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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派八路军增援华中。绝非巧合，就在延安决定八路军增援华中的次日，3月22日，在蒋介石、何应钦主持下，军令部制订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该方案在第一部分“方针”中明确：“国军以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异党之目的，以李品仙、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以李仙洲军（附骑兵一师）与韩德勤部之一部，进出于淮河以北地区，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连系。预期于6月中旬以前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势力”。从该方案的第二部分“部署概要”中可看出，国民党为达此目的，拟出动的正规部队计有：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至少一个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及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第九十二军李仙洲部（另附第一战区骑二军骑一师何柱国部）以及各进剿地区内之地方游击团队。
军令部拟定的这一方案，企图在3个月内“剿灭”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如剿灭不成，最低限度也要将其压迫于长江以南，然后再作“有效之处置”。该方案一旦实施，势必挑起国共之间在华中地区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为便于保密、掩人耳目，何应钦在方案原稿上将“异党”、“异军”、“新四军”一律改为“伪组织”、“伪军”。蒋介石对方案也作了多处亲笔批示。在“方针”部分，蒋批示：“此用正式作战、用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应以政治工作为主，再配属正规军特种训练多数之小部队，须纪律最严明，政治知识最充实之官兵编组之，如此进剿，方能有效也。”在“部署概要”部分，蒋氏批示再次重申：“此项恐不能实施，在淮海以北地区，如用正规军与之斗争，不能奏效，或反吃亏。”在“附记”部分，蒋的批示又对进剿时间过长提出异议：“此种进剿不可用长期计划，只要侦察准备时间充分，若一开始动作，最多不能过半月，必须用最迅速移动与之一网打尽。如果半月时间未能奏效，则可暂时向安全地区集中，作第二期进剿办法方为妥当。整个正规军在淮河以北地区防剿至半月以上，即使伪军不能阻碍我行动，而倭寇亦将乘机来攻也。”可见在国共和日伪三角斗争错综复杂的华中敌后地区，蒋介石对上述“进剿方案”能否顺利实施并不十分乐观，事实上，直到皖南事变发生，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方案尽管几经修正，但终究还是没有能够如愿实施。
为防止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北渡，国民党第三战区也有“制裁”江南新四军之预案。1940年2月27日，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手令：“上饶顾长官：第三战区内之新四军以及共党之行动，应严密注意防范。如真有越轨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
4月2日，顾电复蒋，提出了“预防并准备制裁”江南新四军的三项办法：
一、第五十二师应抽集、控置至少两个团兵力，准备对付该军主力，以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即预为必要准备，随时严密戒备，免为所乘。
二、第一四四师必要时由绩溪进驻旌德，预密为制裁之准备。
三、电冷副总指挥及另派员，确探其是否遵命南渡，并设法牵制其北渡或向南陵方面转移。
顾祝同在最后特地请示：“上三项除饬遵照妥密准备外，必要时拟断然予以制裁，以遏乱萌。可否之处，谨电鉴核示遵。”蒋介石很快批准了顾的预案，于4月5日复电：“查所拟三项办法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并将实施情报续报。”这是迄今查到最早出现顾祝同与蒋介石密谋部署军队“制裁”泾县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档案实证。后因1940年夏天国共双方重开谈判，此案遂被搁置。但是蒋、顾图谋皖南新四军的企图却从未放弃。9月11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请示对皖南新四军“可否立即紧急处置”？9月30日，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手谕：“特急，上饶，第三战区顾长官：对于长江南岸之新四军可照前批复之准备一切，但暂取包围监视之态势，待命再行。因现正与共党商讨黄河以南各该部队限期集合于河北也。如洽商不成，再行解决可也。”1940年11月4日，蒋又对顾发出手谕授其机宜：“顾长官，如对江南新四军行动时，应须事前充分准备与详细侦察其内情，并须派优良有力军队担此任务，不可随便行动，反为所乘，则事后更难收拾矣。务希十分慎密为要。”顾祝同心领神会，雷厉风行，授意上官云相从对日前线调来重兵，步步向泾县云岭方向布阵紧逼，并加派联络参谋闻援到云岭刺探新四军军部动向。
1940年11月14日，军令部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上报蒋介石，拟调动上官云相、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洲、王仲廉、韩德勤等各部总计30万兵力，分期分区域进剿华中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在12月7日批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但时期当略展缓，须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故本计划可暂缓下令。”根据蒋、顾迭次指示精神和要领，上官云相主持集团军参谋处于12月29日拟定《第三十二集团军进剿匪军计划》，将进剿皖南新四军的部队分成左右两翼，由第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任右翼军指挥官，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刘雨卿任左翼军指挥官，命令新七师、四十师、五十二师、一0八师、一四四师、一四五师于12月31日以前秘密推进至泾县、青阳、南陵一线构筑工事，另调第六十二师和七十九师置于太平、石台、旌德一线作预备队保持机动。其作战要领是：“攻击开始后，两翼军协力先进出南陵、戴家会、峡山口之线，尔后向北压迫，务于长江南岸歼灭之。”总的方针是：“于苏南方面对敌伪及匪军采取守势，以主力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该作战计划特别注明，“进剿开始时日另有命令”。
综上所述，可见国民党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前，确实有在大江南北“肃清”、“剿灭”新四军的预案，只是对在何时何地动手，显得非常谨慎，其发令枪始终牢牢地握在蒋介石的手中。
第一百九十九章糊涂的苏联顾问（）
崔可夫少将后为苏联元帅1940年秋来到中国担任苏联军事使团团长即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斯大林给他布置的任务除了指导中国的抗日战争，还要求他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
两名顾问日里耶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都是很有经验的苏军干部，作战经验丰富，对党忠诚。以舒金上校为例，他1928年加入苏共，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远东红军当步兵团长时还和日军交过手。他参加过苏军反击日军的张鼓峰战役1938年7月底爆发，1938年8月13日结束，苏联方面称其为喀山湖战斗，战功卓著，还得过军功章，虽然性格豪放粗犷，喜欢喝烈性酒，但是心很细，工作自有一套。在来中国之前，他们就受过集中培训，深知中国此行的重要性。崔可夫来重庆后，也与他们交流过，对他们还是很满意的。
所有苏联顾问都非常明白，他们来中国是代表苏联向中国伸出援手，也是为了保卫好自己的国家。如果国民党政府战败投降，则日本可能进占西安、成都、兰州、酒泉，甚至乌鲁木齐，从而威胁到苏联的远东国土。那样的话，日本空军甚至可从容轰炸苏联苦心经营了20年的国防工业要地乌拉尔……库兹涅斯克重工业基地。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苏联要把后来在卫国战争中建立奇勋的朱可夫、崔可夫这样的名将派到中国对抗日本。日里耶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两人自然也深知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但他们却没料到在自己眼皮底下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在于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敌意和对苏军顾问的蒙蔽。以顾祝同为中心，上至蒋介石，下至各个师长、团长，都对以前的死对头……共产党军队怀恨在心。此前，在河北、晋西和苏北等地，国民党军曾与中共军队发生冲突，但是都以国民党军惨败告终。所以，国民党部分军事领导人心理上极不平衡，认为那纯因地方军队战斗力太弱所致，故必欲报复。
另外，当时国民党想把中共军队全部限制在冀察地区，这一无理要求被中共拒绝。与此同时，新四军江北陈毅部还与国民党军的韩德勤部发生了猛烈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顾祝同等人想从军事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共产党的愿望自然更加强烈。国民党为此决心不惜武力驱除、消灭皖南要害地区的新四军。恰逢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叶挺在撤退到长江以北的问题上犹犹豫豫，这在顾祝同等人看来，更是个好机会。
对此凶险局面，日里耶波夫和舒金却毫不知情。他俩带着电台技术员两名，炮兵、工兵、通讯兵顾问各一名，被顾祝同别有用心地安排在第三战区总部屯溪现在是黄山市政府所在地城内的舒适宅子里，这儿花木繁茂，庭院幽深，但却不易于和外界联系。顾祝同还借保护之名派了一个班的卫兵进行监视。虽然两名顾问每周都参加顾祝同或其助手主持的军事会议，提出很多建议，与总部参谋、下属各集团军总司令等人混得挺熟，但他们两人身为顾问，在很多方面却得不到准确消息。
在第三战区总部的国民党军人内部这样说：＂苏联顾问是共产主义国家派在国军中的探子，若让他知道国军打共产党新四军，于我们很不利。＂两个顾问也很想多了解些情况，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加上和当地共产党没有联系，所以对国共两党的斗争情况一点也不清楚。
另外，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一项规定也束缚了他们的手脚，按照他们和国民党政府的约定，苏联军事顾问不能直接联络中国共产党人，在八路军所在的第二战区由阎锡山、朱德领导就因有八路军而未设苏联顾问，因此日里耶波夫和舒金一时也没有多少办法。
第二百章被活埋的通讯员（）
1940年秋，舒金上校被调往三十二集团军驻宁国位于安徽省东南部总部做顾问工作，按照规定，日里耶波夫和舒金要定期用自备的军用电台和自己的电报人员向在重庆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发电报，报告情况，保持联系，而且电文内容和严格保密，第三战区总部无权检查。此时为暗算皖南新四军，战斗力较强的第三战区的三十二集团军被调入皖南山区部署，集团军司令上官云相为了保密，煞费苦心。他回避与舒金上校会面，只让参谋长出面应付，甚至送给舒金作参考的军队部署图居然也是假的，而翻译也拿着假部署图胡乱解释一通。在第三战区总部，顾祝同等人也对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