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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蒋一看这样的情形，心里自然很得意，他决定再烧一把火，刺刺汪那班“拆烂污”的人。
第二十三章全体起立（）
（一）
到了晚上，仍在国民政府会议室，召开了国防联席会议。如果说白天的会议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吧，那晚上的会议就相当于“政治局扩大会议”了。既然白天的会定了调子，晚上的会主要是宣传发动和具体落实了了。有了白天的一幕，当然谁也不会再当面提反对意见，而被人指着鼻子骂汉奸了。
这个会议吗，主要就由蒋发言了。蒋介石说，这个，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如果能与于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否则，今天虽能把日本人打退，明天又另有事件发生。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敢再肆意的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的行为，大家要我表态，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划为疆界。
同时有许多学者说，你不能将几百千年的民族结晶，牺牲于一旦，以为我们不可以打仗，并难以打胜！
蒋的这段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冠冕堂皇，但细一推敲就不对了：中国的国土是全体人民的，你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有何权利出卖国家的利益，来换取南京统治集团一小撮人一时的安定？而让广大的人民成为亡国奴？
喝了一口水，蒋又说，这个，要知道日本人是没有信义的，他要做的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的，绝对做不到的。
蒋的这段话，对日本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与其说是爱国，倒不如说是提高自己的威信，因为那时的中国，在西方发达国家眼里，只不过是一盘散沙，谁都能来捏你一把，有什么国际地位而言？
蒋在这次会议上讲话中，有点积极意义的话是：革命的战争，一定是侵略者失败的。日本人只能看到物质与军队，精神上他们都没有看到。各位同志，大家今天要有一个决定，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仗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仗不可。
会议的最后，经蒋提议，以全体起立的方式表示抗战的决心。到这个时候，怕是想不站起来的人，都得站起来了。
此时已到什么时候了，已是8月7日了，除了北平天津已给日本鬼子占了之外，而这些国民政府的大员们，才刚刚表面上统一了思想！此时离8月13日，抗战中最大的战役——第二次凇沪会战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也就是说双方兵力超过100万人的海陆空大会战，真正的备战时间，只有一周不到，当时中国军队的主力国军部队焉能取胜？也就是说，抗战初期的局面未战先知了。
（二）。
会议结束后，蒋还做了一个颇有戏剧化的事，就是拿起会议上用作在军事地图上划线划点用的红蓝铅笔，用蓝色的一头，在那个装有胡适和陶希圣意见的信封上，写了一个“胡”字，和一个“存”字，像历代封建君主的做法一样，将其作留中处理了。
（三）。
现在影视剧中，常常把蒋描绘成除了只会说几句：“xx皮”外，胸无点墨。但从庐山谈话会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两次会议来看，蒋在陈布雷等高参文化人的帮衬下，调和国内各派（除中国共产党外）还是颇有一套的。但蒋也仅仅只有这么一点“术”，对于整个国家的抗战，我们现代人从史料中，并没有看出蒋有多少整体的构思和方针。
（四）。
而此时延安和日本方面在做怎样的准备呢？
第二十四章骄狂的日本大使像谁（）
（一）
虽然蒋委员长两次都没有点名胡适，但明眼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胡适这么一个博古通今的大学者，难道就看不清当时的形势？
这除了以胡适为代表的那一班人，害怕中国一打就散，一打就亡以外；还与当时的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茂玩弄的欺骗手法有关。
川越茂即陶函中所提川越，原任日本驻天津总领事，1936年被日本外务省提拔为日本驻华大使；1937年初奉调回国；1937年6月再度出使中国。6月他出使中国，7月日本就全面进攻中国，可见他是完全清楚日本最高当局的意图的！7月7日卢沟桥开战。第二天，川越声称赴北平“避暑”，实质是虚与委蛇。川越从上海北上后，不到北平，却滞留在天津，为的是观察华北方面战局的变化情况。南京日驻华使馆的一切交涉均有使馆参事代理，可见其骄横的态度。
日军7月底占领了平津后，8月3日川越离开天津，经过大连南返，这让南京政府那些主和派们仿佛看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
离开天津前，川越茂还腆着肚子，自得意满地向中外记者发表了一通讲话，大意是：我担任外交使命，就是努力将此事件（指卢沟桥事件）和平解决。结果如何，另当别论，我一定尽力从事和平解决。
川越并且还称：我仍然希望日中关系在最危机的线上可以转换，尽力调整两国的外交，等等。
而实际上日本正在从国内向上海增派主力师团，对他还抱有幻想的人，真是短视，近乎愚蠢了。
（二）
1937年8月9日，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官兵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驱车闯入虹桥机场挑衅，被机场保安队击毙。驻沪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挟中国政府撤退上海保安部队，撤除所有防御工事。遭拒绝后，即动员驻上海4000人的海军陆战队及舰艇登陆人员和日侨义勇团共万余人紧急备战。10日，日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在吴淞一带集结大小舰艇30余艘，驶入黄浦江示威，并急调在日本佐世保港等待时机的舰艇和陆战队开赴上海。11日，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密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第87、第88师到上海杨树浦及虹口以北布防。同时令海军阻塞江阴航道，令空军主力由华北向上海方向转场。13日，日海军陆战队首先由虹口向天通庵车站至横浜路段开枪挑衅，再以一部向宝山路、八字桥、天通庵路进攻，被第88师击退。
但蒋介石政府想和日本和谈的工作却一直在做，曾经请德国帮助调停，但在战场的节节败退，又怎么可能让日本鬼子停下脚步？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靠谈判就能得到？直到1941年，日本当局明确表示不以蒋介石政府为中国代表而谈判，蒋偏安的想法可能这才作罢。
（三）
镜头摇过，近80年后，日本首相安倍在日本率先在钓鱼岛惹事，却再发狂言，指责中国改变领土现状。爱好和平的我们要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啊！
第二十五章西安事变前后（）
（一）
1936年12月初的一天，西安机场上军乐响亮，旗帜飞扬，穿着笔挺军服和其他衣着光鲜者，人数众多，外围警戒的部队围了好几圈，显然是迎接哪个大人物的驾临，这个大人物就是蒋介石。
这次蒋介石飞赴西安，是来命令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的中央军，把中国共产党及所属部队赶到蒙古边境上去。
此前，张学良的部队曾经进攻过红军，但遭到惨败。张、杨遂与延安达成默契，互不侵犯，暗中接济红军。
此时，全国抗议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学生、群众运动此起彼伏。而蒋介石却还想鼓动失去了家乡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去杀红军，理所当然遭到张、扬二人的反对，并在12月12日起了兵变——西安事变。张、扬二人随即通电全国，要求重建抗日政府，并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
就在全国人民以为这次蒋落在了他屠杀了无数人的共产党人手里，肯定在劫难逃时，中国共产党却选择了逼蒋抗日，和张学良一起，放蒋回了南京。实际上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万里长征的生死考验后，逐渐成熟的表现！
但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立即对张学良等进行了谴责。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苏联的最高机关报《真理报》12月14日的社论就甚至说：“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他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
在斯大林答复中共中央，对处理西安事变的意见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斯大林的电报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
当时，蒋介石和美国的关系维持得尚好，这预示着英国和美国可能会逐渐增加对蒋介石的各方面援助。斯大林说：“只要蒋介石能够抗日，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斯大林在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上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时，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时避免两线作战。”权衡利弊，斯大林极力反对中共某些领导的杀蒋计划，要中国共产党力促事变和平解决，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1936年12月16日，斯大林代表苏联政府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电报，后来被称作“莫斯科回电”。电报说：
第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的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斯大林对中共中央不少人主张杀蒋的态度是反对的。斯大林在给中共中央的复电中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
第二，既然这次行动已经发生，就应该考虑实际情况，中共中央要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事变：（1）通过吸收几名抗日运动的代表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办法改组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实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实行合作抗击日本侵略；（4）与同情中国人民反击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实行合作。
莫斯科回电反对共产党杀蒋的主张，其实，这早在毛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意料之中。但他们大都很气愤，据说毛主席气得直跺脚。中共中央领导生气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未和中国的同志们商量，就公开谴责张学良等，老子天下第一的态度十分明显；二是对张学良等的反对意见，应该有中共转达吧，否则中共派去西安的不少人员，包括周恩来副主席，岂不是有生命危险了吗？于是延安采取了不理会的态度。
后来，斯大林又亲自草拟了电报，劝告中共中央说：“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在后来解密苏联的有关文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当时的态度，斯大林曾私下与苏联高层领导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中国抗日领袖，中国共产党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