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事后毛泽东说：“广西事件让民主党派钻了空子。”可见，毛泽东广西饿死人并没有吸取教训。广西的干部更是没有吸取教训。1958年重犯了比1957年更为严重的错误。
1958年9月9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环江县位于广西北部，总面积4500平方公里，居住着毛南族、壮族、水族、汉族、苗族、瑶族、侗族等多种民族。环江是个产粮食的大县，县内森林资源丰富。
1957年以前在这里任县委书记的王定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介绍了环江事件。本节资料取自此文。
1956年，全县初级社全部并为高级社，实行集体的生产和统一分配。大石山区一些居住分散的农户，为了参加集体劳动，五更前就要起床，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劳动地点；下午集体收工后，回到家中已是半夜。在分配中也出现很多弊端，群众反映强烈。根据实际情况，1956年，这个县实行了“水稻三包（包工，包资，包产）到队、到组、到户，超产奖励，旱地零星作物下放到户”的作法。1956年11月5日，王定就此向宜山地委作了专题书面报告，地委以文件形式批转给各县委并加了按语，要各县参考，同时批准环江县可以搞试点。后来，这一方案被戴上了瓦解农业合作社、破坏集体经济、带头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环江县委改组。原县委四个正副书记三个划成右派，书记王定划为“极右”。
清除了一大批“右派”分子以后，新任县委书记洪华等人就放开手脚“大跃进”。他们提出了“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号。洪华宣布，粮食产量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为了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经过县区两级精心策划，决定选用并篼的办法，柳州地委（这时环江已改属柳州地委）向县里暗示：“……湖北三万斤亩产的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里去了。全国卫星没有十万斤，恐怕是放不出去的。”
根据地委亩产十万斤的意图，县里派出了县委管农业的副书记季某和农业部副部长覃某等一批人，于1958年8月22日前后，召开专门会议，8月23日开始行动。
具体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1。13亩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再犁耙、深耕，将大量的肥料施入田中，然后耙融耙烂。8月28日到30日内，动员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地县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近千人，从几个生产队的一百多亩水稻田中，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连根带泥移到试验田中并篼。由于不分昼夜，那块田并篼两天即告完成。其植之密，乃至小孩在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
在并篼过程中，为了使禾苗不倒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篾片拦腰，将田块分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一块的方格子中。移植的禾苗不透风，就用喷雾器改成的鼓风机，由十个人轮流鼓风，昼夜不停。此外，还用纹帐将粪水过滤后，用喷水壶喷洒。
1958年9月初，环江县委向柳州地委和广西自治区党委报喜，声称要放一颗亩产10万斤的全国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广西自治区党委、柳州地委随即发函邀请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到现场采访报道。还组织检查验收团，成员有党政领导、政协领导，还有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以及有关科研院所的水稻种植的专家教授。
1958年9月9日上午10时，举行了有6000多人参加的开镰仪式，收割时把田里收下的谷子一担一担地挑起排成长队，在县城的主要街道游行两圈后，再挑进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上街游行时，在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从粮库里挑出的谷子跟在游行队伍后面，这样，挑谷子游行的队伍一下子就增加了两倍多。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县委大院堆满了谷子，统计人员从登记簿累计出数字，这块试验田共1。13亩，当天收割了1。075亩，收到干谷140217。4斤，折合亩产130434。14斤。就这样，一个全区、全国、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魔术般地“创造”出来了。
事后细心的人士作过了解和统计，当天在这块收割的1。075亩稻田里，实收谷子26000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又挑出了67000多斤谷子参加过秤，另外47217。4斤，则是团团转、重复过秤“创造”的。
环江县向上汇报的数字是，1958年粮食总产量是3。3亿斤，而实际只有1。05亿斤（这个数字也有水份）。产量高，征购也就多。1958年的征购任务是1957年的4。8倍。这么高的征购任务肯定是完不成的。于是就反瞒产私分，把农民仅有的口粮都搜罗尽了，但是催交征购粮的压力不减。到1959年春，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四五月份死人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广西自治区党委给环江批了100万斤统销粮，才免强渡过1959年上半年的饥荒。
1959年8月庐山会议以后，更加紧了反右倾保卫“三面红旗”的政治运动，新一轮高浮夸、高征购的浪潮超过了1958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粮食总产量任务是9。9亿斤，比1958年的3。3亿斤又增加了两倍，而当年实际总产量只有0。828亿斤。上级分配的征购任务是贸易粮0。71亿斤（折合原粮1亿斤），超过了全县粮食总产量一千多万斤。实在没有办法，后来将原来报的粮食总产量由9。6亿斤调整为2。4亿斤，征购任务调整为0。385亿斤贸易粮。10月20日，在地委三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洪华报喜：已完成征购任务0。388亿斤，后来才知道实际放库只有0。1881亿斤。
为了完成上交征购粮任务，环江县委按广西自治区的布置，将各集体小仓库里的粮食作为征购粮一起并入国家仓库，这样总算完成了征购任务0。3156亿斤。
县里既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又实行饿死人也不给开仓的政策，谁若擅自开仓，轻的开除党籍、公职，重的挨批挨斗，甚至被整死。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不忍让群众活活饿死，开仓库拨了部分粮食给断炊的群众救急。洪华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指着崖的鼻子大骂：“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崖日坚。”当场宣布开除崖日坚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被罚站到散会。此后又被拉去县里和村里，召开大大小小的斗争会，轮流斗争后还不给饭吃。在一次斗争后，这位身强力壮的三十多岁农村干部走不到两里路，活活地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讨饭。县委即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死去44人。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照洪华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这个县的反瞒产私分是以反右倾的政治斗争形式开展的。在会上，由各大队选一个报产量最高的生产队为标兵，要其它生产队向这个队看齐，达不到的就算瞒产私分，就要挨批受斗。让报得多的生产队干部去批判报得少的生产队干部，在批判时，不愿多报的、报不出瞒产粮食的就要送去“小劳改”，不给饭吃。在县委书记蹲点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竟逼死13人。洪华还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几个不要紧。”
面对群众的灾难，有良知的人冒着危险为民请命。1959年3月，环江县人委干部谭绍儒以环江县城关区公所的名义向中央和报社写信反映饥饿情况，要求上级到环江调查。此信被洪华截获，他指令分安机关拍成照片，在全县范围内查对笔迹，追查写信人。谭被查获后，在全县轮流批斗，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为了掩盖死人真相，洪华给邮局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县委审查。”有的环江籍战士回家探亲，见家人饿死，写信到报社，被批回环江调查。结果，有的被开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劳改。
情况被封锁，得不到外界救助，饥荒愈演愈烈，因饥饿造成浮肿、肝炎、干瘦、妇女子宫下垂等病人不断增多。在1959年到1960年间，环江县到底死了多少人？没有人作过统计。1954年环江县人口15。7万人（人口普查人数），1959年全县人口已增至17万，而到1962年，全县人口只有12万人（全县统计发布票人数）。粗算起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4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这一。另有一种分析是环江县当时死亡5万人。1959年到1960年死亡率是：城关公社陈双大队为26％，付点公社中山大队为46。57％，驯乐公社康宁大队为45。5％。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岩口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全部死绝了。据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分析，其中饿死的有1500多人，斗争吊打至重伤而死的有82人，当场斗死的有15人，开枪打死的5人。全家死绝的5户。
后来，广西区党委觉察出环江县的问题，1960年3月，派出一个检查团到环江调查。洪华等极力封锁情况，给调查组设置障碍。他们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威胁说：“乱反映情况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洪华指摘调查组“不怀好意”、“专找岔子”，还说：“这些年轻人无知，生活在城里，很少下乡，下来专找死人的材料，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
县委副书记韦某腰挂手枪，威胁反映情况的人说；“你反映（死人）的情况如果真实，坟头在哪里？你敢签名盖章吗？”检查组工作困难重重，检查工作无法进行。后来因环江县情况越来越严重，饿死人无法掩盖，广西自治区党政领导亲自到环江，调查工作才得以进行。
经调查团调查，环江县大量饿死人的事实被认定。1960年6月，县委书记洪华被撤职，改任地委财贸部长。1960年冬，在整风整社（有的地方称民主革命补课）中，被揪回环江县批斗。1960年3月2日，在环江县干部群众大会上，宣布开除洪华的党籍，并逮捕法办。后被判有期徒刑5年。1980年，洪华被平反。
4，中宁事件
宁夏中宁县是个小县，1958年人口只有11万，当时属甘肃省银川专员公署。1959年冬到1960年春，在全县范围内发生了因饥饿而死亡、浮肿和外逃的惨痛事件。据官方公开披露的资料，全县死亡1801人，浮肿2605人，外逃8518人。和其它地方的饥荒相比，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为什么死亡人口这么少却成为向中共中央和全国通报的“中宁事件”？我们只能对这个数字存疑。
问题还是发生在粮食方面。1957年，银川专员公署下达粮食产量计划为8553万斤，12月，在批判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的“右派反党罪行”时，中宁县委书记齐丕文称1957年粮食产量达9000万斤。县长贺锦绣提出异议，被当成右倾受到批判。实际上，1957年粮食产量只有6948万斤，完成征购任务2144万斤，占实际产量的30。8％。
1958年原定粮食计划指标为1。1亿斤，传达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的大会上，改为1。6亿斤。会上再一次批判了县长贺锦绣，并被调离，由齐丕文一人兼县委书记和县长。接着，中宁又放了两个“高产卫星”，秋收还没有结束，就上报粮食总产量达1。68亿斤。中宁县成为全国农业先进县，齐丕文进京出席了全国农业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