生中的影响不小。而那时认为李之能冒出来，因为他“撞上了”，即所研究的题目、内容“撞上了”当时政治的需要。这当然要看机会，1958年，这样机会来了。紧接着“反右”，高校开展“双反”运动，批判“资产阶级专家”，要在学术领域“拔白旗，插红旗”。当时北大许多系、许多学科已经掀起批判“资产阶级伪科学”的热潮。
1950年代初期，中文系的教学显然不能完全适应这种新形势的要求。系主任杨晦从我们入学那一天起，就要求大家踏踏实实做学问，强调学生要多读书，反对过早发文章。而且后来杨晦还明确表示：我们中文系不培养李希凡、姚文元那样的人！在课程安排上，可以看出在义理、考据、词章之间，他看重的是考据。有的同学认为这是“钻故纸堆”，与杨晦有过冲突，我在《精神上越来越亲近了》一文中已有记述。那时55级在北大已经被熏了3年，老一辈教师授课，树立了踏实治学的榜样。而且我们对老师也是很尊重的，有的人报考北大就是为奔某某教授而来的。传统学风使一些同学开始养成做学问只认事实，只认道理的作风，不考虑学问以外的什么“需要”，嘲笑那些观点随风转的学者。他们在北大学的这一套，与当时的政治对文科学生的要求是有差距的。
但是，时势造“英雄”，55级也会有人想出来“撞”一下，有人提议用学生集体编书的方法创造学术的“大跃进”，以显示“无产阶级”有能力剥夺“资产阶级”的学术专利。集体编书的建议便由三班的个别同学提出，得到了年级和系的党组织的支持。为了要“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学者的文学史”，便提出了自以为“革命”的文学史观，即“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统”和中国文学史上始终贯串着“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还要在书中点名批判“资产阶级专家”，包括自己的老师。然而，三年里所受的熏陶和训练，又使这些学生并不十分善于承担这样的使命，或者说他们并非理想的“无产阶级”新生力量。
例如他们的“革命”观点，实在太不新鲜了。早在建国之初，浙江著名学者蒋祖怡，已经在1950年4月出版了《中国人民文学史》（北新书局），就是为了给下层人民争地位，该书专门记述古代的民歌、民谣、话本、杂剧等，把民间文学扶上了中国文学的正位。甚至五四时期的胡适，还有一些北大师生，也在这种民主思想的激荡下，在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想把民间文学提高到中国文学的“中心部分”的地位上来。至于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来贯串中国文学史，首创者是茅盾。在各种创作方法中独尊现实主义，把现实主义视为自古以来最重要甚至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方法，把一切必须否定的作品都视为是反现实主义的，这种认识自19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后，已渐成新文学领域的主导观念，所以就连茅盾这样的大作家也在《夜读偶记》中，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来概括中国文学的发展史。极力反对这一观点的何其芳，在1959年北大中文系“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发言时，批评的矛头就指着茅盾。他说：“茅盾同志那么有学问，怎么也会提出这样的论点来！”总之，所谓“革命”新观点，都不是55级学生的创造发明。
“红色文学史”出版后，它的这些旗帜鲜明的“革命”观点，很快就受到了批评。这批评如果来自“资产阶级专家”，那一定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反扑”，偏偏这批评主要来自党内专家，而且是当时的理论权威，如邵荃麟、何其芳。他们一个主管中国作家协会，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文学所所长，都是中国文艺界、学术界的领导者。他们把55级同学一个也不能少地请到王府井八面槽的中国作协会场，听他们做长篇报告，细细地分析、批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