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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剑”的持有者。路德把精神世界同世俗世界分开，不承认在尘世能够建
成上帝之国。路德认为宗教的信仰是很个人化的事情，在世俗和社会的事务
上要服从世俗的统治者。路德认为上帝建立了两个政府：精神的和世俗的。
精神的政府只在真正的基督徒中实施，它的领袖是基督。这个世界充满着爱
和相互服务的精神，一切的基督徒都完全平等。基督徒享受着基督徒的自
由，世界上的法律、权威都不能高于真正的基督徒的天良之上。对于上帝的
爱，也不是强迫的，而是自愿的。这个精神的世界也是一个真正的教堂，不
同于尘世任何外部的教堂，而是完全精神性的、福音的世界。
另外一个政府是尘世的或世俗的政府。这个政府与统治教会的上帝世界
即自由平等的精神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世俗的世界有一个政府，政府也是由
上帝建立的，目的是进行控制，防止人们之间的相互撕裂。因为尘世充满着
罪恶，必须要有一种力量来维持秩序。这种力量就是世俗统治者，他们掌管
着上帝神授的权力之“剑”。真正的基督徒是生活在精神王国之中的，因此
不需要世俗的政府，但为了他的邻居，他支持这个世俗政府，可以接受公职。
如果统治者的法律和命令违背了上帝的《圣经》中的原则——神法，基督徒
必须拒绝服从。但是基督徒的精神地位使他们只能拒绝不能反抗，因为“剑”
是神授给统治者的，基督徒不能用暴力去反对统治者。在尘世间，低位者需
要服从高位者。
除了两个政府理论，路德还在1523—1525年间提出“三种秩序”的理
论。路德强调在人间有三种基本秩序是不可侵犯的，它们是政府、教会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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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政府必须掌握在诸侯和贵族手里，家庭必须对政府服从，教会又分为“不
可见的教会”和“可见的教会”，前者存在于天国之中和信仰者的心灵之中，
所以它是绝对精神性的、不可见的，至于人间所存在的教会，那只是一种世
俗的组织，如同政府和家庭，所以它应该是一个信仰者学习《圣经》的地方，
归世俗政府管理。
路德认为，这三种秩序是上帝直接建立的，人们必须对此服从。他写道：
“神圣的秩序和真正的制度是由上帝建立的，一共有三种：神父的教堂，婚
姻建立起来的关系和世俗的权威。这三种制度或秩序是根据神的语言和命令
建立的。”①
路德要求每个人在世俗的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首先，你们必须成
为家庭的一分子，或父亲、或母亲、或子女、或奴仆、或婢女。第二，你们
须在城市或农村以一个公民、臣民或统治者的身份生活。第三，你们要成为
教会的一个成员，或牧师、或助理、或教堂司事，或其他什么的教会仆人，
假如你要了解上帝之言的话。”②
1523年他发表《世俗权威》一文，这时他不仅完全否定了罗马教会的权
威性，还充分肯定了世俗权威的合法性，他用《圣经》来为贵族的政府的合
法性辩护。路德在1533年对自己的观点作了回顾，把对世俗权威的肯定看
成是自己的一个重要贡献。他说：“也许我没有教导过人们什么事，但有一
事的功劳却不容抹杀，这就是我的赞成世俗权威统治的论断。自使徒时代以
来，没有一个博士或作者，也没有一个神学家或律师，能象我一样，或比我
更加光荣和清楚地去按照神意，肯定、论述和安抚世俗权威了。”①
路德所说的神意，指的就是《圣经》中圣徒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
第1—7节中所说的一段话：“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应当顺服他，因为没有
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
命；抗拒必自取刑罚。”
路德引《圣经·罗马书》中的话，强调世界上的统治者是上帝授权建立
的，他们的任务是惩罚罪人，传播神的言语。路德反对把神法直接应用于人
世，因为宗教是精神性的。上帝是天堂的主宰，他不直接颁布人间的法律。
对世俗的统治者的反抗只局限于精神方面和宗教方面，但也仅限于消极的抵
抗 （不服从），而不能造反。路德视人间为魔鬼的世界。这个世界上只有混
乱，没有秩序。统治者们多行不义，也因为他们是混乱中的秩序，因此不可
以否定和推翻。
① 朱孝远：《神法、公社和政府：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141—153
页。
② 参阅同上书，第141—153 页。
① 参阅朱孝远：《神法、公社和政府：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141—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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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一贯认为社会就是不平等的和分成等级的，只有靠世俗权威才能建
立起社会秩序。他指出：暴民是一种魔鬼。上帝象对待其它魔鬼一样对他们
进行惩罚。大众之所以成为反叛，就是上帝使他们的心中没有了对权威的恐
②
惧和顾虑 。于此可见，路德的“精神自由”和“两个世界”的理论是不支
持社会革命的。路德的宗教自由理论不是人民革命的思想武器。路德宗教改
革同人民的宗教改革具有性质上的差别。
路德的另一个理由是“不让无辜者流血”。早在1522年，路德就已表
明他否定人民起义的态度，他的立场非常鲜明：“我一直是站在反对叛乱的
人方面，我不管他们的理由是多么不公正。我一直反对造反者，我不管他们
的理由是多么正义。因为，没有一种动乱会不伤及无辜，使他们流血。”①
“两个政府”理论成为路德支持诸侯、贵族封建秩序的理论基础。1510
年，路德就从经院哲学家奥坎姆那儿追溯到了奥古斯丁的传统，又从奥古斯
丁那儿追溯到了圣徒保罗的神学政治理论。奥古斯丁虽然提倡天堂和人间，
但只是为教会独立于王权作舆论准备，远没有把这种理论推向精神和肉体的
对立。路德把奥古斯丁的两元论体系化，发展成为精神与肉体、永恒和暂时、
天堂和人世、将来和现时、隐蔽和公开、不可见与可见、内部和外部、福音
和法律的体系，即“两个王国”论。他的叙述如下：一个是“暂时的世界，
它是由剑统治的可见的世界，另一个精神的世界，由仁慈和对罪行的宽恕进
行统治。”②
1522—1523年，路德从瓦特堡回到维滕贝格，对激进传教士控制了那里
的宗教改革运动强烈不满，他开始认真考虑社会秩序问题。他责问那里的宗
教改革者们，“秩序在哪儿？”1522年3月9日，他在一次宗教布道中说：
“这里的一切都杂乱无章，没有秩序。人们对邻居进行诽谤。这里的人首先
应当为此而祈祷，然后应当同政府进行磋商。这样人们才能确信他们的改革
①
是符合神意的。”路德的神学重复君权神授和必须对领主服从的看法，从
而与人民革命运动相对立。路德希望世俗秩序通过皇帝、诸侯、贵族的政府
和法律来实现。这种政府观使路德在1525年革命的关键时刻坚决站在贵族
一边，并且号召贵族起来镇压农民。
（3）路德与德国农民战争
路德的“服从世俗权威”的看法，使他在1525年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
中与站在农民对立的立场上。对于德国农民战争的过程，路德是十分清楚
② 参阅同上书，第141—153 页。
① 参阅朱孝远：《神法、公社和政府：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141—153
页。
② 参阅朱孝远：《神法、公社和政府：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141—153
页。
① 《路德全集》（“Invocavitpredigten”，in WA 10/Ⅲ：9，ii，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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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德无疑是收到了农民向他呈送的上士瓦本地区的《十二条款》的，他
的反应是《呼吁和平》一文。他还知道士瓦本同盟和康斯坦茨湖联盟4月17
日订立的《魏因加滕条款》，他认为这个条款很重要，是一种和平解决冲突
的典范。他把文件重印了几次，还加上前言，在5月初出版。他也清楚1525
年3月签定的梅明根条约。在这个文件中，农民向神法的专家们进行了呼吁。
这个文件几乎列出了所有宗教改革家的名字，头一个名字就是马丁·路德。
在《呼吁和平》一文中，路德抄录了这个姓名表格，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名字。
此外，路德是认识闵采尔的，更熟悉闵采尔的著作和观点。他知道在米尔豪
森和图林根发生的事件。1525年4月16日至5月6日，路德正好在图林根。
他准备去埃斯莱本建立一所新的拉丁语学校。他曾被农民包围，后来他脱身
了。
路德写了论德国农民战争的专论多篇，还不包括其他的提及农民战争的
著作，主要有：一、写于1525年4月底的《呼吁和平》，在这篇文章中他
要求贵族同情和考虑农民的要求，并要求农民克制，停止战斗。二、路德关
于《魏因加滕条约》的按语，正式印刷发表于4月22日。三、5月6日他写
的反对农民的宣言；《反对农民的抢劫和屠杀行径》。四、闵采尔被俘之后，
他的一些著作和信件落入贵族之手，路德从别人那儿得到抄本，阅后加上自
己的按语，编成文集出版，名为《一个恐怖的故事和上帝对托马斯·闵采尔
的审判》。五、在路德的《反对农民的抢劫和屠杀行径》一文出版后，其他
改革家都认为路德过于偏激，要求他修正自己的观点，然而路德坚决不改初
衷，在7月中旬，他写了《关于坚决反对农民一书的公开信》。在信中他详
细地叙述了他反对农民的观点。这是他关于农民战争的最后一篇论文。他的
反农民观点至死也没有改变。
《呼吁和平》一文比较温和，没有激烈地反对农民。他解释《呼吁和平》
一文的写作动机时说：“因为我是在这个世界上享有声誉的《圣经》的解释
者，特别是农民们指名要我作答，我就有勇气和信心来谈我的观点。我是在
友好的、基督教的精神鼓舞下写作的，我出于一种兄弟之爱。”不过，路德
坚决不赞成推翻诸侯、贵族的统治。路德认为农民的行为没有同他倡导的福
音相吻合，他借口说福音的本质是和平，而农民的行为是造反，因此农民的
造反行为不合神法和宗教原则。路德向农民呼吁和平，但却向贵族呼吁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