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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底金字》的“京味”属性是明显可见的，但是，生活在其他省区的同龄人，也完全可以从书中寻找到自己的影子，也就有理由成为本书的“铁杆”读者。即以本人而言，直到1978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山东省胶东半岛的一个农村，当时对北京和北京人是只有向往而没有了解的。但是，现在的我同样对《红底金字》的内容充满了强烈的“认同感”。追寻原因，大概有两个：其一，个人感情因素。我与作者刘仰东以及活跃于书中的黄新原、邢东田等人都是多年好友，看着他们由一部《红底金字》而“进入”历史载录，真是感慨良多。探寻他们孩提时代的点点滴滴，甚至想去发现当年他们“玩坏”的“劣迹”，也是我阅读的“动力”。其二，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我与书中多数主人公的年岁相当，我们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心灵深处有着共同的时代烙印，这足以使我们跨越地域的分野而灵犀相通。书中所框定的年代，包含了一段历史上的荒唐时期。北京孩子们所身历目睹的苦难，包括心理创伤，生活在其它地区的孩子们也无法幸免。“斗校长”一节，说到月坛中学的女校长在被剃了“阴阳头”之后，唱着“语录歌”，从学校的楼顶上跳楼自杀。我读到此处，记忆立刻被牵回了“文革”初期。我当时是山东偏远农村四、五年级的小学生。村头有一所中学，不懂世情的初中生们响应号召而“造反”了，将校长和教导主任双双批斗。教导主任不堪人格的羞辱，会后就在操场旁边的树上上吊自杀了。消息传开，我随着人群跑到那里，死者的惨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多年之后，还有知情者以惋惜的口吻告诉我：“那位教导主任，教古文，讲得好极了！”北京的女校长、山东偏远农村中学的教导主任，不约而同走上了黄泉路。“文革”期间，全国有多少老师在自己学生的“革命”冲击之下而死于非命！暂且不说谁应该为此而负责任，《红底金字》把此类现象如实记录下来，就是在保留“信史”的一个侧面。它既是北京的，也是全国的。但愿我们这个民族不要患上健忘症才好；但愿我们还有揭开疮疤看从前的勇气！是否可以把《红底金字》视为孩子们的“文革”博物馆？让我们时常到此巡礼、反省！
《红底金字》固然可以视为一幅色彩斑斓的世俗风情画卷，但是，我在展读之际，感受最深的却是：沉重！尽管作者尽量用轻松、调侃的笔调记事，而历史的沉重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掩饰的。孩子是什么？我们听到的优美赞语不知有多少：花朵、宝贝、豆蔻年华、青梅竹马、英俊少年、二八佳人、祖国的希望、人类的明天……而我们通过《红底金字》所看到的孩子们，是面对着怎样的环境？品味着怎样的人生？展现着怎样的人性？鲁迅先生若在，是否一定发出那声呼喊“救救孩子！”
让我们看一下出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孩子的形象。“煮茶童子闲胜我，犹得依时把磬敲。”（杜荀鹤《赠元上人》）“童子念经深竹里，猕猴拾虱夕阳中。”（贯休《山居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寻隐者不遇》）“炉烟消尽寒灯晦，童子开门雪满松。”（李商隐《忆住一师》）“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清明》）“造物何如童子戏，写真聊发使君闲。”（苏轼《和人假山》）这些活跃在唐宋诗作名篇中的孩子们，与天真烂漫、田园牧歌、乃至于闲散雅致融为一体。本来，这才是应该属于他们的生活。
在阅读《红底金字》之后，于有意无意之间，翻检唐诗，顿悟以下三首诗作之妙。白居易在年满五十岁时，有《寄山僧》之作，感叹“白首谁能住，青山自不归。百千万劫障，四十九年非。”孔子曾经有“五十而知天命”之说，白居易的通脱潇洒，可以算是真正“知天命”者。不过，还想说一句添堵的话：四十九年皆为非，五十之后又如何？至于那些从来不敢说自己有“非”的人们，实在应该细读《红底金字》。朱元《迎孙刺史》一诗借“童子”的“代际转换”之速，道出了时光无情，“今朝竹马诸童子，尽是当时竹马孙。”此句最切合现在的语境了——《红底金字》当中的孩子，现在已经是为人父母了，人生几何！《红底金字》让我们这一代人，阅读了自己的童年，引发的回忆已经是五味杂陈；那么，假设当着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步入耄耋之年，其中又有人要提笔撰写传统型的回忆录之时，我们的青壮年生涯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度过？我们除了不得不应对环境而首先求得生存之外，又留下了什么值得后人敬重的一点东西？“他年白首当人问，将底言谈对后生？”唐代诗人齐己在《戒小师》一诗中的诘问，几乎是当头棒喝了。为了避免将来的尴尬，还是尽量做点事情吧——以前的那个时代，我们是孩子；而现在，我们不再是孩子了。为了让我们的儿孙不再承受本来不应该承受的迷茫、困惑与羞辱，我们确实有着一份责任。
作者以轻松之笔写就的书，怎么我越读越累了？是我把书读错了？还是读出了个中真趣？于恍惚之间，恰恰听得流行歌曲自窗外传来：“我不知道！”
（《红底金字》，刘仰东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2月版，22．00元）
终于读到了赵清阁传
■ 陈学勇
众多现代女作家中，论文学业绩赵清阁算不上非常突出的一位，但她富于个性。她于小说、散文、剧本、诗歌（包括旧体诗词）等文体，都有相当分量的作品，其中剧本又以改编《红楼梦》著称（有《红楼梦话剧集》），还创作多部电影剧本。如此全能的女作家不多。赵清阁还兼写评论，出版过《抗战编剧方法论》等多部专著，这在女性作家里尤为少见。几乎与写作并行，她编辑过许多报刊和丛书，其中《女子月刊》《弹花》杂志颇具影响。她的编辑成就实在不亚于创作，其他女作家的编辑成就，鲜有与之匹敌者。她出身于著名的上海美专，先后得刘海粟、齐白石亲授。这么一位多才多艺的女作家，当今对于她的研究太过冷淡，不少女作家走马灯似地得到世人瞩目，赵清阁却总在视野之外。赵清阁曾为那么多作家写下充满感情的文章，单她写过的女作家就有冰心、苏雪林、白薇、凌叔华、方令孺、谢冰莹、陆晶清、安娥、王莹、沉樱、凤子、玉君、许广平、陆小曼等十多位。然而，同辈同行记述赵清阁生前身后的文章很少，只是作为文化名人，媒体对她有些一时一事的采访报道。因此，对于赵清阁生平，不仅一般读者十分隔膜，就是专业学者亦知之甚少，有的竟闻所未闻。此刻读到张彦林先生撰写的传记《锦心秀女赵清阁》，我的欣喜当然不言而喻。
这本传记第一次勾勒出赵清阁人生轨迹。女作家童年岁月里的青梅竹马；少女时代抗婚而初涉文坛；成长为作家闯入上海滩艰难谋生；抗战爆发后叱咤风云于文化战线；建国前夕不无苦恼但勤奋不怠；社会主义阶段与众多时贤亲切交往等等，都描述得生动感人。其中客居北碚，主编《弹花》，得傅抱石赠画，与邓颖超相见恨晚，劝陆小曼振作有为，无不是精彩笔墨。作者张彦林君与赵清阁同籍，张君藉此地域之便，发掘了许多赵清阁家世材料，很是难得；多方搜求，钩沉了一批湮没于文海的赵的早年文字，亦值得称道。譬如，赵清阁虽可称诗人，可是今日读者极难读到她的新诗作品，传里引录了四首三十年代诗作，尽管不能说如何优秀，但有助全面了解赵清阁的文学业绩，更有助窥视赵当年心路历程。与此类似，传里披露了为数可观的赵清阁与亲友往来信函，同样是帮助人们认识这位女作家的难得文献。多方面看来，张彦林君的赵传颇具史料价值，为学界深入研究赵清阁提供了坚实基础。
值得特别一说的是，传记正面记述了赵清阁与老舍的亲密过从。他俩的过从长久以来为文化圈内人津津乐道，却由于种种原因，几乎不见载于文字。凡述及他俩交往的文章，包括赵清阁本人文章，均不无顾忌地止步于一般友情。此传记大胆越过雷池，列专章“桃李春风是一家”记述赵清阁与老舍超乎寻常的情谊。（《春风桃李》是两人合写的名剧，在抗战后方轰动一时）老舍致赵清阁的几封信，抬头非称“清弟”即称“清阁”，关系显然十分亲密。传里记述，“赵清阁常把别人写老舍的文章剪贴下来，以寄托她对老舍的怀念，在（她）诸多怀人文章中总是有关于老舍的内容。”又写到，“听说老舍给赵清阁的信件有百余封！但赵清阁在生前给毁掉了……”张彦林君如此秉笔直书，颇得史家传统，终于打破两位作家研究中的这一禁区。
赵清阁的传记材料既少且散，她本人生前又一直谢绝为她作传，要充分记述赵清阁绵长而丰富的一生，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纵然张彦林君力求完整再现传主形象，然而对于赵清阁生平中有的重要时段和有的未必次要的侧面，传记里显然留着空缺。这么说无意批评传记作者，相反，正是想说明空缺里可见出张先生严谨诚实的写作态度。就张彦林君所占据的传记材料而言，并非没有可供捕风捉影的线索，如赵清阁与老舍之相处，若到媚俗的传记作者笔下，大可浓墨重彩，渲染得如临其境。但张君有一是一，宁缺不虚。如此审慎负责的态度，倒与他勇闯禁区的精神是个强烈对照。相比当下不实成风的传记写作状况，张君的态度愈发可贵。这样的传记，既于读者了解传主有助，也可供学者参考，放心地引用，不失一定的学术价值。从这一点着眼，传记写民国时期的前半部较以后晚年的部分更具学术性。
这本传记尚有待精益求精。下面的看法与张彦林君讨论。
赵清阁是位交游很广泛但又复杂的作家，只有写出这个广泛、复杂来，才可能全面准确显示她多姿多彩的人生。张彦林君似乎着重了广泛而忽略了复杂，所记赵清阁往来的友人，仅陆小曼是“落后”人物，余如邓颖超、阳翰笙、茅盾、郭沫若、冰心、风子、齐白石、傅抱石，几乎都是共产党人或左倾的进步的人士。或许缺少资料，或许不无顾虑，张君明显回避了赵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