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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家们的“城市化”
“城市化”在我们的知识人和艺术家那里，早已有多姿多彩的记述与表现。无论是对它的讴歌还是质疑，都可能与它本身所具有的多重侧面以及意义的丰富多样性有关。
在摄影界，就笔者有限的浏览所及，可以看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城市崇拜在图像中的尽情展现。作为视觉的表象，城市崇拜首先表现为对城市景观的迷恋。摩天大楼、精心打造的广场、还有道路、灯景、轨道交通站等等，它们被当作城市最动人的符号与线条，醒目地镶嵌在城市大景观中。摄影家们浓墨重彩或者精摹细描，将城市当作崭新中国的最动人的光鲜脸面，勾勒呈现给世界。那里面，可能有摄影家自己真实的憧憬，也可能有与规划者、开发者的种种默契和共谋。
还有的摄影家，借助着镜头，与作为他们的生存空间的城市展开对话，对城市的急遽变迁发表自己的感受。一些摄影家对正在逝去的熟悉的生活表示出了他们的独特情思，他们将记忆中的场景细节、甚至将作为都市人的亲友的表情气质都收进了自己的镜头。另一些人则敏锐地捕捉着城市型生活方式的细节，有酒吧、橱窗衬托下的匿名者的人群，巨大建筑、冷寂灯光下的孤独身影，还有看似荒诞不经却为城市人熟视无睹的城市景物的碎片组合。很难说这些是矫情的抒发还是认真的反思，但他们多半是真诚的。
难得的是真有一些与城市化运动较真的艺术家。当天津摄影家莫毅孤愤地奔走在那些即将消失的老城厢胡同里，并将自己拍摄的胡同系列作品挂到胡同墙上，为那里的老居民们开自己的“个展”、向社会发出保护胡同的呼吁时，不知他有没有想到，他这是在承担原本该由市民团体、公共知识分子以及有良知的城市规划专家、民意代表、政治家们共同来承担的职责。中国的都市摄影史还有城市化运动史是应该记下这一幕的。
还要提到张新民，这位摄影家在中国城市化运动如火如茶的当口，先是跑到山里，去抢救般地记录了一个他心目中的最后的农村社会的标本（流坑），后来又拿出了他的“农民工”系列。笔者曾就他的这些作品写过两篇观感，但深感真正要解读他对于乡村价值的重新发现和思考、以及他为乡村一城市间这场人口迁移潮所赋予的意义和在这些迁移者身上寄托的情感，并不是容易的事。只能说，他的图像，为中国的城市化历史留下了难得而独特的记述篇章。
还可以看到，有些摄影家将镜头伸向了城市的深处，那里有横流的欲望、有贫困、有不起眼的生机、还有我们平日里看不到的生活中的罪恶。暴富者的丑态、挤住在棚户简户区里的居民、靠卖淫为生的发廊女、拾荒者以及在垃圾堆边嬉闹的孩子们……种种景象，与大部分中国人的城市想象不相一致。但是，因为有了这些图像，我们的视觉表现中的城市、城市社会、城市化进程才更可能接近事实本身。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在继续，当摄影家们用自己的镜头观察、记录这一切，并以图像（及其相关文字）表达自己的感受时，他们其实也在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介入到这个进程中去。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运动。
百年言论史的一种写法
■ 黄 波
我喜欢读读有关近世知识分子的书，欣逢文化和出版盛世，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日渐增多，专著也出了不少，而这中间浙江学者傅国涌是绝对不应轻忽的一位。日前收到傅先生从杭州寄赠的两本新著，因为过去傅国涌的文章都是从《随笔》《书屋》等报刊上零星读到，他寄来的专著给了我比较完整地领略其学术路径及纵横文采的机会，真是幸何如之。
两本书分别是福建人民版《百年寻梦》和湖南文艺版《追寻失去的传统》。《追寻失去的传统》是2004年5月才问世的，代表着傅国涌学术上新的收获，现在就谈谈这本书。熟悉傅国涌文章的人都知道，他特别对民国新闻史、出版史感兴趣。新闻史、出版史，换个角度其实就是一个公民对自己感兴趣的各种话题自由发言的历史，即“言论史”，即使那些置身文字幕后的编辑和出版人，他们的劳作实际上也是在用另一种形式对社会发声：喜欢编什么文章出什么样的书当然自有其倾向的。这本《追寻失去的传统》所关注的都是中国近世以来新闻史、出版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和事件，举凡黄远生、邵飘萍、史量才、傅斯年、王芸生，都曾经用凌云健笔在近世新闻和出版史上泼过浓墨重彩，谢泳在为该书作序时便特别提示读者，可将此书视为一本“有个人风格的新闻史”。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报业以西方为参照，但从报业兴起之日始，就有其特点，1941年5月张季鸾在为庆贺《大公报》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奖时所写社评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倘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傅国涌也抓住了这一特点，他笔下的近世新闻史出版史就是一页“文人论政”史。
新闻出版界中的“文人论政”是否已成“失去的传统”，这也许还可以讨论的。不过，在史量才、王芸生所处的那个时段和那一代人身上，与他们之前或之后相较，肯定有着特异的东西。那一代报人给今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充溢的使命意识和救世激情。“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是张季鸾在《大公报》创刊时所首先揭橥；“你有百万大军，我有百万读者”，这是史量才面对蒋介石胁迫的豪语；以“铁肩辣手”勉励自己和同仁的，正是因激怒军阀而惹祸被难的京报社长邵飘萍，……这样一种激情满怀的报人，后来很少看到，即使是放眼西方同行，也少见其匹。这当然是新闻观的差别，也是时代、环境有以诱之，更因为那一代报人身上背负着旧式士子文章报国的传统。严格说来，像张季鸾这样的并不能算典型的报人，他们骨子里始终是文人。在成熟、发达的公民社会，一个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是否特别标榜“不党、不私”云云，并不妨碍其成为一个称职的新闻工作者（许多出色的报人本身就是某党派的重要成员），他要做的只是老老实实地告诉人们这个世界上已经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着什么，可是一到中国，如果只能做到这一点却远远不够了，眼前的现实和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与生俱来的责任感都刺激着他不仅要做“报道”的工作，更要做“引导”的工作。像张季鸾就认为，一张报纸如果只是客观地报道新闻，只能算“无负社会”，言下之意，他们是准备“有益社会”的。其实，客观地报道新闻，何尝不是有益社会的呢？如果一个报人，在他工作前，就已经在考虑去如何“有益社会”，那他大概是无法完全消除自己的倾向性的——即使他有意识地想抑制其对自己发生影响，而这种倾向性——无论何种倾向性，用另一种新闻观考量，应该都是做新闻的忌讳。史量才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在近代中国，什么样的人办报，就决定了办出的是份什么样的报纸，人格已经决定了报格，而在新闻业高度成熟的地方，一个俗滥的人，未必就不能经营出一份很有正义感的报纸，因为它的经营方向往往是由市场和受众决定的。我们重温张季鸾那一代人以言论政以文报国的历史，自然会为他们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凌云健笔所倾倒，但一个问题却不能忽视，这就是，如果一个报人，太富激情，一份报纸，太想做引导受众的工作，从长远的角度，这对整个新闻事业是否全是有利的？还可以继续问下去：一张新闻纸，究竟应该是充当喉舌的功能还是眼睛的功能？……阅读傅先生的大著，启发了我思考这些幼稚的问题，也许只能徒供方家一哂了。
现在要回到傅国涌著作的文本。文人论政是不是失去的传统且不管他，傅先生怎样追寻这一传统的应该是更有趣味的问题。写到这里，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不能不佩服傅先生的勤奋和用心，现在肯做类似考据学家那种笨功夫的人不多了，而傅国涌便是一个。随便翻翻这本《追寻失去的传统》，且不论人物，里面所涉及的近代报刊便有数十种，即使仅仅翻阅其中任何一种，便是一件相当劳神费力的工作，而我们看傅国涌对任何一个当事人、任何一起事件的烂熟于心，不能不相信他是将相关资料全部“占有”了。正因其阅读的是第一手资料，回到了历史现场，所以他笔下的言论史往往和我们习见的不同，且举《〈现代评论〉，在“三一八”之后》一文为例，这是一篇让我这个自认为对近现代史还略有所知的人震动的文章，无他，因为鲁迅的文章，因为国内各种史籍的记述，陈源等人主持的《现代评论》杂志在“三一八”惨案中的“恶劣”行径早已在心中定格。而傅国涌通过查阅岳麓书社近年影印出版的全套《现代评论》杂志，断然指出：所谓“现代评论”派在“三一八惨案”中“一贯支持北洋当局”的说法完全是不实之辞。傅国涌列出了《现代评论》在惨案发生后所发表的悼文和评论原文，集结在《现代评论》杂志周围的这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已经一目了然了，傅国涌并不满足于单纯的翻案，他更进一步，揭出了这批知识分子（包括《现代评论》杂志）与鲁迅等人（其主要阵地是《语丝》周刊）的差异所在：“珍惜生命，谴责杀人者，其实这些在两个刊物上都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现代评论》以王世杰为代表，注重法律性，因此他的观点也更为理性。他们追根溯源，希望从中发起群众运动的人也能反省，从中接受教训，即使‘西滢闲话’关于女师大学生杨德群的一段议论，由于道听途说有失实之处，可通读他的‘闲话’，也是站在谴责杀人政府的立场上的，并没有背离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惨剧之后，难道除了痛哭流涕，除了无边的愤怒，除了文采飞扬的悼词、挽联，我们再也不能有别的选择？追究屠夫的法律责任，反省惨案发生的深层原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