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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丈夫的鼓舞下，杨炬紧锁的眉头也逐渐舒展开了……
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
王树声所在的军事科学院也无例外地受到红卫兵浪潮的冲击。
一天中午，一群红卫兵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军事科学院。这是一群中央文化系统的“造反派”，他们高呼着“造反有理”的口号，要揪出军事科学院某领导人，说他在“四清”时进驻中央文化系统，整了许多人，现在要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
那位领导人没有露面。
红卫兵们怒不可遏，他们张贴标语，乱砸东西，把军事科学院闹得乌烟瘴气。
时任副院长的王树声在警卫战士的陪同下找到了这群红卫兵首领，轻言细语地开导他。
后面的红卫兵们朝前拥，警卫战士赶紧阻拦，红卫兵们的拳头就朝战士们的身上砸。
一位战士的鼻子流出了血。
看到这种情况，王树声大喝一声：“住手！”
如晴天霹雳，红卫兵们一愣，王树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接班人。“
那位红卫兵首领也进行了制止。
王树声不厌其烦地又进行了开导。一些红卫兵惭愧地退了下去，另外的一些人却置若罔闻。
第二天，北京动物园门前赫然出现大幅标语：“王树声是镇压群众的罪魁祸首。”
王树声对此虽不在乎，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家人都替他担心。
周总理呕心沥血，这些日子明显憔悴了许多，眼睛布满了血丝。他找来了王树声，语重心长地说：“树声，临时交你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可非同一般哪！”
从周总理的语气，王树声领略到这个任务的复杂性、重要性和困难性。
决不能辜负党的厚爱！决不能辜负周总理的期望！
王树声坚定地说：“听从总理安排。”
周总理含笑说：“这一回调你到中央国防工业办公室，任军事管制领导小组副组长。”
王树声领命而去。
下属单位的群众分为两大派，起初还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接着不时出现两派的成员因一言不合而动拳脚之事。
在各地武斗的影响下，两派之间的对立也不断升温。
两派的群众各准备了齐刷刷的棍棒。这一日，双方各占了两层楼，高音喇叭刺耳地叫骂着。一些群众正在垒积着石块、瓦片，随时准备扔出去。一场悲剧马上就要上演。
王树声接到这个消息，迅速驱车前往。
到达第二设计院时，双方已经接上火了，瓦片纷飞。
在这种情况下，闯进去劝解非常危险。
王树声下了车，毫无畏惧，从石块瓦片交织的网中冲了进去。
一块瓦片擦着头发飞了过去，好险！有零落的两派群众惊呼声。
王树声面不改色心不跳。早在战争年代他就习惯了战场上的冲锋，而今他哪把这瓦片放在眼里？
一个身居高位的老将军如此镇定自若，武斗两派不由大为敬佩。
王树声找到两派头头，说是身受周总理之托而来。两派头头下令暂时休战。
王树声发现除一小部分人仍在鼓噪之外，大部分都有如释重负之感。他觉得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场武斗劝解掉。
再看两派的头头，虎视耽耽，怒目相向。
王树声开始了劝解。他从国际形势说起，谈到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敌视，随时都想依靠台湾，将中国周边国家作为桥头堡来颠覆中国。过去中苏结盟，现在关系在不断恶化。他又谈到中国西南边疆的不稳定，然后归结到中国发展军事工业的重要性，并谈到七机部第二设计院的地位。
两派的头头起初还显得不耐烦，此时渐渐安定下来。
王树声接着又谈到周总理日理万机，操心国事夜不能寐以及对国防的关心。
最后，王树声谈到武斗的危害，一严重影响军工的生产，二不可避免地造成双方人员伤亡。并讲到刚才暂停武斗过程中大部分群众的表情。
在王树声语重心长的劝解下，两派头头被说服，他们深受感动。表示要以和为主，不再武斗，不辜负首长的期望，不辜负周总理的期望。
这时夜已深，星光点点。
王树声坐上车，发现灯光下不少群众向他招手。他心情激动，也为阻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而甚感欣慰。
早在1966年，林彪、江青等就开始肆无忌惮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1968年，当王树声从中央国防工业办公室回到军事科学院的时候，几位副院长、副政委已纷纷“靠边站”了。
由于受到林彪、江青所谓的反“二月逆流”的冲击，再加上身体不好，主要负责人叶剑英、粟裕均未能视事。所以，没有什么“小辫儿”好抓的院党委第三书记、副院长王树声主持全院日常工作。
王树声对自己的处境也非常清楚。
他尽量减少与两派之间的联系，甚至连一些生活琐事他都给予了注意。
夫人杨炬由于出身不好，被关进“学习班”进行教育改造，难得照顾家庭。
王树声平素好到食堂打饭，可如今他不再去了。因为军科院的食堂也有两派之别，这一派的人不到那一派食堂去吃饭。如果王树声到任何一个食堂去吃饭，他目前所走的钢丝就难以平衡。
还好，年仅十四岁的小女儿宇红由于学校乱成一团糟，很多老师被批斗，课都无法上，故一直呆在家里，成为王树声的临时“炊事员”。
当然小“炊事员”的手艺并不高明，只能煮稀饭、干饭和面条。但王树声并无苛求，盛上一碗稀饭，来一碟腌酸豇豆角，既是一种“享受”，又能品尝出故乡的风味。
每当王树声吃起酸豇豆，就想起了大别山的山山水水，就想起大别山的风土人情。每年秋天，故乡的父老乡亲将豇豆中较嫩者择起来，放到小口大腹的坛子里，然后在上面撒上盐，再紧紧塞把稻草，再把坛口朝下置于一个有水的小陶盆里，这就成了。
王树声打记事时起，他就喜欢吃这种腌酸豇豆。后来在大别山打游击，每当乡亲们送给他腌豇豆，他都喜不自禁。
一次他给徐向前吃，徐向前连连称好。他说山西人好吃醋，山西老陈醋四海闻名。作为一个山西人，长时间不吃醋，着实想念得紧。可吃上这酸豇豆，就不想醋了。
有一天，夫人杨炬好不容易请假回家。王树声发现她瘦多了。眼窝深陷，眼睛显得大大的。
原来，杨炬被关进“牛棚”里，接受思想政造。造反派们动不动把她拉出去批斗一顿，逼她供认是国民党派到延安去的特务。对比，杨炬都坚决地予以否认。
造反派想出新花招，每天天刚亮，就把她轰起来扫厕所，说是劳动改造。
另外，每天还要写两篇“罪行交待”，连张桌子都不给。
杨炬常发低烧。她真想家，想丈夫和儿女们。她多想能和亲人亲亲热热地在一起哟，但这却不能够。
现在，她如愿了，但她又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她告诉王树声，医院的一个外科主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那当护士长的妻子也受到株连，被逼着“揭发”她的丈夫。她实在受不了这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便自尽了。
“也好，”杨炬略带羡慕地说，“人死了，一了百了。她也终于到极乐世界了。”
王树声听罢，劝慰说：“杨炬，我了解你，但你千万不可做那样的傻事。
像那位护士长，她被屈打成招，造反派达到了目的。可孩子们呢，背上了黑锅；丈夫的‘罪行’得到确证；死就能留得清白吗？人家怎么说，那些造反派会添油加醋地说你是‘畏罪自杀’！“
杨炬点了点头。王树声说：“其实，全国上下，受委屈的何止我这一家？
他们不仅仅是打我，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打叶帅、徐帅、聂帅这些老帅的主意。
对很多问题，我们一定要作最坏的打算。“
在周恩来等强有力的保护和支持下，王树声不但没被打倒，反而明确恢复了工作。
工作恢复后，王树声更加捍卫真理，坚持原则。
在“文革”那峥嵘岁月，王树声在别人遭乱时，从不落井下石，他有自己的做人原则。有人说，“文革”是对人的灵魂的一次大暴露，王树声的心灵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此时，林彪反党集团正越来越走向死胡同。
“九。一三”事件犹如晴天霹雳，给人们以巨大的震动，同时也引起人民对林彪一伙的极大义愤。
林彪一伙的败亡，对王树声来说是个天大的喜讯。
杨炬简单地炒了几盘菜，王树声拿来了一瓶酒。一家人围着桌子开始庆贺起来。
这些日子以来，王树声难得高兴这一回。是啊，林彪反革命集团终于自取灭亡，动乱的时局有救了！
果然，周恩来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努力纠正“左”倾错误。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也得到恢复。
神州大地开始出现小阳春。
令王树声高兴的是，他也被确定，以国防部副部长的名义，协助周总理做一些有关外事的工作。同时也协助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像陈云、王震、滕代远等老同志都得到了解脱。
在军事科学院，临时党委也恢复了。王树声是临时党委的主要负责人。
院里有一人，在解放前是国民党的一个小特务头子。后投诚参加革命，表现很积极。但“文化大革命”一爆发，他就被打入“另册”。
王树声在审查此人时，把他一生尤其是参加革命后的表现进行仔细评判，明确认定他不是反革命分子。
那时，此人已患癌症，气息奄奄。当他听到了对自己的宽大处理时，感动得泣不成声。他紧紧握住“专案”人员的手说：“谢谢党，谢谢王副院长，谢谢大家。我现在是死也瞑目了！”
在王树声主持工作期间，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造成冤假错案。
随着“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愈演愈烈，王树声内心深处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也愈积愈浓，身体明显消瘦，吃饭也少多了。1972年长子鲁光被撞致残，对王树声的身心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1972年12月26日清晨，鲁光骑着自行车去工厂上班。为了赶时间，他骑得很快。
这一天早上雾气特浓，十步开外就看不到人影，而且地上还结了冰，比较滑。在这种天气下骑车是不安全的！
在转向一条马路的时候，一辆无轨电车疾驰而过，鲁光被擦倒了！电车来不及紧急刹车，已将他挤压在路旁。
鲁光很快被送进解放军总医院进行抢救。
王树声接到儿子出车祸电话，犹如晴天霹雳。他赶紧来到医院，儿子已在病床上。
看见爸爸，鲁光号啕大哭：“爸爸，我完了。”
王树声心里一阵刺痛，他极力克制住自己，静静地对孩子说：“孩子，坚强些，相信大夫，也要相信自己，你的病会好的。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这对恢复身体很不利。”
王树声坐在孩子的床头，不断地安慰他，鼓励他求生的勇气。
王树声走出抢救室，询问医生鲁光情况到底怎么样，大夫说脊椎骨被撞断，以后站起来怕是很困难了。
从来有泪不轻弹的王树声此时也禁不住潸然泪下。他喃喃地说：“鲁光这孩子命怎么这么苦？”
在中原突围前夕，王树声同妻子杨炬驻扎在河南省光山县泼陂河。那时杨炬怀着的就是鲁光。
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将中原解放区团团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