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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稿一看就是大家所书，当然是陈布雷——这位蒋介石口口声声叫着布雷先生的人所写。
此文稿一出，不但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也得到了当时绝大多数人的赞赏，特别是那句“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一时成了当时主要宣传话语。
在延安的我党领袖毛主席，过后也指出：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的《抗战宣言》“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
（四）。
蒋在完成上述发言后，又显示了一次真正“一把手”的做派，他说战事紧急，先走一步。看都没看汪一眼，又把当时国民党的名义上一把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晾在一边了。
第二十章低调俱乐部（）
（一）。
庐山谈话会结束后，与会人员大都回到了当时的首都——南京。此时北平、天津早已开打，北大是回不去了，校长一时做不成了，胡适也和他们一齐回到南京。
庐山会议既然定了、宣布了当时国民政府坚决抗战的决心，就要看如何具体落实到那些人、哪些部门了。但众所周知，南京政府的一班人，从来就没有团结过，国难当头也不例外。
（二）。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周佛海就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了一幢花园洋房，为了怕日后日本飞机的轰炸，特在花坊下造了一个大地下室。
1937年卢沟桥打响后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家伦、胡适、陈立夫、张君励等人，常来此躲避空袭。他们常常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
胡适自嘲为“低调俱乐部”，这和蒋梦麟曾自嘲自己为“北大功狗”一样，保持了当时北大人“擅于”自嘲的传统。
汪精卫虽没有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俱乐部身后的影子，在国民政府的上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倡导所谓“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指挥下的部队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实际上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国民政府。”
陈布雷、熊式辉也常来，他们的调子也不高，但他们是委座的“侍卫内大臣”。不久熊还带来了蒋介石的告诫之语，大意是：不能动摇，不传动摇的话，云云。
（三）。
当7月28日，中国军队在南苑惨败的消息，传到当时的首都南京，传到他们耳朵里，更引起胡适他们的恐慌。他们积极活动，竭力主张于日本和谈。
此前不久，汪精卫曾希望推荐胡适担任外交部长。汪精卫推荐的依据，主要还是胡适同意他的主张；但“一把手”蒋介石却暂未同意，主要原因大概是蒋怕胡适是汪精卫推荐的，如果他就任外交部长之后，一切都以汪精卫的意思办，在外交上他蒋某人不是被架空了吗？其实，蒋介石是知道胡适的才华，和胡在当时西方人眼中的地位的。
所以说，有时人太聪明和太有名望，也成了一件错误的事了。当时国家正在最急需用人之际，而胡适这位大家，直到此时，还没有着落。
现在，“低调俱乐部”的一班人建议：外交路线不能断，力推日本人欣赏的，既年轻又资深的外交官员高宗武负责打通关节，同时决定要找一个要能负责的，又能使蒋委员长言听计从的政治家，来做历史上常出现的那种力挽狂澜的“社稷之臣”，希望他能像历史上著名的郭子仪、曾国藩等等一样，挽狂澜于既倒。
胡适看重的人是陈布雷。于是便有了前文所述的上书委员长的一幕。
第二十一章怎样转呈委座呢（）
（一）。
陈布雷晚些时候回到办公室，一进屋，便问秘书有没有急件？
秘书把经登记的文件都捧到了陈的办公桌前，陈翻阅着，看到了胡和陶的信。陈布雷展开信，见有好几页纸，面上一页是陶希圣的手笔：
“布雷先生：
本日下午五时，希同胡适之先生奉谒，未遇为怅。我等以为川越之南下，中国政府只有两种态度（一）为拒绝其入京（二）为积极表示政府在决战之前作最后之外交努力。希等主张第二办法，并主张与之作一刀两段之方案，即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而收回并保持冀察之领土行政完整。其冀察部分希仍主张以实力保守沧保线而以外交手段收回平津。此种意见之意义在运用我国可战之力与必战之势，不轻启大战，也不避免大战。盖大战所耗之力亦即我国之统一与现代化之力。若轻于用尽，必使中国复归于民六，民八敌方纷争时也。望先生为委座陈之。
弟陶希圣上，五日”（此信与本章中选用资料现存台湾蒋介石档案中）
这封信的大意，陈布雷事先是清楚的，因为胡适前两年就愿赴日本任大使，蒋一直未答应。蒋和陈私下里聊的意思，论胡的水平做驻日大使是大材小用，主要是因怕他到日本后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境遇，把他派到讲法制一些的国家去可能更好，现在来看看他对中日关系有什么好建议？
（二）。
陈布雷把陶手写的一页放在一边，继续看下面的内容，下面是四页具体建议条款，用红格稿纸，直行书写，看字迹是胡适的亲笔：
“原则：解决中日间一切悬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建立两国之友谊与合作，以建立东亚的长期和平。
方针：
（一）中华民国政府在左立条件之下，可以承认东三省脱离中华民国，成为满洲国；
1。在东三省境内之人民得自由选择其国藉；
2。在东三省境内，中华民国之人享受居留，经营商业，及购置土地产业之自由。
3。东三省境内之人民应有充分的机会，由渐进的程序，做到自制独立的宪政国家。
（下略）”
看到这陈布雷看不下去了，他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步，心想，胡适之，胡适之，你这么这么糊涂，庐山谈话会你又不是没有参加，委员长对汪精卫撂脸色你不是没见到，到了这种时候，东三省早就被占了，平津也被占了，还出这种馊不可闻的主意，说得重一些不是动摇民心吗？
要在平时他肯定先把胡适的信举起来，欣赏一下胡适的行文笔法，如果再有个把文友在旁，他们一定会说，我们先来猜猜胡适之最后如何，怎么写？如果谁猜中了，大家一起相视哈哈大笑。
可现在，陈布雷笑不起来。他知道，这建议书虽然是胡适亲笔，但肯定是一批人的意见，即所谓”低调俱乐部”的成员的意见，只不过利用胡适的名声，和胡适这个大名鼎鼎的大知识分子急于表达忧国忧民的想法，由他说出来罢了。
他继续看下去：
“（略）
外交手续：
1。两国政府商定上项方正（不公布）之后，两国政府同时宣布撤退两国军队，恢复七月七日以前的疆土原状。中国军队撤退至河北省境外，日本军队撤退至长城线外。北平天津及河北省（下略）
2。（前略）交涉之结果，作成详细条约，经两国政府同意后，由两国全权代表签字。”
（三）。
看完胡的条陈，陈布雷点燃了一根香烟，这一般是他准备写东西的前奏，一支烟抽完，他还没有动笔。
他想，怎么写呢？要自己赞同吧，显然是不可能的！说些狠话吧，又怕蒋先生发怒，伤了胡适等人的爱国情绪。抽完第二根烟，他拿起笔，写就几行：
“兹有陶希圣、胡适密陈国事一函，所言或未必有当，而其忠诚迫切，不敢不以上闻，敬祈睿察。”
最后两字陈布雷本来想写“明鉴”，又想这两字有点调侃意味，还是写“睿察”吧，他想蒋先生应该会明白他的意思！
写完，把它们一起装进那个信封，对值班秘书说，务必尽快呈送委座！
第二十二章委座召见（）
（一）。
第二天，胡适就接到侍从室的通知，蒋委员长将召见谈话。胡适和陶希圣还以为是他们的条陈起了作用。估计蒋因最近战事忙，召见时间不会长，不可能作促膝长谈，胡适又事先准备了一份长函，用来补充谈话的内容。胡适甚至做了遭喝斥的准备。
蒋委员长召见果然时间不太长，但蒋的态度却出奇的温和，除了听胡适说了自己意见要点外，还说了几句关心胡适个人的话，但对于胡陶条陈的内容，却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二）。
其实，蒋才看见陈布雷从侍从室转来的信时，也是非常恼火的。心想，胡适这个书呆子，出啥风头啊，说说意见就罢了，还上书，肯定又是那个汪兆铭的主意，叫我表态，表啥态啊，明摆着就是向我要权！现在国内各派都愿听从我的领导，连共产党都和我谈好了，准备接受改编，共同抗日！这个，恩来不是人前都喊我蒋校长吗？想到这，不由地又暗骂了汪几声“xx皮”。
布雷先生这是怎么了，这种信也要转来给我看。承认东三省独立？日本要的是全中国！这都看不清楚？
其实，蒋和陈背后也谈过胡适的安排，主要是怕胡适与日本人搞外交，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把胡派到表面上讲法治一些的国家，效果可能会好一点。
再等他仔细看了陈布雷附的的短信后，他明白了陈的用心。布雷先生这不是明摆着要我宽慰胡适，让他离汪他们远一点吗？还什么“低调俱乐部”，我不是已叫身边的熊式辉去打过招呼，叫他们谨言慎行了吗？好，你们叫书呆子来玩，我再敲打敲打你们！
（三）。
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会议室里，将星闪烁。在此召开的国防会议，本来应是最高级别的研究国家战略方争的会议。这时候北平天津已被鬼子占领，鬼子的下一个目标不用说，就是当时占中国工业半壁江山的上海，然后沿当时中国最好的铁路线——京（南京）沪线直取当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与占领华北的鬼子南北呼应，妄图一举摧毁中国军队的抵抗。当时有多少战略上的部署需要讨论啊！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但蒋介石却在会上介绍说，这个，某学者前两天给我上书，说用承认东三省来和日本人议和，他没有点明是胡适，却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在座的大都是国军的最高级军事将领，一听这话，感觉受到愚弄一般，大都跳了起来。
庐山谈话会前刚担任参谋总长不久的程潜将军，曾被蒋和桂系胁迫闲居上海六年。蒋起用他一是大战在即，到处要人；二是历史上湘军一直是能打仗的，用程潜能拉拢湖南的部队。说到底了，无论到什么时候，蒋都把借日本人的刀，来排除异己的方法放在首位。
一生不打糊涂仗的老同盟会员——程潜将军知道内情，一听蒋的话后，他马上站起来，直接就骂胡适为汉奸。国民党五院院长之一的司法院长居正提议逮捕胡适。这不是指着和尚骂秃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