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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雷蒙·阿隆曾经说过：“历史知识考虑的事件是同价值有关的事件，而这种价值是由历史的角色或目击者——观众所确认了的。”《卢作孚年谱》作者没有停留于一般年谱简单罗列资料素材的层面，而是以自身的研究实力，用时代公认的价值观去分析、筛选和整理历史资料，使《卢作孚年谱》具有思辨的灵性，给卢作孚研究留下了许多开拓新领域、设立新课题的思维空间。《年谱》长达四千余字的前言，本身就是作者对浩繁的史料进行缜密思考和深入钻研的精华所在。《前言》开宗明义，引梁启超先生的著名论断“盖为一小国之宰相易，为一大公司之总理难，非过言也”，精辟地概括和论述了卢作孚先生一生的美德与业绩，从而雄辩地说明卢作孚先生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无愧于梁先生所谓：“各国之巍然为工商界重镇者，皆其国中第一流人物也”。
作者以《前言》的论述为《年谱》的主题和主线，对浩若烟海的历史资料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和梳理。就大的结构而言，《年谱》以时间为纵轴，以人物、事件为横轴，介绍了卢作孚先生波澜壮阔的人生轨迹。就其中的每一个具体方面而言，《年谱》又尽可能完整地收录了卢作孚先生的有关重要思想和实践活动的来龙去脉，力求显示其逐渐成熟、完善的过程。例如，卢作孚对于“秩序”这个范畴的关注，在过去的研究中，似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从重视秩序、建立秩序到维护秩序、遵守秩序，可以说是卢作孚终其一生所身体力行的重要原则之一。《年谱》的作者显然发现了这个特点，文中多处记录了卢作孚先生有关秩序的思想和实践，比较突出的有：
在1930年1月1日项下，《年谱》摘引了《建设月刊》第9期发表的卢作孚《四川人的大梦其醒》的文章，指出：卢作孚在把交通事业、经济事业、教育事业等，作为四川人的公共理想的同时认为：秩序问题是一个更根本，更重要的问题，要这一个问题有办法解决，其余一切问题才可以迎刃解决，如果秩序建设不起来，任何事业也是建设不起来的。（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在1934年7月16日项下，《年谱》摘录了《新世界》第50期刊载的卢作孚《麻雀牌的哲理》一文：“搓麻雀是在一个社会组织当中作四个运动：用编制和选择的方法，合于秩序的录用，不合于秩序的掏（淘）汰。把一手七零八落漫无头绪的麻雀局面，建设成功一种秩序，是第一个运动。全社会的人总动员加入比赛，看谁先建设成功，看谁建设得最好，是第二个运动。到一个人先将秩序建设成功时，失败者全体奖励成功者，是第三个运动。去年偶同黄任之先生（即黄炎培——笔者注）谈到此段哲理，他还补充了一点，就是：失败了不灰心，重整旗鼓再来，
这是第四个运动。这样的哲理，实值得介绍与国人，移用到建设社会建设国家的秩序上去，也许可以吸引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人的兴趣于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的建设上去。”
在1945年2月15日项下，《年谱》再一次关注到卢作孚对“秩序”问题的重视：《新世界》以“卢作孚讲业务管理”为题，刊载卢作孚在中央训练团讲演有关管理问题的讲演稿，讲演稿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卢作孚的工商管理思想，后来该稿以《工商管理》为书名发行了单行本。卢作孚在文中强调：工商管理的方法，即是建设秩序的方法，秩序以成文来表现就是“法”。管理包含有三件事：创造法，执行法，遵守法……他还指出：“管理问题的核心全在建立秩序，在使每人行动有确定的秩序，全体行动有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的秩序，贤明的管理者即为此种秩序的建造者和执行者。”
在《年谱》中还可以找出很多卢作孚在新闻、教育、经营管理、经济理论、发展战略、政治主张等方面的超前思维、重要论述、哲学理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丰富史料，不仅可供卢作孚研究者参考和思索，而且对其他有关新闻史、教育史、工商管理史、经济思想史、地方史、抗战史、陪都史、科技与文化发展史、东西部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很好的参考和启发作用。实际上初版《卢作孚年谱》已经有人拿来作为考证某些历史人物或史实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近代史资料》总第108期（2004年）就有人用《年谱》中记述的事实，证明当时的生物科学家秉志的若干材料的时间等。
五
《卢作孚年谱》发掘并再现了卢作孚先生高尚美好的人格魅力和深沉博大的人文情怀，赋予了卢作孚研究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但凡熟识和了解卢作孚的人，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感动、所吸引。著名学者姜铎先生在一篇题为《论卢作孚先生的伟大人格》的文章中，曾经这样写道：“卢先生既不是一般的民族资本家，一般的近代企业家，一般的爱国实业家；也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家，一般的经济管理学家，一般的政论家或学者；而是中国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中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革命实干家！”（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一部厚重的《卢作孚年谱》无疑为姜铎先生这段评价提供了最好的证词。在《年谱》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卢作孚作为一个近代企业家、爱国实业家、经济学家、政论家，甚至还有教育家、思想家的历史踪迹和精彩片断。卢作孚以其并不强健的身躯，要同时肩负如此沉重的压力，干出如此非凡的业绩，没有姜铎先生所言的“伟大的人格”是无法想象的。
《年谱》从民生公司刊物《新世界》杂志上，摘引了卢作孚与陈立夫在参加中国科学社第19届年会期间的一次谈话，也许对我们了解卢作孚的人格魅力有所裨益：
陈立夫用比喻的方法解释新生活运动所提倡的“礼义廉耻”说：“有了两杯茶，多的一杯让给你吃，我吃少的一杯，此之谓礼；只有一杯茶，不够两人分配，但是你口渴了，我不吃，请你吃，此之谓义；有两杯茶，每人一杯，你吃你的，我吃我的，此之为廉；我假设多吃了你那一杯，便算是耻。”卢作孚说：“陈先生这个解释很实际而又具体，在原则上我们是极端赞同的。要是本这个意义，更进一步，把只注意对人的方面改变到对事的方面，把只运用在过去应酬上的礼义廉耻，也运用到现代的国家建设上来，岂不是更有意义而更好吗！此话怎么解释？也可以假设几个例子来说。我们所谓礼者，客气之谓也。好比一桩经济事业赚得的钱，大多数拨归公有，继续作生产的用途，个人则只享受最低限度的生活费，此之谓礼；一桩公众的经营，今天没有钱办了，我们毁家纾难，枵腹从公，此之谓义；凡是公众的财富，我们绝不苟且一点，此之谓廉；同时做一桩公众的事情，假设我所做出来的成绩，不若别人的好，此之谓耻。但是只发扬中国的固有文化，我认为还不够，那只算是做到了一方面，可以说是消极的方面。我们还须得尽量运用现代世界上科学的技术，才能够完成一个现代国家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
卢作孚的人格魅力不仅在公司内部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在社会上也引起很大反响。不少知名人士和著名学者，如李劫人、黄炎培、恽代英、肖楚女、蔡元培、邹韬奋、杜重远、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陈独秀、马寅初、李公朴、冯玉祥等等，都与卢作孚相识相交，有的与之共事，有的结为知己，他们中大多数都曾到过民生公司演讲，仅杜重远先生就演讲过三次，并称卢作孚是他一生的两个挚友之一（另一个是邹韬奋）。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民生公司的演讲中，提到几年前邀请卢作孚先生去中央大学演讲时，卢曾诙谐地说：“我怎么能在大学演讲。我仅仅是个被人称为小学博士的人！”然而，仅仅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卢作孚却赢得了中国知识界的广泛尊重，1933年在重庆北碚举行的中国科学社第18届年会就推举他为会长。相信通过卢作孚研究成果的不断传播，他也将会赢得越来越多的今人和学者的敬重。
卢作孚先生的人格魅力来自他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爱，也来自他对亲人、对朋友、对师长的爱。这方面《年谱》也作了许多记载，使读者感受到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卢作孚。
从过去的历史资料得知，卢作孚唯一的一次去欧洲考察的计划是因承担抗战使命而中断的。但《年谱》披露还有一个原因：1937年7月25日卢作孚的母亲在北碚家中因脑溢血病逝。当时已到上海准备出国的卢作孚，在得知母亲病逝的消息后，“即由上海乘飞机返川回北碚治丧，加之华北风声紧急，遂决定暂不出国。”并致电南京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弟敬到沪，有晚接电，家慈病竟不起，奔救未得，疚心曷极！寝飞渝，即星奔回里，治理丧葬。国家亦方有事，出国时间迫促或不及参加，拟请转陈院长可否特准缓行。”卢作孚的拳拳赤子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卢作孚的兄弟情谊，特别是他们共同献身实业救国、携手开发建设北碚的感人事迹，《年谱》也有诸多反映。其中记载了一件过去从未听闻的事，即1941年11月卢作孚与其胞弟卢尔勤、卢子英、卢魁杰等在北碚筹备成立了“嘉陵文化基金会”，由卢尔勤、卢魁杰捐出其振华、振隆两煤矿全部资产，交基金会经营，作为基金，卢尔勤、卢魁杰等人为董事，卢作孚为董事长。基金会“以发展地方文化事业及奖励科学研究、资助清贫学子与有志上进青年为宗旨”。卢作孚还专门为基金会拟写了《文化基金会设立理由书》及《章程》等。由此亦可知，卢作孚与其兄弟不仅在生活上手足情深，在事业上、思想上也志同道合。
在《年谱》中还时时可以感受到卢作孚对师长、对朋友、对同事、对员工、对旅客、对人民大众的敬重与关爱，浸透着人文精神的感人事例比比皆是：
黄炎培先生可以说是卢作孚走上教育救国道路的引路人，《年谱》从介绍1914年卢作孚到上海考察，经黄炎培指点，“萌发了从事教育以启迪民智的想法”开始，一直追踪记载了这段感人肺腑的“长达数十年”的忘年之交。
1935年7月31日，卢作孚写信给杜重远夫人侯御之，对于杜重远由宣传抗日获罪的冤狱表示深切的慰问和同情。次年7月17日，卢作孚为杜重远案致信
张群请其帮助设法，信中说：“重远来函道谢意，并为言最高法院因重远提起上诉，已准将地方法院原判撤消，但如无新判，则原判刑期满时即欲释放亦无从遵循，为之适以害之，应非最高法院之初意。拟请先生更与商一办法，感谢不仅重远个人已也。”
1938年11月18～20日，著名作家胡风去重庆避难，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事后撰文：“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和枕头，小桌上放了茶壶茶杯，井井有条，非常整洁，的确和别处的官舱不同……在这里只要不出房门，不走下去，就仍和太平年月的出门旅行差不多。”著名学者陈衡哲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