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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这是真理。龙应台女士毕竟是一
个敢发言、敢批评的人。是的，文化批评像作文，不只要问谁写得好，还有，
谁“写得真”、“写得善”！
新加坡人的心事——徐宗懋龙应台女士的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转载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引起读者的强烈责难，龙女士很奇怪为什么
读者的基调相当一致。
她觉得这种现象有两种解释：一是新加坡人确实比较满意于现状，乐
意接受由权威政府领导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权威的笼罩下，不同基调的声
音不敢冒出。其实，新加坡报刊不论英文或华文，常会将国外刊物对新加坡
的批评转载，并接着刊登国内读者来信的反驳。编辑负责人心里很清楚，在
一个做出批评通常需要小心翼翼的国度，他们敢刊出这些国外批评文章，是
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激起新加坡人的愤怒远超过共鸣。
如果有一篇国外批评真正能点中许多新加坡人内心的深处，能激起广
泛的共鸣，甚至产生某种颠覆效果，那样的文章他们通常不会刊出来，但会
在内部流传，或者私下拿一份影印给你，然后赞美说：“这篇文章写得真好！”
编辑们对于真正能说中新加坡人心事的批评其实是挺尊敬的。
所以，我相信龙女士文章激起新加坡读者几乎一致愤怒的反应，是真
实的。如果比较了解新加坡政治和文化操作方式，便会知道，与其说龙女士
的文章激起新加坡人强烈的反应，还不如说她的文章又一次成功地被新加坡
报纸拿来当成绝佳的反面教材，作为凝聚新加坡人一体感的素材。
在某种意义上，不能小看新加坡政府的能耐。你说他们怕批评，可是
每年美国国务院有关新加坡的人权状况报告，他们却敢全文地刊在报纸上，
然后逐条指出其中的错误，其法律上的专业程度常让对方哑口无言。他们敢
这么做，是因为心里很明白，这种人权报告对新加坡内部毫无杀伤力，其外
行程度反而成为可资嘲弄的对象，有助于巩固新加坡政府治理国家的威信。
至于面对西方媒体的挑战，那更是小case，李光耀先生可以轻易挑出其中
基本背景资料的错误，有时候还笑人家连字都拼错。‘最近西方媒体一写到
新加坡，态度谨慎多了，上次一份刊物提到李显龙升官跟他老爸有关系，随
后立刻修正，作出道歉，承认自己“毫无根据”。如果西方媒体都能以同等
的谦虚态度对待其他的非西方国家，这个世界会公平很多。在这一点上，李
光耀很值得尊敬，他有很大的贡献。
新加坡人不批评新加坡吗？当然批评！而且骂起来一样很凶。你到咖
啡店听听那里的政见，的士（计程车）司机对RoadTax 大吐苦水，医疗费用
太高啦！公务员想下海做生意啦！
政治方面，朱为强抱怨当国会议员好像在服兵役，刘程强重振南大精
神，成为当年华校生反对精神的现代象征，至于讲一口漂亮牛津英语的萧添
寿煽动群众的激情演出深深留在人们的脑海中。他称病流亡美国，政府却在
美国雇了私家侦探拍了他和女友在大街溜达的照片。前总统蒂凡那酗酒、非
礼少女的丑闻曝光，电视播报员正经八百地叙述这段黄色经历。佐菲利违反
交通规则被法庭罚款，有人抱着腰笑到肚子痛。。。这一切都很精采，不是
吗？在新加坡从事反对运动很不简单，勇气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条件，最重
要的是反对者的品行几乎要完美无缺，否则没两下子，你偷偷交女朋友的事，
漏了十块钱的税，或电话费没交，或什么时候不小心把别人的捐款放在自己
的口袋里，或者用公家的邮票寄私人信件，这些会被详详细细地揭出来，让
你支支吾吾，脸红了，那时光是面对四方投来的奇异眼光就够受了，还讲什
么政治大道理！你也可以揭露对方的黑幕，但必须要有百分之百的证据，否
则一场毁谤官司下来，可以让你卖掉房子也赔不完。
老天！这时候你才意识到原来你是在跟圣人作对，除非你是另一位圣
人，否则足以心虚得晚上睡不着觉的。
新加坡的成功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是一群优秀无私的领导人才，加上
人民的勤奋努力得来的。两百七十万的人口，三大种族，各有其种族、文化、
风俗的认同。基本的国家认同严重分歧。事实上，过去根本没有这个国家，
哪来的一致的国家认同？最早林有福政府贪污腐化，再多执政几年，新加坡
就彻底完蛋了。人民行动党上台，顶住了局面，但内在的分裂动力仍然很强
大，1964 年的种族暴动令人胆战心惊，新加坡政府发觉自己竟然指挥不动
马来警察，他们另有效忠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缺乏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
做出一些限制，这个国家还能存在吗？是的，他们有理由这么傲，但犯了一
个错误，就是以切断华人语文文化的根来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新意识。这整整
伤害了一代人的感情，到今天伤痕还是这么深，以致还有这么多人仍怀着受
委屈的恨意。这是新加坡社会真正的伤痕，也就是各族曾被迫放弃自己一部
分的灵魂，以共创新国家的新意识，这种以政治力量强制达成的转变带来莫
大的心灵挣扎和痛苦。
这是新加坡政府过去最可议之处，因为一旦砍掉文化的根，这个社会
便失去了它的精神灵魂，那时乌节路的百货公司、淡滨尼的新型组屋、莱佛
士酒店的重修，甚至圣陶沙岛上的山下奉文投降的蜡像馆都只是空空洞洞的
躯壳而已。没有文化的连系，你如何跟下一代说明什么叫做日军的“大检证”，
他们摊开双手，说这事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60 年代建设“勇猛刚强的社
会”满怀壮志的口号还有谁记得？一个无法透过语文文化连系认识自己过去
的新加坡新生代，如何规划未来抱负？如果新生代对未来没有抱负理想，新
加坡的希望在哪里？事实上，李光耀先生现在已很清楚问题所在，对以前过
激的作法也有悔意。现在政府正以最大的努力弥补过去的错误，各族人民都
被鼓励寻回自己文化的根，大大方方跟自己的文化母国来往，也只有这么做，
新加坡社会的灵魂才有真实的内涵，否则根本上是空的。
这一部分是新加坡真正的生死挣扎，西方媒体从来没有真正懂得过，
也未曾费心思地去领会过。他们对新加坡的批评往往是管制过严，缺乏这个
自由那个自由，讽刺的是，批评的内容往往是新加坡政府使大部分人受益，
使这个新生国家免于分崩离析的有效手段。批评的内容恰巧是这个国家能获
致稳定繁荣的方式，也是选民投票请行动党继续执政的原因，所以新加坡政
府当然乐得拿出来公开一条条地批驳，暴露对方的外行以提高本身负责任的
威信。
李光耀说，如果把两百万美国人摆在新加坡，像在美国一样地行事，
那肯定撑不过六个月，他们里外都会打起来。西方媒体一方面低估了新加坡
社会顽强的斗志，另一方面又高估了新加坡。这个国家历史太短，明年才满
三十年，有它根本的脆弱性，还需要一定时间培养一体感。如果这一刻把西
方的民主制度套上去，一年内这个国家就足以被撕得粉碎。这一部分应该体
会到人家的难处，不要老把本身发展上百年的成熟体制当成理所当然之事。
至于生活层面是不是管得太严？新加坡社会本身会做出调整，吴作栋
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李光耀的已经很不一样了。目前的制度仍然具有十分健全
的反馈作用；调整也相当灵活。当然，报章还是会继续搜集国外批评新加坡
的文章，看到有渗透力的东西当成内部流传的参考文件，至于那些明显激怒
新加坡人的东西则尽快刊出来，作为绝佳的反面材料，那正是激励新加坡国
民意识不可或缺的手段。
（原载台北《中国时报》）水至清则无鱼——看龙应台在新加坡点火—
—刘绍铭旧闻新钞：“10 月中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了旅居德国的台湾作
家龙应台的一篇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轩然大波。一些新
加坡人纷纷投函当地报章批评龙应台，这些文章中完全没有支持她的论点。
龙的文章似乎触到新加坡人敏感神经，引起强烈的反应。”（《亚洲周刊》，11
月6 日）当年曾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惊动台湾朝野的“女
斗士”，这回又在新加坡点起“野火”。原来《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矛头，
指着到访德国的新加坡外交部长贾古玛，说他发言时不应处处以亚洲代言人
自居。
为什么她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因为，“即使给她再高的经济成长、
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愿放弃她一点点个人的自由与尊
严”。
爱国的新加坡公民看了龙文后，大动肝火，意中事耳。这块原是英国
殖民的土地，三十多年来因华人栉风沐雨的经营，今天赢得亚洲公园之誉，
殊非侥幸。身为黄种人，龙博士在人家意气风发之时却泼冷水，实在煞风景。
同期的《亚洲周刊》有龙应台专访，她答客问中，有这么关键性的几
句：“新加坡试图和强势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
不了自省，开拓者更不可缺兼容并蓄的大胸怀。民族情绪，爱国激情，没什
么用的！”看来龙应台质疑的，不是贾古玛说的话，而是他摆出的泛地区主
义的姿态。她认为他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理直气壮地教训欧洲人”，但不
应以亚洲代言人自居。所谓泛地区主义，是以地域和肤色把人类行为模式、
价值系统和道德观念“一把抓”，套圈圈。
把地球各族类，以洲名框之，当然笼统得以偏概全。单说欧洲人吧，
东、南、西、北欧诸国，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均不可同日而
语，但这种界定，积习难改，虽然不科学，非洲人、亚洲人、美洲人、澳洲
人等泛地域的称谓，看样子会因利乘便地沿用下去。经济大国的日本，或者
不与亚洲认同，但在外人看来，还是亚洲国家的一员。
龙应台若因贾古玛以亚洲代言人自居而非议其身，实有点矫枉过正，
但她言论的重点，似不在正名，而是价值系统的取舍。新加坡国泰民安、丰
衣足食，近来更积极部署，放开基金管理，以期在1997 年后一举取代香港，
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如果人生目标，只为增加银行存款数字，那么狮城
前景，金光万丈。
好个女斗士，她偏不吃这一套。再引前言，即便给她“再高的经济成
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愿放弃”她“一点点个人
的自由与尊严”。
这无可避免地涉及快乐和幸福的定义。狮城内阁资政李光耀，说话一
向不含糊。他历来的信念是，为了保证新加坡社会的安定繁荣，群体的利益，
绝对应该放在个人的权利上。本此，不但贩毒吸毒杀无赦，就连会女朋友前
辟除口臭的恩物口香糖，也成禁品。青少年扰乱治安或损毁公器，打屁股。
这种措施，是否过分了点？是非标准是相对的。如果要我在“文革”
时的中国与今天的新加坡作一取舍，当然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