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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二：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确定（上半部）
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确定——对中国当代文学诸现象的思考和解读（上半部）
如果你在网上有缘读到绿城一剑的长篇小说《从赤手空拳到亿万富豪（修改版）》的前半部，是否会提出一些非常严肃的创作问题：作者描写现实社会和人生意义的基本出发点是什么？作品在表现主题思想上的根本立场是什么？本文将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学诸现象的思考和解读，来充分阐述作者本人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些基本认识和想法。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除去为改善生存境况而付出的精力和时间，每个人还有乐意为之的某些生活情趣：你或许最大的心愿是走遍全世界，而他一生的愿望可能只是尝遍天下美食。而我呢？说不准会非常渴望在晃晃悠悠的捕捞船边垂钓上来一条最大的海鱼。在人生岁月的流逝中，我时常考问自己：如果生活可以让我的心境就此平静下来，我又能创作出一部有着怎样的故事情节和人生阅历的长篇小说呢？二十五年来，我一直都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故少年时代的文学梦想依旧萦绕在心头。
说到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具体问题，又将围绕着“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确定”这样的命题来充分展开，这似乎已经涉及了一个文字专业性很强的范畴。不过，从创作思想的根源来说，有些思考方式并非你想象中的那么艰深难懂。
在蓝色的地球上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每当人们遥望着夜色中布满繁星的苍穹，总会情不自禁地问：人类究竟从哪里来？又将要到何方去？现代自然科学家们正在孜孜以求地探索着人类生命起源的奥秘。
从无从考究的年代开始，人类就开始了不断地繁衍和进化，在这得以持续的过程中出现了“社会”，从而带来了“人类与社会”的基本问题：一个人的本性是什么？而一个人的一生又意味着什么？由每一个人用生命方式参与架构而成的社会又有着怎样矛盾统一的自然法则？由此，衍生出为了人类社会延续和客观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其错综复杂的程度甚至到了缠绕不清的地步，令人晕头转向。我们把这些百思不得其解的基本问题，统统都归纳于人类哲学思想的范畴。
众所周知，从甲骨文到现代汉语，我们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在中国古代文化的长河里，许多充满人类智慧的哲理大多散见于诸子百家的著作之中。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诸如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流派。他们把社会、人生等问题置于宇宙发展演变的历史长河当中加以解释并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从而提出了各种思想学说。换句简明扼要的话说，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大多寓于可读性和文学性都很强的文章当中，如《论语》、《道德经》等这类古籍。
那么，什么是文学呢？有人以为，文学即人类社会学，从中体现出了人的本性和与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当我们把一个人在生存境况中的阅历和经验、以及在社会中与他人交往的心境和情景用某种特殊约定的文字方式记录下来，似可称之为“文学”。那么，文学最根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说白了，那就是给自己和时人带来某种人生的启迪和理智。而更重要的是，文学将会在社会历史上给后代留下某个时代里人类情感和思想的足迹，进而帮助人们思考和解读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于是乎，当我们从“文学的院子”里踌躇满志地走出来的时候，却不得不又返回到人类哲学基本问题的层面上：我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而活着？执拗地要到哪里去呢？
在现代社会中，有人认为要成为一位优秀的小说作家，首先他应该是一位对事物具有非凡洞察力和豁达睿智的思想家。这话谁说的已无从考证，但似不无道理。我在构思这部长篇小说的日子里，耐不住把中国的“四大名著”从书柜里找出来搁在电脑桌旁，实践着“温故而知新”的教诲，竭尽全力从中寻找和捕捉着自己的文学创作灵感。于是，便将这“四大名著”从作者经历到成书的历史背景、从内容到形式皆统统拿来横竖比较了一番，方才弄清楚：《三国演义》讲得是“伪造史实”，有“历史是一个可以任人随意打份的小姑娘”之嫌；《西游记》说得是“南柯一梦”，只有经历了人世间的“九九八十一难”，方能在天堂里终成正果；《水浒》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叛逆之作，反贪官那也是“造反”，故世人留有“少不读《水浒》”之忠言训示；至于“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红楼梦》，那是世事变幻、命运多蹇的真实写照，而不幸之中的万幸是它在那个时代里终以手抄本的形式得以流传了下来。一番感慨之后，便将这“四大名著”逐本叠放在一起，高不足盈尺。纵观中国小说史上屈指可数的这几部鸿篇巨著，又应该给当代中国作家们带来一种怎样的“头脑风暴”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有理由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时至今日，我们在现实社会中的主流文学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呢？
提及近现代文学似乎都远了一些，让我们还是从当代文学说起吧。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胡风冤案”，历史资料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某知名人士在写给胡风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到，（大意是）“近来原想写点什么，但读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我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正是我们建国后大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决定了在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上必须要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宗旨，这是合乎那个时代的大势所趋。某知名人士本身就是从民国时代过来的旧知识分子，恐怕真是想提笔写些什么，也将会是力不从心，焉能写得出合乎于时代潮流的作品？这一时期，出现了《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暴风骤雨》等长篇小说。这之后，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历史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一卷终于艰难问世。此书的作者当时仍然戴着“大右派”的高帽，该作品也是在特许情形下出版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我刚上小学。而在那个时期，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对我来说，那是两本页数很厚的书。由此，我知道了“浩然”这个名字，还知道了这世上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职业，就叫“专业作家”。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话剧《于无声处》的公演，豁然拉开了“伤痕文学”的序幕。“伤痕文学”在后来虽然被台湾作家李傲戏言为“哭哭啼啼的文学”，但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却有着意义非凡的现实性，由此才真正开始实现了中国文学客观评价现代社会行为方式的这一功能。这期间，似乎有一位值得提起的作家。以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而一举成名的蒋子龙，虽然不是“伤痕文学”群中的作家，但他在八十年代初创作的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是一部在塑造主角人物形象上首次得以突破小说创作禁区的作品。故事内容中的主要人物刘思佳，是一位工厂里的青年司机。小说把他描写成一个虽有理想却也算是个所谓“问题青年”的人物，最终在别人帮助下如何改变思想了。就这么一个看似很平常而符合现实生活逻辑的小说作品，对建国后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塑造主角人物的标准必须是“高、大、全”的形象来说，却已经是史无前例的“破天荒”了。以现在的眼光回过头去看，当年在文艺创作上的“紧箍咒”绝对不是一般的束缚力，让人至今仍然弄不明白唐僧同志念的究竟是什么咒语。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是“知青文学”的繁荣时期。这时给我留下印象的是梁晓声。虽然他的文学作品尚存一些“*”式的说教遗风，但我个人还是颇为欣赏这样一位有些个性的作家。此后，主流文学终于回天无术，露出了衰落的先兆。
进入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日益加快的步伐，在迎来市场经济时代的同时，代表着主流文学阵地的那些文学期刊和杂志，多数皆因发行量的锐减和生存环境的每况愈下而难以维持下去。于是乎，用来专门制造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及其作家群的这套陈旧机器设备由于缺乏内在动力而不得不停工待修，更不用提及继续扩大“招工”的事情了。可面临的问题仍然很严峻：那些无事可干的成名作家们似乎谁都不太关心去找修理工来维修的事情。反正公家的机器设备出问题是毫无疑问了，而作家们就是不用干活薪水依旧照领不误。于是乎，哪里还顾得上以“歌颂至上”的主流文学作品是否还有问世的数量和质量，大家竟在主流文学阵地上凑堆儿，快乐无比地玩起了“谁跳得最高”的游戏，竟猜着单位年终“先进工作者”的排名，悠然地消磨着人生时光。与之同时，中国文学市场造成的供给空白，让台湾琼瑶的言情小说和香港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有如龙卷风般地抢滩登陆，其作品竟在数年之内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整个大陆。以至到了二十一世纪之时，那些属于国产名牌的作家们如今冲进网络里一瞅，一个个都傻冒了：仿佛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开”，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早已在国内遍地开花和结出硕果。岂先不论网上那些作品是否能入高僧们的“法眼”，但琼瑶奶奶和金庸爷爷皆是“桃李满天下”已成不争的客观事实，其门下众多信徒和弟子一个个练就了“花前月下”的侠士武功。如今瞧着他们在网络天地上纵横捭阖的那番架势，似足以群殴天下所有的英雄好汉。试问，这究竟是谁之错？这时候，连唐僧同志也不得不承认那都是别人培养出来的通俗文学，于是，懊恨起自己为什么老是在“取经的路上”把“拔根毛就可以吹出一群小猴子”的孙大圣又赶回花果山去了。
说起来，我倒真没想到那些“正宗”的国产作家们多年来连自己的信徒和弟子都没有一个（注：这里意指文学爱好者的模仿和跟进），竟然没有谁的头上冒冷汗的。一打听，方才知道，时之今日，还有硕果仅存的几家大型文学期刊靠着拉来的企业赞助过着苟且残喘的日子。虽然在皇城脚下钦定的这块文化地盘实在是小得可怜兮兮，但这块盐碱地尽管长不出一根青苗却也有足够的空间起一栋高入云霄的文学寺院。于是，那些往昔成名的作家们仍然神气活现地挂出以设置文学奖的名义而死扛着主流文学的金字牌匾，以钦定的资格来把握着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的皇家玉玺，在这自家院子里的一亩三分地上设置了“文学殿堂”，依旧一年一度地制造中国作家和生产获奖作品，尽情地描绘着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灿烂和辉煌。
揭开事物的表象，让我们看清问题本质之所在。近二十多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