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东汉光武帝赠给日本使者的一枚“金色发亮的小东西”——金印。此物现已在福岡市美术馆展览。同时，福同市正在构思筹建“中华街”，竹内先生就是受福同市的委托来讲述此一构思，并顺便讲到这历史佳话的。他发言的题目原为《二十一世纪中华街的构思——从日中文化交流史来看的一个考察》，作为文章发表时用了《中日关系之我观》这个题目；先生因古推今，是深有感怀于心的。所以，在文章中特表达“怀古”的苦心说：“日中关系，现在有这样那样的现象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我想：这现象下面有根底、有底层、而这底层是一贯不变的，我们需要留意这个底层。”这底层就是“日本文化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化的根源、源泉在于中国”。这些带有真挚情感的话是我们经常从日本朋友口中听到的。
竹内实先生讲的是古代。至于近代，则由大林在互致信函中很正确地补充进去了：“中国人也不应忘记，在许多方面，特别是近代以来在传播科学民主思想等方面，日本也是中国人的老师。”
这些本来都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在今天人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感受到一种紧张的空气的时候，这些极平实的事和话，竟格外使我觉得是一股清凉剂，有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感”。我自从老病退休以来，早已“淡出”了令人神经紧张的“国际问题”领域的研究，而日益觉得文化、包括各民族文化交流之弥足珍贵；或许“为万世开太平”的希望所在终当寓于恒久的、持续的文化繁荣和沟通，而不在于在时空中一时（即使是在很长的时段中）的政治冲突和利益争斗。这是不是也包含在竹内先生所说的“底层”里呢？
文化与政治，哪个更具有历史韧性呢？讨论这类问题或被讥为蹈空之论。但这是我的一个信而不疑的理念。
读了这两篇文字，不由得想到我平生结识过的为数很少的日本朋友。姑举二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受遣随李一氓同志在维也纳一个国际组织中工作，同在一起的有一位来往颇为密切的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他大约与氓公同龄，我属他们的晚辈。西公是日本声望甚隆的贵胄后裔，我们的老一辈如廖承志等都与他相熟。那时在那个国际组织中谈的问题离不开“战争与和平”一类话题。我们的办公室与西公毗邻，氓公与他谈的却都是朋友间的话；我是“小青年”，只有旁听的份儿，但十分欣赏那种友邻间的友睦的气氛。氓公是很超脱的人，西公也是文人气质，彼此撇开时下的严肃而索然无味的话题，很自如地谈文物、风习、书画、美食……我粗浅地感到，中日战争结束虽已十年，政治关系依然紧张，人民之间却在无形的链条的连结中存在着某种难以言喻的情谊。后来，西公蛰居北京很久，住在我们同一大院里，经常见面。我同他差着“辈份”，个人交往不多，但总把他和他的家人看作东邻好友。政府之间的关系之外，人民间的相通的常情常理，本更是天赋的。西公回国后在垂暮之年还不止一次携同夫人、子女来北京看望老友。
转眼二十多年后，联合国一项决议，把1986年定为“国际和平年”，决定要搞一个关于“国际和平”的文件，由联合国工作人员准备一个草稿，委托设在日本的“联合国大学”组成一个“专家委员会”修订、定稿。我不知何故作为这个“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去了日本。大学校长自然是日本人，一位很儒雅的学者。与会还有英国、奥地利、法国、德国的十多人。日本方面除校长作为主席外还有一位日本的哲学教授。总之，大家都是“文化人”，没有一个“政治活动家”。开会“审订”文件草稿，都是文质彬彬的，没有相持不下的情况，因为都是为了“和平的理念”。有时对某个概念和提法发生歧异，彼此也客客气气，既无疾言厉色，更无尖酸刻薄，终于求同存异，圆满结束。会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公推大学校长、英国学者和我代表委员会出席；讲的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一类的吉祥话：祈盼世界永无战争、世代和平。
我忘记了我是在开会时还是在记者招待会上讲了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引起了那位日本同行的兴趣，会后与我谈了很长时间的康德，颇有共同语言，他送了我一篇他写的关于“永久和平”已译为英文的论文，使我有遇到了知音的感觉。
临别前，校长专门请我一个人吃晚饭，只我们两个人，他穿了“和服”，一切按日式规矩。他说，“联合国大学”的唯一宗旨就是致力于“永世和平”；至于中日两国和人民，他和我都说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在当时是我们这两家邻居常说的话。真十分抱歉，这位大学校长和那位哲学家的名字，我竟已忘得一干二净，实在不应该。
读了竹内实先生的文和常大林先生的信，使我想起这些点滴往事；中国人和日本人可以交谈的事又多又深，应该体现出一种“超越”的精神和胸襟。
我性喜联想，于是接着想到宋人陆九渊的一段话：“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年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年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象山先生真可算是超越时空而大其心了。其实说的不过是人类本有的常理；只不过现实中世事纷扰，把常理打得粉碎了，必待“有圣人出焉”而后才能“此心同，此理同”。难哉！
此系闲话，最后仍要回到竹内的文章和大林的信上来，并用大林的最后一句话结此杂感：“内心和平是世界和平、亦是中日和平最坚稳的基石。”说得好，“内心和平”是一境界，却又是常人所难企及的，奈何！奈何！
从乡音说起
■ 叶子南
几年前回老家探亲，与亲友交谈时，我那口浓重的绍兴话，让一些人很觉意外。一位晚辈说，有些回乡的人常喜欢在说家乡话时夹杂几句普通话，要不就索性说既不像绍兴话，更不是普通话的“官话”，让人觉得好别扭，像我这样长期住在外面的人，能一个洋音不发，一句官话不说，真不容易。我听了心中一笑。要让我在过去的熟人面前说“官话”，听者不难受，我自己就先别扭了。
对于背井离乡的人，返乡本是为了重温旧梦，再续前缘。听惯了“大码头”的官腔洋调，能在江南的庭院中，“品尝”乡音的抑扬顿挫，真是一种享受。此时，乡音便是编织亲情的媒介，它拉近返乡者与故乡的距离，让人物与环境融为一体。亲朋口中吐出的乡音，让你想起当年的父老，农家的腊酒，而返乡者居然还能把家乡话说得字正腔圆，也让故乡的人倍感亲切。在乡音的带领下，我们故地重游，网罗犹存的记忆。你遂想起，这位西装笔挺的访客正是伸长脖子偷看你试卷的同桌好友；这位手拿名牌提包的女经理原是你少年时暗恋过的姑娘；而那位满脸皱纹的老婆婆还为你补过破旧的衣裳。此时此刻，你若蹦出一句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岂不大煞风景。“四不像”的语言会惊扰你已沉入的梦乡，在主客间筑起一道高墙。
我当然不是反对说普通话，只是觉得乡音与普通话原本应是井水不犯河水。语言有双重功能，既是人际交流的工具，也是族群认同的符号。华人圈内，普通话只是范围更广的交流工具，方言则更多地具有地域性族群认同的意义。不错，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普通话也算是一种方言，但普通话只是在与中华民族文化这个大概念粘合起来时，才衍生出更多的文化意义。可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全球化的氛围里。生命的意义并不主要落实在航班穿梭的国际机场上，而更多地体现在儿孙绕膝，亲朋叙谈的炉火旁。从实用交流的角度看，普通话的作用十分大，但作为族群内人际交流的工具，普通话的作用显然不如方言。它对地域的族群来说，只是没有文化底蕴的庞然大物，具体把握时几近虚无。你说不出那位中央电视台播音员的籍贯，他不属于任何省份，纯正的普通话已经抹掉了他的特征，抹得相当彻底，毫无痕迹，抹得让你感到真没劲。你更喜欢听赵本山的小品、侯宝林的相声，浓重的乡音里才有情有义，才韵味无穷。没有乡音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和没有故乡无异。我曾经有过一个同学，他是东北人。我问他会不会说东北方言，他说自己在军大院中长大，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却不会地道的东北方言。我很为他感到惋惜。人生中缺少了有根可寻的乡音，生活的浓度就淡了不少。他的精神也许能常徘徊在军大院的围墙内，追忆当年“火红的年代”，但墙外东北方言传达的苦辣酸甜他却无缘参与，少有品尝。
我们当然必须说普通话，因为我们必须走出故乡，到更大的范围里寻求生活的资源和养料。所以学习普通话便是中国人不可缺少的一课。但我奉劝说普通话的人，不要忘掉自己的方言，特别不要将方言与普通话混在一起，讲出一种既非方言，也非普通话的话语来。绍兴人有一种自嘲的说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绍兴人说官话。所谓官话，就是在方言里夹杂几个普通话的词，安排几个普通话的韵。说普通话时彻底忘掉方言，讲方言时完全抛弃普通话，做起来不容易，但至少是努力的方向。把两样糅合在一起最令人感到别扭。
也就是说，在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传承上，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应该泾渭分明，它们功能不同，应各司其职。生活中必须讲这两种话语的人，在跨族群的交流中，须使用普通话，但在族群内传达细腻的感情时，方言的优势无可比拟。使用普通话的目的是工具性的，而使用方言的动力则来自族群认同。人在不同场合进行交流的时候，语言的工具性和文化认同性是在不断切换的，有些是无意识，有些是有意识的。方言与普通话这种交替使用的模式，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对语言的讨论，涉及到了社会与文化。
今天，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都面临竞争的局面。本土和世界的位置如何安排，一直是文化人苦心思索的问题。一百多年前，面对强大的西化潮流，中国人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对策。可今日，在查看了自己的“体”后，我们很难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的“体”仍是清一色的本土货。西学不仅“为用”，它也“为体”。我们面对西化、全球化潮流的势态，实际就如同方言面对普通话的情形一样，想抗拒是不行的。本土与全球化的格局，恰如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都是以小对大，以弱对强，只是层次不同。因此方言与普通话互动的方法，也是本土应对全球化的策略。全球化环境中的人不停地轮番启动不同的机制，以便完成不同的任务，这种不停地“换行头，变角色”的能力将是本土文化在国际交流环境中求得长存的法宝。这里不必计较谁是“体”，谁是“用”，最应刻意避免的倒是文化的融合，尽管某种程度，某些领域的融合在所难免。该穿旗袍时穿旗袍，该着西装时着西装；该用儒学时儒学入座，该用西学时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