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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只能干瞪眼，羡慕得不得了，恨得咬牙切齿。她们后来才知道北京有个政协委员叫张惟英，曾经为民请命，要求限制外来素质低的民工进入北京市，她们这时萌生了要选举张委员当北京市长、当国家主席的强烈愿望。
北京是北京人的北京，北京的垃圾就应该是北京郊区人的垃圾。
垃圾场渐渐失守的郊区农村垃圾妇女们痛定思痛，开始调整战略策略，开始利用郊区农民的身份，把眼光放到了垃圾源上。
她们进城了。
进城捡垃圾也不那么容易，特别是在离举办奥运会越来越近的北京市，大家都在“建设新北京”的口号下掩藏垃圾。警察和便衣更是禁止垃圾佬们在垃圾箱里翻找值钱货。而且最近有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在积极开动脑筋，想找出制定禁乞区的理论根据。
像今天这样的机会，对于三位郊区垃圾妇女来说，可谓可遇不可求。当她们三位胆战心惊地潜到外交部街31号后，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垃圾车显然来过，但只是放下了垃圾翻斗，等垃圾装上后，改天再来拖走翻斗。眼前，四个垃圾翻斗安然无恙地停在院子里面的墙边。垃圾已经装上了垃圾翻斗，只等垃圾车过来运送出城。
好险，好险，三人心里都暗暗感叹，一旦运到郊区垃圾处理场，就是那些眼明脚快又吃苦耐劳的农村小孩子的了。
这时天已经全黑下来，三人观察了不到半分钟，然后身体敏捷地分别扑向三个垃圾翻斗车，先是头和手伸进去，然后肚子爬上去，之后是屁股翘起来，再后来，只剩两只脚露在垃圾翻斗的外面。
“我的妈呀！”一声尖锐的喊叫从中间的垃圾翻斗里呼啸而出，冲进北京城上空寒冷的夜空中。
三位郊区的垃圾妇女像正躲在垃圾箱里偷食的老鼠，随着惊恐的喊叫声闪电般地跳出了垃圾箱。
“有警察……”中间那位妇女面如死灰，浑身哆嗦地说。
另外两位也浑身筛糠似地哆嗦起来，眼睛惊恐地四处搜索。“在、在哪里？”
中间那位伸出哆哆嗦嗦的手，指向刚才自己捡垃圾的那个垃圾翻斗。
另外两位疑惑地看看那个垃圾翻斗，又看看死灰般脸色的妇女。那妇女浑身更加抖个不停，连说话的声音也生出了奇异的颤音。
“警察、警察在那个垃圾堆里……”
二
110巡警和东城区公安分局的值班警官几乎是同时到达的。他们一看见眼前的情景都几乎同时预感到，此案很棘手。
作为一个大城市，每天都会有凶杀案发生过、正在发生或者在酝酿策划之中，至于无名尸体就更加不用说了。北京地区的流动人口超过350万，其中有8万人靠北京人的垃圾生活，每年冬天，有五十万民工拥挤在不但没有任何取暖设备而且风雪无阻的破工棚里，另外还有一百万的民工的住处没有足够的取暖设备，北京的冬天成为流浪在外的农村民工的第一杀手。
每年冬天，各公安分局的停尸间都会进出不少无名的尸体。公安的同志一开始也很不适应，有些甚至需要求助于心理医生，但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更何况就算在生活水平比中国高十几倍的西方，严寒的冬天也寒杀过穷困的老人和流浪汉。在西方，这些都是要公布上报纸的，就算是在中国的南方城市香港，每次寒潮来临时，两大新闻台也会每天统计有多少老人冻死，有多少人因为寒潮而得了重感冒。但在新中国此类消息是作为国家机密的，不适合上报纸。作者在北京图书馆搜索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通讯社的过往报道新闻，结果发现，从1949年到今天，香港因为寒潮来袭而冻死的人超过一千四百人，而中国大陆一个都没有。这是闲话，放下不表。
当然大城市的警察最感头痛的还是如何区别对待从城市各个角落里冒出来的尸体。有些尸体没有任何意义，卷起来烧掉就可以了，而有些尸体却可能隐藏着巨大的秘密，甚至包含着巨大的危机，稍微处理不慎就有可能引火上身。如何区别对待尸体的问题完全是一个超出了警察业务的政治问题。有些尸体就像真的尸体，无足轻重，有些尸体却可能引发高层地震甚至社会动荡。有的尸体被发现后，家属带回去，烧两捆纸钱，埋了拉倒；有的尸体却仿佛是什么胜利的旗帜，被人抬着游行示威，有些则被人抬出来压活人。这也是闲话，放下不表。
当天，警察赶到后，围绕着从外交部街31号垃圾翻斗车里抬出的尸体，表情都异常严肃。
尸体穿着武装警察的仪仗队制服，金黄的绶带在现场强光灯下闪闪发出金光。尸体大概有一米七六的长度，脸上虽然被垃圾和血迹弄得模糊一片，但从下巴和鼻子的棱角可以看出，死者生前很英俊，长了一幅天安门仪仗队的共和国国像。
现场被封锁后不久，市公安局刑警队领导亲自来到现场，指挥进行取证研究现场的工作，由于要清查所有的垃圾翻斗车，所以总共花了一个多小时，这期间，先是武装警察北京仪仗队的领导赶到现场，确认尸体后，又继续向上汇报。
接下来，又有两个和死者有关的单位的人员匆匆过来，之后是认为死者的死可能和他们单位有关的领导们也纷纷赶过来。
最后到达的是国家安全部侦查局的侦查处长魏建国。这件案子之所以在尸体发现后短短两个小时就惊动了国家安全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死者的身份最为重要，这些精挑细选的武装战士都是共和国的卫士，也是共和国的门面，为了不出意外，不被人利用，他们的生活圈子非常窄小，而且还被多方监视，在这种情况下被人杀害后抛尸就尤其让人震惊；其次，凶手竟然把尸体抛在东城区外交部街，这里办公的单位大多和外事单位有关，可以说是东城区的重要位置……诸多原因让得到眼线通报的国家安全部反间侦查局局长沙伟不敢掉以轻心，当即派自己最得力的侦查处长魏建国前往。
魏建国在国家安全部侦查局工作可以说是浪费人才，因为这位可以让“死人开口”的侦查处长在国家安全部业务范围内见到的尸体总共不超过二十具，大多还是逮捕后死在监禁中的。这让他有段时间闹情绪，想调往公安部门工作。他羡慕那边的警察，如果够幸运的话，一天就能见到两三具尸体。而魏建国喜欢尸体，喜欢同尸体“对话”，喜欢找出尸体们在活着的时候没有讲出来，或者没有时间讲出来的，又或者不敢讲出来的秘密！
但威严的秃顶局长沙伟严肃地批评了他。当时局长只说了寥寥几句话，其中有一句说：我们这里是很少见到尸体，但一旦见到尸体，那就是大事，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关系到民族前途的大事。
赶到现场的魏建国站在现场射灯背后的阴影里，静静观察眼前手忙脚乱的一大群人。根据灯光的转换，他在观察的过程中，换了两个位置。他开动了每一个大脑细胞，他要在其它人没有开始思考之前就得出结论，因为他很久没有接触过死人，还因为他太想和眼前的死人“交谈”了。对于他来说，活人都会保守秘密，或者他们会撒谎，然而死人却会告诉他秘密，他们不会开口撒谎。
他是一个工作狂，一个破案狂，他利用国家安全部的设备和资讯，掌握了世界上最先经的破案取证手段。
由于赶到现场的单位实在太多，包括最后赶来的中央警备局的共有六七个单位，而每个单位都是神秘兮兮，都是得罪不起的，所以到十二点现场处理完毕后，大家都在北京市政法委领导的带领下进入到附近一个电影院的礼堂里。
“诸位都能够代表各自的单位，我希望大家转达我们对各单位的谢意。但我们刚刚请示上面，他们的意见很明确，这只是一起普通的谋杀案，希望能够放手让公安部门做他们的工作。”
“这不是一起普通的谋杀案！”中央警备局的来人打断北京市领导的话大声说，“死者是守卫在毛主席身旁的共和国卫士。这不是一起简单的谋杀！”
北京政法委领导没有吭声。
“死者的活动圈子完全限定死了，死者昨天还在上班，晚上没有回宿舍……”天安门武警中队的领导陈述道。
“死者是个优秀的武警战士，认真负责，除了军营生活，平时和外界交往非常之少，少到可以说没有。”
“……”
“这些情况对破案很重要，但不是我们现在需要拿出来细细研究的。我刚才说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案子，我想由我们地方公安处理就可以了，到现在为止，在座的各位并不比我们知道得更多，对不对？”北京市领导不以为然地说。
看到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北京市领导加重语气补充道：“除非在场的任何一方拥有我们地方公安无法掌握的材料，拥有我们公安部门没有的资源，否则，现在开始，各位都立即退出此案。如果哪位的单位有异议，请通过北京政法委表达意见。”
会场上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北京市政法委领导满意地看看大家，站起来准备宣布会议结束。这时，最后一排传来了一个声音：“且慢！我们必须介入。”
大家都把头转过去，那里站着魏建国，他刚刚和局长通过话，正把手机向口袋里放。他沉着地看看大家，开始陈述他的推测，当然谁都不认为那是推测，他们以为这位神秘的国家安全部侦查处长知道些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死者穿戴整齐，显然是刚刚下班后不久就出事了。可以判断出，死者就死在天安门广场附近，鉴于天安门的神圣之处，我想没有人还认为这个案子只是普通的凶杀案。”
“啊？你怎么肯定他死在天安门广场附近。”
“很简单，”魏建国接着说，“死者穿戴的是执行任务的仪仗队制服，按照规定，这身制服是不能穿到外面的，一下班，首先要走回驻地，换下衣服才可以外出。死者在毛主席纪念堂工作，他们的驻地在天安门对面的劳动文化宫附近。这就是说死者是昨天晚上下班后在这段路长上被杀的。从死者后脑的伤口看，死者是被一根坚硬的铁棍之类的东西从后脑呈四十五度角直插进去，从嘴部露出，可见凶器是比较长的。大家再看看死者的高度就不难得出结论，要就是他被刺时是弯着腰的，要就是凶手超过一米九的个头。死者面部表情仍然残留着死前的惊恐，但身上却无搏斗的痕迹，说明死者是看到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尚未回过神来，就被人在后面给了致命的一击，可以肯定这一击并不是让他惊恐的原因，但却让那惊恐凝固在了他的脸上。那么死者看到了什么恐惧事件？我想天安门广场上绝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一名优秀的武警战士吓成这个样子。所以，我断定，凶杀不可能发生在死者从毛主席纪念堂走向劳动文化宫武警官兵驻地的路上。根据刚才驻地领导所说，这位姓王的武警战士下班后没有回宿舍，晚上也没有回去，今天也没有回去上班。这么说，他既不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被杀，又不是在宿舍被杀，那么案发第一现场就只能是一个地方！”
“啊，你的意思……”大家一片惊愕。
“他是死在毛主席纪念堂里！”
“不可能，那里闭馆了。”
“闭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