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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形态的整合等于是整体附从（integral subordination），是戴维·琼森（1985）称之为「优势结构」（Structure of dominance）的条件促成的。他所指的是，一般百姓若是佃农身分，极少能够摆脱与乡间地主的关系而自主，若是学徒身分，极少能摆脱与城市里雇主的关系而自主。这种依附较高权威者的意识，反映在平民百姓的文化活动上。民间文化的文字记录包罗甚广，有皇历、宗教经文等等。地方戏曲或其它剧种也属于民间文化，其演出与剧团组成多是在有市集的城里，也有的属于乡村或宗族子弟。无论是那一种类，整个民间文化中不容许表示异议的声音存在，若有的话也要尽全力予以扑灭。
政治体制与文化的整合支撑住清朝第二大任务的合法性，亦即前面说过的，巩固外族王朝的统治势力。驻防戍卫的满洲旗兵在同化中渐渐腐败而拮据，有许多不能用自己的农地维生，卖了土地也同时丧失生计，更有的娶了汉人女子。其间，满族的领导阶级仍以抓牢汉人士大夫的忠忱为要务。科举制造出来的士大夫阶级人数远超过可派给他们的官职空缺，为了不让这些人闲着，清朝皇帝积极奖励学术，赞助工程浩大的典籍整理编纂。这不仅仅是精明的机会主义，本质也是在履行朝廷的职责。汉、隋、唐、宋、明各朝都有皇帝大收内府藏书。明成祖更于一四○九年编《永乐大典》，这部百科全书共有一万册，许多著作都被抄录编入。康熙皇帝时代编成了著名的《康熙字典》，以及一部共含五千零二十卷的百科大全。肯待·盖伊（1987）认为，这种编书计昼显示皇帝对于一切文宇著作有责任、有控制权，同时对于教育和所有读书人的思想也负有责任、有控制权。
清高宗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共促成大约六十种典籍问世。自一七七二年起的十年中，他进行汇集所有中国要籍，按经、史、子、集四类编辑成《四库全书》。经审阅一○、八六九种书之后，选中三、六九七册扩入其中。这样大部头的书根本不能印，总共只修成七部，共三六、五○○卷，是用人力抄录的。印制的目录就长达四、四九○页（不堪评阅书籍泛滥的普立兹奖委员会应该鼓起精神来了）。整个编纂计划是由提倡考证学的人士主导的。
盖伊指出，各种笺释疏证由非官方的学者——包括考证学界保守的「宋学」派与较大胆的「汉学」派——整理研究之后，负责编纂的官僚们才在家长般的独裁皇帝监督之下进行编辑。皇帝如此参与的过程，也是支撑其合法性的一个条件，因为这证明皇帝在尽自己的职分。中国皇帝「在学术与知识生活上的特权，大不同于我们在西方所熟悉的一套」。他们「不但是政治领袖，也是贤明的智者，是经书古籍的总管」。我们不妨说，这个道理自商代起就留存在中国政治体制之中了。
清朝廷逐渐利用其庞大的藏书为工具，进行文字查禁。虽然盖伊认为，编书最初的目的并不像西方学者假设的，是要查禁书刊。不过清廷确实曾积极扫荡对异族统治者不利的言论。在搜集各类书籍珍本的同时，编纂官员也找出一切有违官方正统的言论予以销毁。搜集过程中，常需以高价购得珍本，甚至挨家挨户搜购。查禁的书种包括有关军事或边关事务的论着，有贬谪夷狄胡人的字眼者，尤其是赞扬明朝者。遭查禁的书总共大约有二、三二○种。文字狱使涉入编书工作的数千读书人和文官都更加谨慎。有一个名叫王锡侯的人编了《字贯》批评《康熙字典》的内容，还把清朝皇帝的名讳刊印其中，犯了欺君之罪。王钖侯本人被处死之外，其二十一名家人变成了奴隶，赞助他出版字典的江西巡抚也惹上杀身之祸。
外族专制统治的代价实在就是无休止的警戒。孔斐力（Philip Kuhn，1990）的研究指出，一七六八年间，乾隆皇帝必须应付盛传的妖术引起的恐慌。据传说，此种妖法是以剪掉男子的发辫摄取其灵魂，民间百姓莫不恐惧被摄魂。不久，皇帝觉察，对于象征效忠清朝的薙发而言，剪辫行为含有煽动反叛的意味。于是皇帝严令搜查罪证，结果建起大量审讯记录档案，因为只要以严刑拷打，贫苦的和尚乞丐什么话都肯招供。后来经过军机处详细审查，才发现逼供得来的「证词」全是无中生有。
皇帝对于最细微的反叛迹象如此敏感，甚至在清朝全盛时期也不例外。颇令人怀疑，满清在避免自己被同化与促进汉人效忠这两件事上究竟成功了多少分？这提出的是一个未解答的问题：迟至一九一一年，难道不是为了巩固朝廷势力才出现阻止中国进步的顽固保守主义吗？
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对做官的读书人阶级发出。狄百瑞（1991）在叙述「儒家思想的毛病」的时候明白提示过，儒家读书人与政府势力面对面时是无力自卫的。读书人没有自己的势力基础，除非也们保持对君主的忠忱，或是加入志趣相投的同侪党系。
十七世纪的批评者眼见明末的败乱，但没有质疑君主独裁的理论依据，便重新提倡封建观念：例如，不固守回避的原则，让县官在本籍长期任职，壮大其实力，以压制舞弊的衙门书吏和地方士大夫家族。这种政策能给县令更强的动机、更多机会来整顿地方。但是清朝不能冒培养地方势力的险，所以，只有零星少数人说了真心话，大多数读书人都发现附和朝廷之议是万全之策。批评的态度看来可能会像异端。甚至批评朝廷最犀利的人士——如十七世纪的黄宗羲，也认为应当由一位有德之君来执行国家的最高权力。一八二○年以后的知识界因为缺乏和西方书籍或思想的接触，一直以理学家确立的秩序为依归。
整体看来，清朝中叶文明盛世的都市生活与知识界文化细末并不太受政府干预。但是某些地区却显示，政府的经济活动时常大有可观之处。如景德镇的官窑雇用了大约十万人役，两、三百座窑房夜间仍是火光通明。在十七世纪晚期，每年都有几百万件瓷器出口至欧洲。苏州的内府织造也不逊色，一六八五年间共有八百架织机，工人二、三三○名。商业发展和企商私有化一样快速前进。十八世纪那些有上百架织机的工坊曾被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呼为「资本主义之芽」。若不是被西方帝国主义打断，这个基础原可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在此时，商人阶级的地位渐渐突显了。一八○○年以前，北京有大约二十三个招待各省商人的同乡会馆；到一八七五年，同乡会馆增为三百八十七处。可列举的明显商业成长实例还多得很。
韩书瑞和饶懿伦（1987）纵观十八世纪中国大区域（macroregions）的研究，一开始就指出，中国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Enlightenment）的名声甚佳，到十九世纪有更近的接触时才遭贬低。早先的欧洲观察者大都「对中国的精进成熟与壮丽卓越倾倒不已」。康熙皇帝在一六八○年代巩固清朝统治以后的一百二十年间是极蓬勃有力的时代，中国的版图扩张到最广的范围，这也是承接晚期已展开的经济成长与社会变革之后的另一波多面发展的一个部分。欧洲启蒙时代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的辉煌成绩感到赞佩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我们问，这种辉煌成绩是否就等同十八世纪中国的「繁荣富足」？那么我们就要落入整体性一概而论的陷阱了。核心区域有新的开发活力所含的意义是未来发展潜力方面的，并不是全国各地现有状况的。我们晓得，国民生产毛额（GNP）是把百万富翁和乞丐加起来平均的，所以往往可以在统一数字上表示某个国家富裕，而事实上该国还有很多人是赤贫的。若打算以近代以前的时代作一番有意义的归纳概论，更是难办了。韩书瑞和饶懿伦特别提醒，「对于拿一个个国家作的一概而论表示不耐烦，是很重要的」。在没有人口普查和贸易统计数字的情况下，从盛清时期地方县志和地方档案记录研究地方史，虽然大有可为，却是辛苦的。
既然有沿袭已久的习俗制度当前，可以先从比较近代初期中国与欧洲的角度提出假设：在中国，帝制时代晚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其说是变革，不如说是延续。十八世纪的中国在面积、活动、进步成熟等方面都比得上欧洲，但中国已处于八百年前北宋时代已展开的高度文明进步的末期，启蒙时代的欧洲却正踏入世界史的一个崭新阶段。或可换个方式来说，中国若有新的发展，也只能在君主专制与士大夫社会的旧有基质之中进行。这个政治社会基质在整个十九世纪里仍将居于主导。下文将详论之。
第二卷
帝制中国的晚期（1600—1911）
公元一六〇〇年至一九一一年间的帝制中国晚期内，人口增加了一倍——如果事实上不是增加两倍的话。在生产、贸易，以及支持这两者的制度机构，也有相对的成长。十七世纪明清交替时的混乱过后，接着的是大约自一六八〇年起至十九世纪初叶的清朝全盛时代。西方来的接触开始失控，是大约一八二〇年以后的事。这时候的清朝已经步入衰微期了。
这个物质成长政治衰退的戏剧化的历程中，专制的政府理论上仍自称主掌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但事实上，晚明和清代的政府在中国经济社会的活泼成长中只扮了次要角色。因此，我们在第二卷把讨论重心从政治转向经济，从政府转向社会。
按老旧的维多利亚时代刻板印象，中国在西方发展逐渐笼罩全球之际仍保持被动而不变，这一套早已过时了。我们必须换个态度，想象一下一七五〇年间包含大国家的亚洲——有二千八百万人口的日本比法国、德国都大，有大约两亿人的中国和可能有一亿人口的印度更大。欧洲只是欧亚大陆地块上的一个半岛，挤在地中海和波罗的海之间。南北美洲可能有一千万的原住民，欧洲来的人除了较早来到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之外，只有大致集中在圣劳伦斯河上游（在美加边界）和太平洋与墨西哥湾沿岸的殖民者了。所以，不过二百五十年前，世界人口的分布和今天的情形大不相同。
大约自一七五〇年以后，工业革命促使制造业和运输业的蒸汽使用大增。继蒸汽动力之后的汽车动力、电子动力等等使全世界的人类生活条件改观。但是事情的原委如何，迄今尚无一致的看法。甚至工业革命如何起动的问题，到了今天仍是经济史学者之间争论的题目。其过程中的十多个因素仍在评估之中。这些因素包括市场的成长，工厂制度之运用，新发明，科学与工技，民众教育，私人财产之保障，农业革命，对外贸易，人口成长，资本与信用之提供，劳动力来源与生产力增加，投资率等等。也许真正的动力来自这些因素彼此刺激的互动关系。
前人传给我们的近代初期中国的形象显示，上述的各项因素若不是全部不足，就是大多欠缺。类似的工业化过程并未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发生；但是，维多利亚时代西方人印象最深的中西工技物质发展悬殊，现在该从新的视角来看了。这个视角强调中国国内贸易量大且成熟度高，也强调官方记录只间接提及的明朝与清初商人渐增的势力。即便是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也看得出来，中国国内的市场比欧洲各国的所有市场的总和还大。广泛的省际贸易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