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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中国抗战史上最激烈的淞沪会战开始了，蒋介石将手中能调动的嫡系部队几乎全数投入，他决意亲自到前线阵地去视察、鼓舞士气。但在日军已基本掌控了江浙一带制空权的情况下，此行显然很不安全。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也参与对日作战计划制定的桂系名将白崇禧，知道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音）不日将去上海，他所乘坐轿车上悬挂有英国国旗，他建议委员长同车前往，应该可以避免遭日军飞机的袭击，当时英国和日本尚未交战。
当时蒋介石未置可否，在场的众人以为事情就这么办了。
8月26日下午2时左右，许阁森大使的车子已接近上海的嘉定路段了。忽然，两架日本的零式战机从高空中直接俯冲下来，机头直对着大使的轿车，一阵枪炮胖揍。
当许阁森大使遭到敌机袭击、身负重伤的消息传到了南京，蒋介石暗自庆幸，多亏军务缠身，临时变局，才逃过一死，却也心中明白，此事系完全冲着自己而来的。
按江南人的土话，两次吃了南造云子“药”，让间谍王戴笠彻底丢了面子。特别是这次差点折了圣驾，没有落个撤职查办、人头落地就不错了。说以他捶胸顿足地要抓南造等一伙。
白崇禧当然也急于摆脱干系，因为毕竟想让蒋乘英国大使的车的主意是他出的。而且日本方面在抗战初期拼命拉桂系反蒋，做他们的傀儡之事，蒋暗地里不会不清楚，而且不到一年前还闹“两广事变”，要脱离要蒋介石为首的中央。蒋介石为了要让桂系的部队积极抗战，只不过表面上不说而已，不说不等于不知道。
白崇禧马上向戴笠他们提供了当初他出此建议时，六七个在场人员的名字。范围一下缩小了，两次泄密案里，除白崇禧外，共同的在场者只有姚琮、黄浚，而前者的嫌疑很快得以排除，只剩下黄浚。
（五）
光怀疑没整实啊？
冯玉祥在“九。一八”事变后，曾组织和领导察哈尔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张治中在“一。二八”事变时，曾奉命率国民党第五军在上海抗战。“八。一三”事变前任国民党京沪警备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后期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日本侵略者认为冯、张二将军是坚决抗日的，必须杀之。因此，要求日本驻中国的情报机构及时提供他们的行踪，以便达到目的。
中央军校的前身是黄埔军校，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军校一般每星期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向该校师生和中央及南京市的军政大员训话。1937年9月4日，又是“总理纪念周”，按照规矩和当前抗战的形势，这天蒋介石必来发表讲话。
当日上午8时，与会人员列队静候蒋介石“光临”，半小时过去了，仍不见蒋的踪影。忽然，学校负责人登上主席台，向与会人员宣布：现在发现一辆汽车混入学校，内有两名嫌疑人员，宪兵正在进行搜查，请大家原地不动，听候新的通知
不一刻，有人向会议主持人报告两名嫌疑人员已乘其汽车逃出校门，有关军警正在追捕中。据此，会议主持人宣布大会停止进行，学生和教师到自己的教室听令。与会的中央和南京市的军政大员到校门口值勤宪兵处登记车号和乘坐人员姓名职务后回原单位。
不久，宪兵带队官向学校负责人报告：进出校门的各单位主官乘坐的车号及人员姓名职务均相符，只有行政院一辆小汽车不是主官乘来参加“纪念周”的，而是自行闯入，强行出校门时，打倒值勤人员、迅速驾车逃跑。这辆车是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的。负责人一听，先是一惊，思考后对宪兵带队官命令：此事要严格保密，没公布事件真相前，你们知道此情况的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
（六）
从江阴要塞泄密案起，蒋介石就决心查清这个案子。以后又连续发生了上述要案，蒋介石便命令“中统”、“军统”及在南京的所有特工部门一定破案。但抢到首功的却是国民党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的“特警二队”。
谷正伦与其“特警二队”队长丁克勤等人分析，既然黄浚嫌疑最大，那就要集中力量侦察黄浚及与他有关的所有人员，在拿到铁证前，不要让黄浚等人有任何察觉。只有人赃均获时，才能将其一网打尽。为此，秘密成立了一个“侦缉黄案专门小组”开展工作。
首先对黄浚进行侦察。由档案得知，黄浚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上学时，是现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的同班同学。这个所谓领事，实际上是披着外交人员外衣的日本间谍头子。他以看望老同学的名义与黄浚早有来往，特工部门从前并没注意此事，现在黄浚既然是个主要嫌疑犯，那就很自然地注意他们之间的关系了。但奇怪的是，近月余来，既没见须磨“看望”黄浚，也没见黄浚去“拜访”须磨。
原来黄浚在须磨的指示下，为逃避嫌疑，规定近来绝对不能直接打交道，而是采取了更隐蔽的途径与手段。不久黄浚的狐狸尾巴就被“侦黄小组”捉住了。该小组人员见黄浚下班后，既不乘车，也不带随从，经常独身一人到南京市玄武湖畔散步。他爱吃巧克力糖，但从不将糖纸随便扔掉，而是将糖纸夹着一张纸条放到公园一株大树的树洞内。此处很偏僻，一般人是不去的。黄浚走后不久，就有一个朝鲜人来取走。“
侦黄小组”摸清其规律后，当黄浚将糖纸和纸条放置树洞走后，朝鲜人尚未来取之前，将纸条取出来，照了相，然后按原样放在树洞中。朝鲜人来取此情报时，又偷着把他也照了相。但不知黄浚是有所察觉还是日特有命令，军校逃车事件后，再没见黄浚来玄武湖。
“侦黄小组”分析，黄浚绝不会死心，一定会让他集团中的其他成员代替自己。果然，监视黄浚汽车司机的人员发现，这个叫小王的司机经常到新街口附近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咖啡店去喝咖啡。他每次进店后，就将自己的礼帽挂在衣帽间的衣架上。几乎与他同时，就有一个日本人进店喝咖啡，也将一顶与小王同样的礼帽挂在小王挂礼帽的衣架上。那个日本人喝完咖啡先离店，将小王的礼帽戴上扬长而去。小王喝完咖啡，就戴上日本人那顶礼帽离去。“侦黄小组”分析，这大有问题。
“侦黄小组”还发现那个从咖啡店走出来的日本人戴着小王的礼帽有规律地骑车走入中山路逸仙桥南一家“私人医院”。事后得知，这家“医院”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一个秘密联络站。那个日本人名叫河本明夫，名义上是日本总领事馆的管理员，实际上是须磨手下的一个情报员。他有时也与黄晟在这里碰头。
黄浚传递情报的渠道和手段以及有关人员的材料是搞到手了。但情报的内容还没全掌握。为此，“侦黄小组”又设了一计：
当河本明夫晚上从“医院”中走出来乘自行车回日本领事馆的途中，行至与中山路垂直相通的汉口路时，突然从汉口路冲出三个骑自行车的“冒失人”，猛地冲向河本，河本躲闪不及，连人带车被撞翻在地，头上的礼帽也甩落在地上，被风吹出了十几步远。冒失人眨眼间便不见了。
河本的自行车摔坏了，头破血流，手臂带伤，但他的头脑还清醒，跌跌撞撞地要站起来拾地上的帽子。但刚走几步，疼痛难忍，又摔倒在地。就在这时，来了两名穿制服的交通警察。扶起河本把他抬进汽车，一名说送他到附近的马林医院去治伤。河本说必须捡回那顶帽子。另一个则说，帽子丢不了，我帮你去捡，你不是日本人吗？我们警察是“保护”你们的！
撞车的人和两名警察实际上都是“侦黄小组”的成员。那名警察将帽子先拿到附近一家独门小院内，队长丁克勤正等在那里，将礼帽夹层中的情报拍照后，再将情报按原来的样子放好，让“警察”赶往医院将帽子归还河本。河本捏了一下礼帽，确认情报没丢，一块石头落了地，对“警察”说了好几句谢谢。“警察”一走，他也就回须磨处去了。须磨此后又派了一个叫山口的人代替他。
“侦黄小组”将黄浚出卖情报的罪证拿到手后，立即报告谷正伦。谷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深夜去蒋介石处报功，并建议立即逮捕黄浚及其集团成员。蒋命令“一定全歼，不能使一个漏网”。
对此，“侦黄小组”又作了研究，设下一个圈套，让黄浚集团全部往里钻。办法是伪造一封须磨给黄浚的信。这是由“侦黄小组”成员“伪造印信专家”皮伯圣干的。他在丁队长的口授下，模仿须磨的笔迹与口吻写了封给黄浚的信，大意是嘉奖黄浚，指示黄浚在次日晚11时，约齐所有“有功人员”在黄公馆聚会，届时须磨亲自到场向有功人员发巨额奖酬和表示关怀。
伪造信写好后，由“侦黄小组”成员伪装那家咖啡店的服务员悄悄潜入衣帽间，将伪造信放进山口那顶礼帽的夹层中。而山口和河本一样，到此店喝完咖啡，即将小王的礼帽带走，小王也和往常一样，将山口的礼帽戴上，去黄浚处报功。黄浚虽然狡猾，但并没看出破绽。他按“须磨”的指示信于第二天晚11时，将其全部成员集合在自己的公馆内，等候主子来发奖。时间到了，来“发奖”的不是须磨，而是“侦黄小组”的成员及大批武装特工人员。这样，黄浚集团成员全部被捕了。
军统采用欲擒故纵，于9月16日晚，黄浚父子及其间谍网内的其他成员被一网打尽。次日，南造云子也被逮捕。黄浚父子以卖国罪判处死刑。南造云子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中央监狱。几个月后，日军进攻南京，南造云子以色相相诱和日军的武力相威胁，征服了看守，逃出监狱，继而潜往上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造云子在日军上海特务机关任特一课课长，抓捕过大批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还摧毁了国民党军统留下的十几个联络点，诱捕了几十名军统特工人员，其中一些人被她降服，从此成为日本人的爪牙。以丁默村、李士群为首的汪伪特工总部，亦有她扶植之功。国民党军统局对她恨之入骨，多次策划暗杀行动，均被她像泥鳅河鳗似地滑脱……
再有一说的是，南造云子还企图拉拢中国首支化学兵部队的创建者——李忍涛将军下水。
1936年春，南造云子奉令重点接近并“俘获”李忍涛将军。她浑身解数，均被警惕性很高的李忍涛所一一化解。
1944年10月28日上午，一架国民党空军的美制运输机，从印度北方邦的兰姆加尔盟军基地起飞，向喜马拉雅山方向飞去，乘客正是李忍涛将军及其随员。当飞机沿盟军空军开辟的驼峰航线、飞越银裹玉雕的喜马拉雅山东南第三峰上空时，从云层中突然钻出四架零式战斗机，四机猛烈开火，运输机被击中，迅速起火爆炸，形成巨大的火球坠落，机上九人无一生还。其实，李忍涛将军的归国行程，事先早已被日军间谍侦知，这是一次静候多时的空中伏击。
1942年4月的一个晚上，南造云子单独驾车外出活动，这次终被军统特工发现和跟牢，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百乐门咖啡厅附近，趁她下车走向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