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髁辏┑字�1883年（光绪九年）10月在德国伏尔锵船厂订造了“定远”、“镇远”两艘7335吨的大型铁甲舰和2300吨的“济远”号穹甲巡洋舰。其中“定远”、“镇远”两舰各装备鱼雷发射管3具，“济远”舰装备鱼雷发射管4具。此外还在伏尔锵厂订购鱼雷艇11艘；解体运至天津合拢；1882年（光绪八年）至1883年订购次等鱼雷艇四艘、大鱼雷艇四艘，建成后有二艘大鱼雷艇先期拆运回天津合拢，其余六艇由“定远”、“镇远”两舰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夏带回；1884年（光绪十年）9月又订购鱼雷巨艇一艘，建成后解体运至上海交祥生懋洋厂重新组装。当时所谓大鱼雷艇和鱼雷巨艇是指排水量在60－100吨和100吨以上者，除装备二具鱼雷发射管外，还配有哈乞开斯五管连珠炮或新式格林炮二至六门。上述中型或次等者为舰载鱼雷艇，分别配属于“定远”、“镇远”、“济远”三舰（每舰二艘）。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各省为加强海防，也纷纷看好价廉实用的鱼雷艇。战争期间，广东通过驻德使署在德国伏尔锵厂订购二艘大鱼雷艇，建成后由北洋的“定远”舰于中法战争结束后带回；福建则向德国挨吕屏什好厂订购一艘配有二门哈乞开斯五管连珠炮的双管大鱼雷艇，但迟至1886年（光绪十二年）方建成交货，取名“福龙”。中法战争后，沿海地方官员对鱼雷艇的热情仍丝毫未减。两广总督张之洞认为“鱼雷最为猛烈，一物而兼船、炮、雷三者之用”，极力主张多购多造鱼雷及鱼雷艇注4。主持福建船政局工作的裴荫森指出，“海防利器，攻剿莫捷于鱼雷”，但战争期间外购鱼雷往往受阻，故主张建厂自制注5。在战后清廷组织的海防大筹议中，其他封疆大吏提出的未来海防兵力构成方案，大多也都强调了扩充鱼雷兵力的重要性注6。1886年6月，巡阅北洋海防的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譞在看过鱼雷打靶后，曾在复奏中特别指出：“鱼雷艇虽小而速，雷行水中，无坚不破，实为近时利器，亟宜多购多操。以一小铁舰之价，可购四五十雷艇。如南北各口有鱼雷艇百只，敌船必畏而怯步”。注7这位对海军尚知之甚少的醇王爷仅仅看过一次鱼雷打靶就如此大力鼓吹其作用，显然是受了李鸿章的影响，无疑也反映了沿海各省的共同要求。但清廷于中法战争后已经做出先精练北洋海军的决策，所以奕譞的呼吁或许对北洋扩充鱼雷兵力会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东南沿海各省却因财力所限而只能将购买鱼雷艇的计划束之高阁了。
其实，北洋海军此后也不过是在1886年11月向英国百济公司订购了一艘三管大鱼雷艇，此外再也没有以北洋名义订购过舰艇。所谓优先发展，最终得以落实的是清廷决定将1886年原本为台湾订购的四艘巡洋舰全部拨归北洋海军。其中，在英国订造的“致远”、“靖远”二舰排水量2300吨，在德国订造的“经远”、“来远”二舰排水量2900吨，均装备有四具鱼雷发射管。1887年（光绪十三年）12月，上述四舰拖带着购自英国的那艘大鱼雷艇驶回国内。北洋海军获此四舰一艇，实力大增，遂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10月正式宣告成军。
在《北洋海军章程》中，纳入编制序列的只有六艘大鱼雷艇，其中购自英国的一艘定名为“左队一”号，购自德国的五艘分别取名为“左队二”、“左队三”、“右队一”、“右队二”、“右队三”号。配属于“定远”、“镇远”、“济远”三舰的六艘舰载鱼雷艇分别取名为“定一”、“定二”、“镇一”、“镇二”、“中甲”、“中乙”，但未单独定编。该《章程》还指出，北洋海军虽规模略具，但实力仍嫌单薄，故俟库款稍充，拟再添置各种舰船18艘，其中包括大鱼雷艇六艘注8。但清廷已无力也不想再投入巨额购舰经费，北洋海军的扩充计划未能实现，仅在1890年（光绪十六年）接收了福建的“福龙”号鱼雷艇和“平远”号钢甲巡洋舰。“平远”舰原名“龙威”，1889年由福建船政局制成，排水量2100吨，装备鱼雷发射管一具。至此，北洋海军共拥有大小鱼雷艇13艘，另有装备鱼雷发射管的战舰八艘，舰载鱼雷发射管数合计约五十具左右注9。
李鸿章对鱼雷的威力颇为信服，而且认为“中国港道浅狭，鱼雷艇掺用尤便”注10。经过近十年的不懈努力，他终于使北洋海军“练成鱼雷艇十余号，可备辅翼铁舰之用，为各省所未有”注11。但拥有鱼雷艇并不等于就拥有了相应的战斗力，因为它毕竟只是由人操纵的武器装备，能否充分发挥其作用，关键还在于人的素质。而鱼雷官兵素质的高低，又主要取决于平时的培养，包括教育、训练乃至管理。李鸿章等主持海防建设的官员们当时还不可能对此有全面深刻的认识，但为所购置的鱼雷艇配备受过专门培训的官兵却是最基本的需要，于是晚清海军教育从此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晚清海军教育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国内兴办学堂，聘请外籍教习前来传授；一是选派留学生，直接到国外学习深造。教育内容大致分为两大类，即海军武器装备的制造与使用。北洋海军的鱼雷艇专业培训作为海军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也是按照上述模式逐步展开的。
在甲午战争前，中国曾先后三次较大规模地向欧洲派遣海军留学生，主要是在英国学习驾驶军舰和在法国学习造舰造炮。但这三届留学生的学习重点均不包括鱼雷专业，尤其是在英国学习驾驶的海军学生，几乎就没有涉及这一内容。在1877年（光绪三年）春派出的第一届留学生中，赴法学生及艺徒（包括1878年冬补派的五名艺徒）本来并没有学习鱼雷及鱼雷艇制造技术的计划，直到他们的原定学业结束后，才有陈可会、叶殿铄、张启正等三名艺徒被安排短期留习鱼雷及鱼雷艇注12。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鱼雷专业技术，但或许是学习时间太短而致此项学业不精，抑或因为用其所学时尚未扩展及此，他们回国后并未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到1881年底福建船政局选派第二届赴欧海军留学生时，尽管学习鱼雷仍非重点所在，但总算已正式列入留学计划之中。在这批学习制造的八名留学生中，即有魏暹、陈伯璋、陈才鍴三人被安排直接进入德国刷次考甫厂学习鱼雷，惟最终学成者只有陈才鍴一人。在派遣第二届海军留学生的前一年，北洋已开始向德国订购铁甲舰和鱼雷艇，故福建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又趁便派出一批工匠赴德学习，其中有陆爱昭、黎晋贤、张正才、唐国安、庞玉顺、杨秀龙等六人进入刷次考甫厂专习鱼雷制造。1884年夏，上述在德学习鱼雷的工匠和留学生已超过或将届满三年，而此时北洋正急需鱼雷人才，李鸿章特函告李凤苞安排他们回国，以备差遣注13。
1885年初，上述留学生和工匠学成回国。国内官员对他们的留学成绩给予极高的评价，称工匠所学鱼雷艇造法“得心应手”，留学生“于新式鱼雷尺寸、制雷、修雷各项……莫不详求博览，理法兼精”注14。但据李凤苞1882年自德国传回的信息，中国留学生徒在学习鱼雷的制造方法时，有些关键性技术德方并没有传授。如刷次考甫厂视鱼雷所用磷铜的炼法最为机密，只是由于李凤苞的特殊身份（主要是他在中国选择订购鱼雷及鱼雷艇的厂商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该厂才同意传授他一人。为此，李鸿章还专门致函李凤苞，请他“费心学习，务得其秘”。“中国既有学生、匠首在厂习制各件，再得炼铜之法，即可制全雷”，并保证决不会将此技术外传注15。德国鱼雷厂只将制雷秘法传授给中国外交官而不准中国留学生徒学习，于情理上似乎说不通，不过李凤苞后来的确写过一本《艇雷纪要》，由天津机器局出版，可见他对鱼雷确有较深的了解。至于留德生徒，且不论他们是否掌握了制造鱼雷的全部技术，至少中国官方在近期内并不急于也不放心让他们作自制的尝试。继李凤苞之后出任驻德公使的许景澄于1886年3月向清廷条陈海军事宜时就明确表示，“至刷次考甫之鱼雷……暂无庸自制，庶面骛博不精之失”注16因此，这批留学生徒回国后，大多被分配到旅顺口鱼雷营、局、厂中，主要从事鱼雷及鱼雷艇的安装调试、维修保养等工作。而此类专门的保障性工作，不仅以其所学足以胜任，而且也是已装备鱼雷武器的北洋海军的当下急需。
在三届海军留学生之外，中国可能还向德国派遣过少量专习操纵鱼雷及鱼雷艇的留学生，因为在北洋海军的鱼雷艇管带中已知至少有李士元、徐永泰、刘芳圃、陈成金等四人曾在德国留过学。但他们是何时和怎样被派往德国的，又是何时学成归国的，共有多少人，由于尚未发现相关史料，详情不得而知。北洋海军中还有一批留学生出身的鱼雷军官，不过他们在国外并未学过鱼雷专业，而是回国后又接受了数年的专门培训。早在1872年（同治十一年）至1875年（光绪元年），清政府曾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原计划用15年时间从小学一直留学到大学毕业。后因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这批学生除死亡、中途撤回及留美不归者，其余94人于1881年奉召分作三批提前回国。负责安置的官员鉴于他们已有五到八年的西学基础，而新式海军技术亦属西学范畴，故选出32人学习海军。其中，拨入福建船政后学堂补习驾驶专业者16人（毕业后有数人进入北洋海军服役），在天津水师学堂补习驾驶专业者九人，分配在威海鱼雷营学习鱼雷专业者七人注17。这批学生均已在美国受过或多或少的基础教育，在此基础上补习海军专业知识较之国内水师学堂学生的从头学起无疑更具成才优势。李鸿章对其中习鱼雷专业者的表现相当满意，他在三年后为回国的留美学生请奖时说：“考其所学，其习水师者，内如鱼雷一种，理法最为精奥，洋师每有不传之秘。该学生等讲习有年，苦心研究，于拆合、演放、修整诸事皆能得法。”注18其学有所成的另一个标志是，有些人后来被提拔为大鱼雷艇的管带和大副，成为北洋海军鱼雷军官的骨干力量之一。
1881年，李鸿章为集中训练管理北洋所购鱼雷艇并培训鱼雷官兵，特派直隶候补道刘含芳赴山东威海卫创办鱼雷营。不久，刘含芳奉调至正在兴建中的旅顺海军基地，负责筹办防务、督办船坞并兼司水陆军械。旅顺基地的主要使命是为北洋海军提供维修保养，故计划建设的各种保障设施配套齐全，鱼雷营似即根据原定计划于1884年移至旅顺口，仍由刘含芳总办。鱼雷营创建之初，即开始招收学生教授施放鱼雷和驾驶鱼雷艇的专业知识，前面提到的留美学生被拨入北洋海军学习鱼雷者，即为该营首批学生。当然不排除可能同时还特招了一定数量的国内学生。1884年这批学生毕业后，据李鸿章此后数年间上奏清廷的北洋海防经费收支折，1885年鱼雷营已无学生用款一项，1886年又列有该营学生经费支出，1887年该营考取二、三、四、五班学生注19。由此可以推知，1886年鱼雷营中的学生应为新招的头班学生，而首批受训的留美学生显然不在此后排出的班级序列内。1890年，旅顺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