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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士文化的推波助澜。
在战国秦朝时期，鼓吹神仙学说最积极的阶层是方士。他们大力宣扬海外有三神山，上有黄金、白银砌成的宫殿和纯白色的禽兽，仙人们就居住在那里。他们有不死之药，因而可以永远逍遥自在。仙人不与普通人往来，方士们自称他们掌握着神奇的办法——方术，利用方术就可以见到神仙，并从神仙那里求得不死之药。方士们还宣扬他们收藏着一些秘方，用这些秘方可以炼成仙丹，常人无论是吃了仙药还是仙丹，都可以成为仙人。
成了仙人就可以使天生肉体的生命无限延长，并永享快乐，因此这一学说对世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那些饱尝荣华富贵之乐的王侯，更是被方士们的神仙学说迷住了心窍。《史记》中记载，战国时期的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都曾派人入海去寻找不死之药，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但统治者们仍乐此不疲。秦始皇征服六国后，自己也很快被神仙学说所征服。方士们对仙山、仙境活灵活现的描述，对仙人随心所欲、无所不能而又长生不死的生活的深情赞美，都令秦始皇心慕神往、沉迷于此而深信不疑。几次巡游全国，秦始皇所到之处，方士们无不闻风而动，云起雾和，使他进一步处于方士文化的笼罩之中。秦始皇笃信方术，反过来又刺激了神仙学说的发展，使求仙之风愈演愈炽，蔚为高潮，成为秦始皇苦苦追求成仙之道的社会基础。
3。海市蜃楼的诱惑。
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治时代，神仙学说由西方向东方迁移，燕齐滨海之地成为方士文化的中心，这与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有直接关系。琅琊、芝罘等地濒临渤海，波涛拍岸，景色壮观，常有海市蜃楼出现。方士们盛传：“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引风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这种美妙异常的景观，显然就是对海市蜃楼现象的生动描绘。由于大批方士对三神山的一再渲染，无疑会使秦始皇信以为真。为求仙药，他几次亲自到琅琊、芝罘等地巡游，并曾长时间停留，想必应该亲眼看到过海市蜃楼的奇观。对海市蜃楼那可望而不可及、神奇莫测的变幻，云气缭绕、宫室辉煌的景观，在当时科学文化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下，只能解释成神山仙境。这自然更使秦始皇对神仙学说信之如神，更加激发了他求取仙药的决心和热情。
二、政治因素
秦始皇信奉神仙学说，除了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及人们认识水平的影响外，还与他所处的政治地位、政治环境有极大关系。
1。专制主义恶性发展的产物。
在秦始皇统治时期，他以气吞山河的气魄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建立了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由于秦始皇的权力是登峰造极、无所限制的，群臣们对他的任何想法只能是迎合，很难提出异议。因此，他渴望成仙的愿望也在不断受到周围的支持和赞同。没有当头棒喝，自然很难迷途知返。由于陶醉于战争的胜利、统一的成功、无限的权威，使在臣僚们一片歌功颂德之声中的秦始皇更加忘乎所以。既然自己所取得的功业是“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的”，那么自己的寿命也应该是前所未有的，别人没有达到的求仙愿望，自己当然也应该达到。在专制主义的文化背景下，秦始皇自我陶醉、惟我独尊、惟我独是，什么历史经验、自然规律、生命周期，他都完全抛置脑后，很容易做起了权威无限、生命无限的美梦。
2。安邦定国的需要。
秦皇朝的建立，使秦始皇获得了政治上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功。同时，秦朝政权也面临着各种矛盾和压力。由于统一后，秦始皇没有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反而大兴土木，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挥霍无度，搞得天下怨声载道。特别是到秦始皇晚年，人民的各种反抗活动此伏彼起，接连不断；六国旧贵族也乘势而动，企图东山再起。秦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而作为一名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的专制君主，秦始皇认为自己有能力统一天下，就有能力和责任治理好天下。他不相信别人能把秦帝国从动荡中稳定下来，更不情愿把一个危机四伏的秦帝国交给后人。为了治理好国家，他需要时间，需要长寿甚至长生，而求仙活动恰恰能虚幻地满足他的这种政治和心理需要，因此，他对求仙活动的热情和执着也就不难理解了。
3。接班人的困扰。
秦始皇晚年在醉心于求仙之道的同时，思想始终处于矛盾之中。求仙活动的一次次失败，使他不得不想到了死。而在接班人的选定上，又始终难作取舍。尽管希望“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无穷。”但选谁为二世，却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秦始皇有子20余人，史书中记载较多的只有长子扶苏和少子胡亥，这两人也当是秦始皇诸子中最有能力、最有地位、最有可能的皇位继承者。扶苏身为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百姓闻之贤”。但是他在治国方略上却与其父有很大的不同。秦始皇专断严酷，主张以法治国；而扶苏却对儒家学说情有独钟，主张以仁德治国。秦始皇坑杀儒生，扶苏直言劝谏：“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秦始皇大为恼怒，把他赶出首都，“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以扶苏的地位、能力、威望来说，都应该是最佳的皇位继承人，对此，秦始皇也非常清楚。但他并不希望把权位传给一个与自己的治国之道并不相同的人。因此，传位扶苏，似乎是大势所趋，秦始皇却并不心甘情愿。
少子胡亥最得秦始皇喜爱，但这种喜爱更多的是老年人固有的疼爱幼子的心理作用。胡亥“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诎于口，尽礼敬士”，也曾跟赵高学习法律。他表面木讷而内心狠毒，在秦帝国无尺寸之功。让胡亥少年继位，群臣未必畏服。传位于他，自然也难使秦始皇放心。对有才干、得人心的长子和钟爱的幼子尚且如此，其他诸子自不待言。找不到一位让自己放心满意的继承者，而秦朝的一系列暴政又搅得天下不安，社会危机十分严重，秦始皇为其接班人面临的严峻局面而忧心忡忡。以秦始皇的性格，他决不甘心把一个动荡的江山传到一个不满意的接班人手中。为了使国家基础坚如磐石，他深感必须长寿。这样看来，无休止地寻求不死之药，不仅是一种个人愿望，而且已经成了秦帝国的政治需要了。
三、个性因素
秦始皇的求仙活动，除了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外，还与他贪婪自负的个性息息相关。统一全国后，他“意得欲从”，人力所能做到的好事他都有了。正如丘琼山所说：“始皇既平六国，凡平生志欲无不遂，惟不可必得志者，寿耳。”特殊的经历、自负的性格和无限的欲望，都导致他对求仙的兴趣超出了常人。
1。身体状况、复杂经历的缘故。
对于秦始皇的身体状况，尉缭有一段描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有学者认为：“这里所说的‘蜂准、挚鸟膺，豺声’都是生理的缺陷，特别是‘挚鸟鹰’，即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病的一种特征。‘蜂准’应该是马鞍鼻，‘豺声’表明有气管炎。”可见，秦始皇从少年时起就受到多种疾病的困扰，身体素质极差。登上王位后，为了实现统一大业，他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统一天下后，又骄奢淫逸，纵欲无度，使多病的身体过早地衰落下来。可以说，由于疾病缠身和无节制地消耗，秦始皇的身体非常虚弱，使他不得不经常面对和思考生死问题，力图寻求摆脱死亡威胁的途径，这也是他长期迷恋和相信神仙学说的基础。
秦始皇13岁登上王位，面对的却是大权旁落的局面。丞相“仲父”吕不韦把持朝政，生母又与假宦官私通，秦始皇与他们有着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矛盾。经过激烈斗争，铲除了吕不韦、假宦官的势力，才把政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但他仍然面对六国残余势力和敌对势力的暗杀活动。荆轲刺秦王、张良博浪锥击，逢盗兰池……面对政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行为，更激起了秦始皇的好胜之心，坚定了他一定要找到一种生长不死办法的思想，而求仙活动恰恰迎合了这一心理，自然使他紧抓不放。
2。私欲的无限膨胀。
为了夺取天下，统一六国，早年的秦始皇积极进取，礼贤下士，办事谨慎，生活节制。为笼络尉缭，他“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对国家大事，都要亲自过问，亲自决断。统一中国后，由于陶醉于战争的胜利、统一的成功、至高无上的皇权和臣僚们的歌功颂德，秦始皇开始忘乎所以，贪婪暴虐的本性逐渐显露，无限的私欲恶性膨胀。在咸阳，他大兴土木，模仿建造六国的宫殿，“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由于享乐的欲望越来越强，又开始嫌“先王之宫廷小”，动手兴建富丽堂皇、规模空前的巨型宫殿——阿房宫。方士劝诫他：“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他竟：“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在尽情享受华宫美女之乐的同时，又带着豪华的仪仗队及庞大的车队到全国不断巡察，游山玩水，寻欢作乐。在政治上称皇帝、建郡县、击匈奴、徙民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真是“自古莫及己”。就在他的欲望不断得到满足，荣华富贵无人能敌之时，身体也在不断衰弱，死亡日渐逼近。对欲壑难填的秦始皇来说，只有成仙才能长生，才能保住自己所享有的一切，才能使自己的欲望无限度地伸张。所以，他对求仙活动也就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
3。个性的自负。
特殊的经历和至高无上的地位，造就了秦始皇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的性格。“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他贪图权势，对待他人“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统一后更加忘乎所以，惟我独尊，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诸生因批评秦的政策而遭焚书之祸；李斯勿攻匈奴的建议被他拒绝，长子扶苏因对坑儒有不同意见，被发配到边疆监军。这样的性格，自然使他对任何人都心存疑虑，不放心把政事交给别人处理，只好“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更不甘心死后把政权交给别人，对他来说，最佳的选择只能是得道成仙、永生不死了。
在求仙的过程中，秦始皇的思想始终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尽管他听信方士之言，求神仙、炼不死之药，但事实却一次又一次令人失望，于是大规模营造骊山墓，希望把生前骄奢淫逸的帝王生活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