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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林子轩派人到《大陆报》秘密询问广播的事情，他也向道格拉斯希拉了解广播在美国的发展情况。
1906年12月25日，范斯顿的马萨诸塞州实验电台首次广播，从广播工程技术标准上看，广播从此诞生了。
1920年8月31日，美国底特律8M实验台广播了密执安州长初步获胜的新闻。
1920年10月27日，美国匹兹堡KDKA电台正式成立，它是具有合法经营权的第一家电台，它的播音标志着广播事业的正式诞生。
至于收音机，分为两种，一种是矿石收音机，一种是电子管收音机。
矿石收音机是指用天线、地线以及基本调谐回路和矿石做检波器而组成的没有放大电路的无源收音机，它是最简单的无线电接收装置。
这种收音机不用电源，容易制作，终身可用。
只要有材料，道格拉斯希拉自己就能制作。
林子轩听得惊讶不已，他记得后世大学里理科的社会实践里就有制作收音机的项目，不过那是用准备好的零部件进行组装。
他没想到这个时代的收音机如此的简单。
然而，这么简单的收音机价格可不便宜，美国产矿石收音机价格在三十块大洋左右，而电子管收音机更是高达上百块大洋。
林子轩觉得光是卖收音机就是一个好买卖。
不过这是属于洋行的业务，他没有进货的门路。
他看重的还是广播的宣传作用，广播的出现把消息传播的方式从静态一下子变为动态，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发明。
可以想见，随着广播的发展，留声机会遇到强劲的竞争对手，也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第九十九章来自童年的情结
消息很快传了过来，这件事并不是什么秘密。
在上海的公共租界，有一批国外的无线电爱好者，他们在南京路50号的新孚洋行里组织成立了上海国际无线电学会，来研究和探讨无线电技术。
别看名字起的那么高大上，其实就是一个业余组织。
这也是无线电研究的一个特征，因为技术门槛不高，业余研究团体蓬勃发展。
无线电这个词汇最早传入中国是在1897年5月2日，《时务报》第25册刊出译文《无线电报》。
1920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在科学板块系统的介绍了无线电广播和电台，以及如何用收音机来收听国外的电台。
民国时期，在中国就能收听到国外的电台，这和广播的传播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人奥斯邦就是上海国际无线电学会的一员，他同时还是美国东方无线电公司在上海的推销员，负责销售无线电产品。
然而，在中国这个对无线电产品几乎不了解的国度推销无线电产品无疑是一份辛苦的工作，他的客户大多都是租界里的外国人。
奥斯邦很不甘心，想要做出一番事业来。
在上海，他发现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上流社会，对娱乐活动极为热衷。
比如看戏、看电影、听音乐等等。
他是卖无线电产品的，不是开电影公司的，也不是开唱片公司的，想要把手里的产品卖出去，就要投其所好。
他想到了无线电广播这种新兴事物，就打算在上海建立一家无线电台。
这个想法得到了上海国际无线电学会里其他外国人的支持，当然是言语和技术上的支持，而不是资金上的支持。
他们不傻，这种实验性质的电台在中国还是首例。
谁也不知道有没有发展前途，在中国能不能被接受，又如何盈利，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或许过几个月就会停播，那投资不是打水漂了。
他们鼓动奥斯邦去拉投资，自己却不愿意出钱。
奥斯邦为了自己的生意，倒真是豁出去了，他没有找美国人，而是瞄上了中国人，因为美国人懂得电台广播是什么玩意，不容易糊弄。
而中国人不知道，只要把生意的前景描绘的美好一些，相信应该会有人投钱。
此时，奥斯邦正在四处拉投资，其中有位姓曾的旅日华侨是他的主要目标。
有了资金还不够，还要找到能架设广播天线的地方，这个地方一定要高，广播的范围才会广，最好能和报馆合作，这样就能最快的收到听众的反馈信息。
奥斯邦选择了《大陆报》进行合作。
首先这是美国人办的报纸，容易沟通，其次《大陆报》所在的大来洋行的楼顶正适合架设广播天线。
正在这个时候，另一位中国人找到了奥斯邦，此人就是林子轩。
林子轩在最初的激动过后，开始考虑现实的问题。
开设广播电台不光是购买设备的问题，后期的运营才是重点，先不说设备维护，就是招聘播音员，创建各类广播节目，这都需要持续不断的投资。
前期肯定是赔本的，什么时候能赚钱还不知道。
但作为穿越者，中国的第一个广播电台不能让外国人扬名，一定要掌握在中国人手里。
何况林子轩还有一个童年的情结。
在后世的八十年代，电视还没有普及的时候，收音机成了家家户户必备的娱乐设备，听戏曲，听评书，听儿童节目。
“嗒滴嗒、嗒滴嗒、嗒嘀嗒、嗒、滴，小朋友，小喇叭节目开始广播啦！”
这是多么熟悉的声音，满满的童年记忆。
光是为了把这个节目在民国时期上海的空中传播开来，花点钱是值得的。
这不是钱的事，而是一种情怀。
所以，在得到奥斯邦的住址后，林子轩找了过来。
奥斯邦没想到竟然有人送钱上门，洽谈合作，他倒是知道林子轩，对于美国人来说，谁不去看《乱世佳人》呢，这可是美国一代人的回忆。
因为《乱世佳人》，林子轩在上海的美国人里面知名度颇高。
甚至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总董事费信敦都称赞过林子轩，认为林子轩是美国人的好朋友。
奥斯邦和姓曾的旅日华侨刚刚达成合作意向，还没有签署任何协议，林子轩的突然插入让他意识到这是一个狮子大开口的机会。
于是，在介绍了他的打算后，向林子轩要了15万块的机器设备采购费用。
然而，他没有料到林子轩还带着道格拉斯希拉这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道格拉斯希拉在西方电气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虽然是临时工，却也了解到不少信息。
西方电气公司隶属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1919年和通用电气、西屋电气联合创建了美国无线电公司。
他对无线电广播的事情并不精通，但略知一二。
被拆穿的奥斯邦面不改色，声称这其中包括了东方无线电公司以后提供技术支持的费用。
什么技术支持，不过是上海无线电国际学会那帮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瞎捣鼓罢了。
奥斯邦是个销售员，狡辩是他的拿手好戏。
如果不是事先调查了一番，还有道格拉斯在一旁，林子轩还真的有可能被唬住。
这就是不掌握技术遭遇的困境，他对奥斯邦的感觉很不好，却没有翻脸，只是下定决心，等到电台弄好之后就把此人踢出去。
奥斯邦办广播电台主要是为了销售他的收音机，不像林子轩有什么童年情怀。
作为商人，只要有资金他不在乎来自那里。
于是，林子轩出三万块大洋，和奥斯邦创建了中国无线电公司，并明确规定了机器设备归林子轩所有，奥斯邦提供技术支持。
而且要把架设天线的地点放在法租界，就在《通俗小说周报》的楼顶上。
这是为了以后把广播电台占为己有做准备，在公共租界是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势力范围。
当奥斯邦忙着向东方无线电公司采购机器的时候，在上海新舞台，《日出》开始公演了。
第一百章话剧的专业化之路
对于《日出》这出话剧，洪慎抱有极大的期望，他把《日出》看作是话剧革新的开端。
在邮轮上的时候，他就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还进行了排演，可谓是准备充足。
回到上海，在林子轩的介绍下，他见到了欧阳予仟，这可是话剧界的大前辈。
两人聊的很投机，一起投入到《日出》的排演之中。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曙光就在眼前。
按理说，若是一切顺利，《日出》早就该登上舞台公演了，然而，直到两个多月后才有消息传来，实在让林子轩费解。
《日出》的排演并不困难，洪慎又准备充分，问题出在哪儿？
这主要是因为洪慎对国内剧团的不习惯，按照他的话来说，太不专业了。
首先，就是职务混乱，不能各司其职。
有时候，导演还要干着道具的活，剧团里各种扯皮和推诿，没有规章制度，惩罚不分明，完全还是原来戏班的那一套。
在美国，剧团实行的是导演中心制，导演是一出话剧的核心，剧务和演员都要听导演指挥，而不是反过来。
其次，演员的不专业，无法进行严格的排练。
在排练之前，要举行几次剧本朗诵会，所有演员在一起按照各自的台词，用适当的语调朗诵，这是为了让演员熟悉台词和角色。
在排练过程中，不能不当回事，无精打采，要始终情绪饱满，保持好精神状态。
说实话，民国时期的话剧团，就没有多少专业的，即便是欧阳予仟，也没学过正规的话剧，都是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出来的。
还有布景的问题，国内的舞台布景太过单一和平面，没有立体感。
灯光和舞美，服装和道具……
这些东西没有一样让洪慎满意的，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把《日出》以最完美的状态呈现出来。
就连在上海演出火爆的《雷雨》也被他批判了一番，不是说剧本的问题，而是不够专业。
剧团里的那些演员和剧务刚开始对这位曾在美国百老汇演出过的专业导演很是钦佩，那可是美国的舞台啊，他们恐怕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到美国演出。
但随着洪慎对他们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他们开始不满，甚至是反弹。
我们一直这么演出，观众还是爱看，有什么问题么？
你也太霸道了吧，我就是排练的时候走神了而已。
我们是演员，不是机器，这里是上海，不是纽约。
类似的声音反映到了新舞台的老板那里，也反映到了欧阳予仟那里，甚至有的人直接和洪慎顶撞，大不了不干了，谁怕谁啊！
于是，《日出》的排练陷入了僵局。
欧阳予仟知道洪慎改革话剧的决心，他也支持洪慎，否则话剧就没有出路了，不过他同样觉得洪慎有些过了。
这里是国内，不是美国，国内话剧界的现状决定了改革必然会遇到阻力。
他劝说洪慎要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先从理论入手，让国内的话剧界了解外国剧团的经营模式和演出方式，然后再进行推广。
这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有所收效。
洪慎进行了反思，觉得自己操之过急了，国内话剧界的顽疾不是一时半会可以根除的。
他准备创办一本戏剧杂志，介绍自己在国外学到的知识，还要办一个表演班，教授演员话剧的表演艺术，他还加入了戏剧协社。
戏剧协社成立于1921年，是一个业余的戏剧团体，提倡现实主义的现代话剧。
理清了思路，洪慎在排练的时候不再苛求，而是耐心的辅导，把自己的观念潜移默化的传递给剧团的成员。
如此一来，《日出》排练的进度增快不少，在六月五号终于要公演了。
在这个时期，洪慎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把中国话剧从文明戏转变到现代话剧，也就是话�