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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过低的进口关税使中国海关丧失了对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保护作用，“议政院”和全国工商总会的代表们纷纷要求“重订新章，一律加征”，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未来发展扫除障碍。
郑观应对此激烈的指出，“关税定税之权应操诸本国，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轻重，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他坚决否定中英《南京条约》当中的“协定关税”条款，要求以国际公法为准绳，“争国家之主权”。
郑观应向政务院指出了保护性关税政策对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地重要意义，说“凡我国所有者，当轻税以广去路；凡我国所无者，当重税以扼来源。收我权利，富我商民酌盈济虚，莫要如此千万巨款权自，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税政大有俾益，而于中国国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他尤其反对中国海关雇佣外国人，说“税则既定专条章程尽人能解，何用碧眼黄发之徒，越俎而代治乎？”
郑观应地要求实行“保护性关税政策”以促进中国民族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地主张，得到了“议政院”大多数人的赞同。
“议政院”和“全国工商总会”的人都认为，如果这个问题不得到有效解决，即使有了好的规划，中国的工商业也会因为无法和洋人平等竞争而最终陷入困境。
这个如何修改中国进口关税税率的问题，其实也就是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的问题，现在就这么的摆在了李鸿章等人的面前。
中国的海关多年来一直是由外国人把持，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奇特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源其实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被迫和英国以及其它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当中的“协定关税”条款，而后来中国海关彻底为外国人所把持，则是因为上海小刀会起义导致中国海关无法正常运行，结果为外国人趁火打劫所造成的。
而李鸿章告诉孙纲，中国海关为外国所把持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竟然是因为语言障碍！
海关掌握进出口贸易税收，是中国和外国之间打交道最为频繁的地方，而不排除语言障碍即无从开展业务。当时的中国严重缺乏外语人才，这是清朝政府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盖因积习相沿，耻与外人相交，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而外国人的情况正相反，外国人跟外国人之间根本不存在语言障碍；而外国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不少的外国人已经熟悉掌握了汉语，和中国人之间的对话交流没有语言障碍，这也是当时中国官员不得不承认的，“互市二十年来，彼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其优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中国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耻于向西方学习，“习洋文者称洋鬼子徒弟，人多非之”，可就没有人想想连懂外语的人都没有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结果就是，为了“更好”地“开展”中国海关的业务，让会汉语的外国人来掌管中国海关的事务，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西方列强就此提出“兹因难得诚敏干练熟悉外国语言之人员，执行约章关章上一切事务，唯有加入洋员，以资襄助”的办法，清朝政府不得不表示同意。
一开始是雇佣洋员，而到后来，中国的海关官员也是由洋人来担任了。
就这样，西方列强以中国海关找不到“诚敏干练、熟悉外国语言之人员”的名义，把中国海关大权从中国人手中一步步抢过去，直接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了。
对于中国因为缺少懂外语的人才导致海关大权落入外国人之手的情况，李鸿章痛心疾首，曾在光绪七年劝告过朝鲜政府，一定要重视对外语人才的培养，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只有这样，朝鲜的税务才不至于落入日本人或西方人之手，“从前初开通商口岸，华人罕谙洋文洋语，收税事件雇用洋人司理。今朝鲜拟与各国通商，日本窥知朝鲜未谙西洋语言文字及税务事宜，难保不以管税一职自荐充当。倘雇日人司理税务，尤恐滋弊。只有暂雇西人之明白税务兼通汉文者，令其随同朝鲜所派管关官员，料理收税，较为妥当。并一面速选聪颖子弟，从所雇西人学习语言文字、税务事宜。学成之后，自无容再用西人矣。”
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一职，一开始由英国人李泰国担任，李泰国因“阿思本舰队”事件去职后，则由英国人赫德长期担任这一要职。
当孙纲得知中国的海关居然是因为当时缺少懂外语的人才而沦于外国人之手的，心中着实郁闷不已。
（四百三十四）双面赫德
（四百三十四）双面赫德不懂外语所产生的恶果，其实也不光是海关让外国人夺了这一件事。＇。＇
即使是在后世，中国的学校在小学就开始普及英语教育，但很多人直到上了大学，仍然不能做到和外国人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
就拿孙纲本人来说，他的英语“号称”四级，可在银行见了外国客户时一样张口结舌不知所云。而那天面对红发美女尤吉菲尔，他的第一个反应其实是想叫翻译，而后来听人家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更是让他好生羞惭自愧不如。
眼下中国虽然历经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懂外语的人才已经很多了，可海关依旧把持在外国人手里，现在想要收回来，将触动所有列强的利益，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商议了很久，“苦无善策”。李鸿章今天听说了孙纲在尤吉菲尔的帮助下要在海外发行公债筹集海军经费，就把这个事顺便和孙纲提了出来，让他和红发美女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好办法。
当年中国陷入《里瓦几亚条约》造成的边疆危机时，李鸿章曾问计于戈登，避免了中国和俄国爆发了一场全面冲突，并同时向俄国人显示，中国在关键时刻也不是没有朋友的。这回孙纲找了个女金融专家来帮忙，是以他立刻就让孙纲去问计，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李鸿章还给孙纲介绍了一下现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情况，孙纲结合军情总处帮他收集的关于赫德的资料，对赫德可以说有了一个总体上的了解。
这位1863年被清朝政府正式任命为“总管各口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
作为一个英国人，不但精通中文，深谙中国文化民情，而且汉语说的十分流利，熟知中国地人情世故。他到任后不久。就发生了“苏州杀降”事件。“常胜军”统领戈登因为太平军降将被杀和李鸿章发生了冲突。赫德说服戈登回心转意，同意和李鸿章和解，表现出了他在外交方面地能力。也因此获得了李鸿章的好感。
清朝的旧海关制度。虽然独立自主，但架构落后。官员无能，很难管理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日益增长地进出口贸易。李泰国接任后创建的西方新式海关制度，在赫德手里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赫德治下地中国海关，采用当时先进的西方行政管理制度，对各地分关实行垂直统一领导。进出口货物按章征税。申报、查验、估税、审核、征税、交款，直至验放等各个环节。都有制度保障，严防舞弊。这个时期中国海关的高效廉洁，和清朝政府上下的颟顸**形成鲜明对照。从这一点来讲，让外国人来管理中国海关也不全是坏事。
赫德治下的中国海关总税收不断增加，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根据《北京条约》地规定向英、法两国各赔款800万两白银，都是用海关关税支付。在赫德的努力下，到1866年1月赔款全部清偿，剩余款项解交部库，不仅增加了清朝中央政府地财政收入。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清廷的财政困难。
赫德还曾在一些场合代表清廷与各国政府谈判。尽量维护中国利益；如在中法战争中他就曾积极斡旋，他还提出过一些非常中肯的改革建言。为中国能够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而出谋划策。
1866年，赫德撰写了《局外旁观论》，提出一揽子全面改革清朝政府的建议。虽然赫德的建议并未受到清廷的重视，却影响了一大批手握重权的洋务派人士，为中国的近代化起步提供了思想资源。赫德不但提出改革建议，也操办了一些有利于中国进步的实事。如开办同文馆。其次是创办邮政。此外还有建立海务，经过海关地有效管理，当时中国一些沿海港口地海务水平已经能和欧美国家看齐。
就象很多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赫德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作出了一定地贡献，在客观上的确使中国在许多方面获益匪浅。但他为了英国的殖民利益，也做出了很多损害中国利益的事，象压低中国的进口税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过低的进口税率使得西方国家的工业产品充斥中国市场，完全破坏了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压制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赫德把持下的中国海关，其实质是在维护大英帝国的殖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和印度一样成为了英国的原料产地和英国工业品的倾销市场。
而且，为了让英国能够控制中国海军，赫德多次插手中国的外购军舰项目，后来甚至还弄出来了个“总海防司”的计划，引起了李鸿章的警觉，沈葆桢直接上书朝廷反对，而李鸿章则“建议”朝廷说，赫德“总海防司”和“总税务司”不能兼任，让赫德“任择其一”，赫德最终还是舍不得总税务司的职位。这样，在沈葆桢和李鸿章“一明一暗”的联手干预下，总算把这个“总海防司”的破事给搅黄了，让赫德想要控制中国海军的努力破了产。
但赫德并没有就此放弃，琅威理来北洋舰队担任总查一职也是他努力的结果，但随着“撤旗事件”后琅威理愤然回国，赫德想要通过琅威理控制中国海军的企图也宣告失败。
“他对咱们的海军也一直是情有独钟，”李鸿章沉浸在往事的回忆当中，嘴角不由得现出一丝笑意，对孙纲说道，“他现在也来京城了，你不妨瞅空闲会会他，这个关税税率的事，看你能不能从他那里找到下手的机会。”
“待晚辈好好计议一番，看能不能找到突破口。”孙纲说道。
两人又说了一些别的事后，孙纲从李鸿章那里出来，回到了军务部，立即给严复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请他出山，并派专人送出。然后便在那里琢磨着怎么能从赫德那里把关税这一块的局面打开。
自己这个半吊子的海军对军事还可以说有一定的了解，经济建设的一些方面也知道个大概，但涉及到这个具体的关税问题，他现在还真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从李鸿章和他的谈话里以及军情总处收集到的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孙纲现在能够确定，中国进口关税税率的决定应该不是赫德一个人的事，他应该是秉承英国政府的旨意，为了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平衡”才这么做的，即使自己能说动他同意提高进口税率，他背后的英国政府和其它列强恐怕也不会答应的，因为这么做损害的是所有列强的共同商业利益！
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当，引发的后果比遭受一场入侵也好不到哪里去。
郑观应等人要求收回中国关税自主权这没有错，可目前的问题是，中国现在面对西方列强，仍然是处在弱势的位置，就这么顶硬上的对列强说“我这边关税提价了，赶紧拿钱，不拿钱走人”，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